淞沪会战是中国全国抗战开始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性战役。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其原因除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将士展现了顽强抵抗的精神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毛泽东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从整个抗日战争来看，淞沪会战是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开端，蒋介石开始走向末路的前奏。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呼吁“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此后一直不断努力。尽管社会上积极响应者众，国民党内也有积极反应的力量，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剿共放在首要位置，直到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才使统一战线开始进入了国共两党的议题。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期间听了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说明后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但后来谈判并不顺利，进展缓慢。
淞沪会战的直接导火索是上海虹口机场事件，中日双方都没有预料到后来那种大打局面的出现。因此随着战事的扩大，日军也不断增兵淞沪战场。蒋介石很快了感觉到日军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于是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华北前线，以牵制日军兵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团结的愿望，同意取消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等先前的苛刻条件，这种条件隐含着“军队国家化”，即最终要将中共武装收编到国军麾下的意图。历经半年多的国共谈判终于出现转机。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因此，正是淞沪会战这个突发的战事，才促使由中共中央倡导和组织的抗日统一战线排除了最大的障碍，终于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体现就是形成了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随着形势的发展，正面战场丢失的国土越来越多，敌后战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越来越多。
就在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后第三天，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史称“平型关大捷”。蒋介石两次发出贺电。一则为“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另一则称：“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1947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是著名史学家曹聚仁先生和著名新闻学家舒宗侨先生在抗战胜利后联手打造的作品，后来史学家评价该书“立论与视野至今仍然无法逾越”。该书于2011年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平型关战斗，可说是抗战中发挥了游击战斗高度技术...造成胜利者系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将军)”。“坂垣师团第一次在中国战场碰到了劲敌。这一次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心，相信利用游击战术，可以制敌于死地！”该书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还有毛泽东谈正面战场作战的内容：“即使和敌人直接正面作战的那些军队，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单纯防御的‘被攻’战略，而应当尽量利用地利来反攻。”(见该书第182页)。
在淞沪会战大溃败之际，上海在1937年11月14日出版了《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该书是多位中外各界人士文章的合集。其中有篇转自美国《民族周刊》，署名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关键》。这篇文章写道：“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不仅比最初增强，而且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主张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着有无限的助力。”
淞沪会战虽然有不少国军将士表现突出，但由于国民党本身的痼疾，当然也有中日两军的装备差距，造成了国军大溃败。从此，国军的元气再没有恢复过了，蒋介石一路走下坡路。虽然在败退的路上一直作了抵抗，迟滞了日军的速度，但“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广州失守，以大半个中国的空间换取1年零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方面付出了百余万人的生命代价，赢得这样的时间和花费这样的代价，中国失去的‘空间’太大了，中国人遭受的灾难太重了。”(《中国国民党史》鹭江出版社 2009 茅家琦 徐梁伯 马振犊 严安林等著 第382页)。国民党政权很快退缩到了中国的西南一隅。大量的沦陷区就成了中共武装的活动地区。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总的趋势还是被中共武装收复的地区越来越多。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光正规军就已经发展到120多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经有近300至400万人，控制着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从8月底到10月，美军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了80万军力，抢占了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和天津在内的大量地区。日伪武装、还有美军在青岛等地登陆，迅速和蒋介石政权结成了反共统一战线。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的说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起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召唤起全国工农兵学商，召唤起海内外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的支持非常令人注目。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南洋华侨的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海外侨胞以巨大的财力支撑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国民党政权是寄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权，建立之初腐败即随之而来。国民党迁都重庆，腐败有了新温室，迅速发酵，势不可挡。
当年海外捐款最多的是南侨总会。总会主席陈嘉庚于1940年3月回国慰问抗战军民。到重庆后，他很快发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军民浴血抗战，后方官僚酒色征逐、夜夜笙歌。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使他决定排除蒋介石的阻挠，前往延安考察。“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所著的《蒋介石传》在述说淞沪会战后的蒋介石历史时，称蒋介石迁都重庆标志着“蒋介石末日的开始”。他写道：
“放弃首都南京后，他在西部的长江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首都。此地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但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这里却是蒋介石末日的开始。广大的地区、众多的人口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
“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后的十年里，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善于动员农民，发挥农民的无穷力量，而蒋介石却视农民为群氓。威胁他们驯服于自己。”
“毛泽东善于诱导农民认清农村现状的实质。毛的人民军队不抓壮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农民收获庄稼。毛泽东还没收土豪的田地，重新分给农民。而国民党正好相反，他们违反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可怕的国有运动。”
“当蒋介石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以四巨头的身份出席开罗首脑会议时，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威望，美国人的援助滚滚而来，资金。武器、医药等各种战备物资运到了蒋介石的后方。但是，大多数物资又流入了黑市，物价开始飞涨，其惊人程度在近代史上只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可与之相比。
“战争结束时，‘蒋委员长’的统治已面临严重危机。”“事实上，1946年内战就爆发了。”
“起初，国民党很快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然而，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攻势。蒋介石方面士气一片沮丧，华盛顿最终对蒋介石政府感到厌烦，不愿再将美元供给这个没有希望的政府。国民党全军崩溃。”(《蒋介石传》 国际文化出版社 第9页--11页)
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上世纪30年代一直居住在中国。当时相信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会被国民党摧毁。1942年他再次来中国，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战略情报局。1943年8月，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深入观察，他直言不讳地写道：“对现政权不存在任何希望”，“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中共），尽管我们支持前者（国民党）”。理由是中共的群众路线赢得了民心。(《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中信出版社 第240页)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方德万、英国知名专栏作家戴维·皮林等，在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撰文指出：“中共的合法性来自它在驱除日本侵略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体现自淞沪会战期间始，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则来自于抗日战争。这就是淞沪会战最重要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