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斯坦丁(1948.02.09 - )，英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失业、结构调整政策、社会保护等。其于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书中提出precariat概念，并将其视为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兴阶级。亦著有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2015)，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2016)等。[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专题导言
新自由主义创造着一种神话：“流动”被赋予“自由与解放”的伟大意涵，“弹性”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财富。但脆弱不安的灵魂似乎只能留给深夜加班后的自己，随时被炒鱿鱼的风险让人在办公室里听话且上进。(后)疫情时代似乎让大家变得更加温顺，不稳定成为一种梦魇，但我们甚至失去愤怒的力量。我们或需要一些理论来理解当下、过去和未来，理解自己，理解生活里无处不在快递、外卖和网约车工作者，当然也为寻找团结和抵抗不稳定的可能性。
一九七〇年代，一群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的经济学家引起了政客的注意。他们所相信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经济模型的核心是：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取决于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应该尽一切努力让竞争与竞争力最大化，并让市场原则渗透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种模型的问题之一是，它认为国家应该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度。换句话说，它建议将风险与工作不安定性，转移给劳工与其家属承担。因此，它创造了全球性的“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让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失去生活稳定性。这群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危险阶级。他们很容易听信恶意的说法，用选票与金钱帮煽动者搭造政治影响力的平台。各种不同状态下的政府，都多多少少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它非常成功，开始变成一个政治怪兽。在怪兽真正苏醒之前，我们得做点什么。
不稳定无产阶级蠢蠢欲动
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以学生与年轻社运人士为主的五千名群众聚集在米兰市中心，进行一场另类的国际劳动节抗议活动。到了二〇〇五年五月一日，他们的人数暴增到超过五万(根据某些人的估计，超过十万)，而他们的“欧洲国际劳动节”(EuroMayDay)也扩散到全欧洲，数十万名年轻人为主的群众在欧陆各地走上街头。他们的示威活动，正是全球性不稳定无产阶级问题浮上台面的第一场风波。
那些在国际劳动节进行正常活动的上一辈工会分子，大概只会对这种新的游行群众感到困惑。这些年轻人想要自由跨国移动、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些和传统的工会诉求几乎毫无关系。工会分子认为劳动条件不稳定的问题，可以用“工党式”(labourist)模型来解决，也就是提供更多长期的稳定工作，以及相关配套福利措施。这招在二十世纪中期非常稳固而有用。但许多年轻示威群众，都已经亲眼看见爸妈那一辈的人过着福特生产线式的劳工生活，整天做着呆板的工作，对工业管理与机器设备乖乖服从。他们虽然还没有找到另一个足够可行的替代方案，却已明确表示不想要工党主义再次复活。
起源于西欧的欧洲国际劳动节，很快地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日本聚集巨大能量。它一开始是一群高知识欧洲人的青年运动，欧盟采用的市场竞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让他们被异化，让他们的生活被工作、灵活度、快速经济成长推着跑。他们原本只关心欧洲，但很快就将视野放宽到全世界，他们发现自己深陷的多重不安定困境，与全球各地的问题都有关系。举例来说，在不稳定无产阶级示威活动中，有很多人是移民。
后来这种示威活动，又扩散到非典型生活模式的工作者身上。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内部向来存在一种创造性的张力(creative tension)，一者是视自己为受害者，因主流体制与政策而遭受损失、被污名化;二者视自己为英雄，团结起来以反叛思维与反叛情绪拒绝既有体制。到了二〇〇八年，欧洲国际劳动节示威的成长，让同一天的传统工会活动逐渐失去光芒。虽然他们可能还引不起大部分民众与政客的注意，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进展。
在此同时，受害者与英雄的双重身份，也造成不稳定无产阶级之间缺乏一致性。因此他们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抗争无法聚焦。他们的敌人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历史上所有巨大运动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奠基于阶级间的对立。由于某一群人剥削或压迫另一群人(或好几群人)，造成后者的利益与前者冲突，因而起身对抗。大多时候抗争的目的，都是争夺当时生产分配系统中的关键资产使用权。但尽管不稳定无产阶级的生活充满波折，他们似乎却不清楚要抢夺的关键资产是什么。他们尊崇的思想家包括形构出“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1998)，以及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尤尔根·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他们的重要读物是麦可·哈德(Michael Hardt)以及安东尼奥·纳格利(Antonio Negri)合写的《帝国》(Empire，2000);他们背后的思想养分是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此外，一九六八年欧美各地社运的的遗绪，还让不稳定无产阶级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1964)连结在一起。
我们常说的不安全感，让这群人想要追求自由。但用简单的方法来看问题绝不可能引发“革命”。他们没有打造出任何政治诉求、任何政治策略，因而无法让怒火产生任何效果。由于缺乏有计划的回应方式，不稳定无产阶级开始寻找象征符号，进行辩证式的内部争论。于是无法化解成员之间既有的紧张关系，只让它继续下去。
欧洲国际劳动节的抗议领袖，都尽量在视觉影像与宣传海报上掩盖群体内部的争执张力。他们有时候会将移民与其他人的共同利益当成宣传重点(例如二〇〇八年米兰欧洲国际劳动节的海报，就刻着migranti e precarie，“移民与不稳定无产阶级”)，有时候则会主打青年与老年人的利益(例如二〇〇六年柏林国际劳动节，就以人道关怀的角度同时列出两者类似的困境)。
2008年米兰欧洲国际劳动节海报。[图源：qualitative-research.net]
但这种自由左派的社会运动，目前还没引发其他人的恐惧甚至是兴趣。即使最热血的行动者也会承认，抗议活动目前为止都比较像是办一场剧(theatre)，而非提出一种威胁(threat)，重点都放在将参与者的个别处境与身分认同，纳入集体共有的不稳定状态之中。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这种公众展演的目的，是为了形塑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例如汉堡的欧洲国际劳动节的一张海报，就将四种不同劳工的面貌用同一个姿势融合起来：一个清洁工、一个医护人员、一个难民或移民，最后一个则是所谓的“创意工作者”(可能就像设计这张海报的人)。他们在街上的显眼地区挂上了一个购物
袋做为代表性的象征，指出当代全球化世界中人们的游牧现象。
2005年汉堡欧洲国际劳动节海报。[图源：h7o.cz]
是的，象征符号很重要。符号可以让彼此陌生的人团结起来，不再是一盘散沙。符号可以型塑阶级、建立认同、孕育共同意识，成为团结精神或兄弟情操(fraternité)的基础。但本书的重点，在于让不稳定无产阶级除了拥有符号，更拥有能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要让目前的不稳定无产阶级，演化为天堂政治的推手，就必须让剧场展演以及代表解放的视觉意象，凝聚为一系列具体诉求，才能让国家社会得以参与，而不只是感到困惑，或者只是被激怒。
欧洲国际劳动节的特征之一，就是嘉年华式的欢乐气氛。游行队伍放送骚莎音乐，海报与演讲充满了嘲讽与幽默感。这些行事风格，有许多与活动背后的松散网络有关。这种网络是由天不怕地不怕，但不具有策略、不会对社会产生威胁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组成。在汉堡的抗议活动中，他们甚至会告诉参与者如何在公车或电影院里逃票。二〇〇六年更出现了一个传说级的事件。当时大约二十个年轻人戴上嘉年华面具，自称为蜘蛛娘(Spider Mum)、爆肌兄(Multifex)、歌剧仙子(Operaistorix)、圣诞格瓦拉(Santa Guevara)，在上午打劫了一家食品超市。他们在购物推车里塞满昂贵的食物与饮料，摆pose自拍，然后直接走出店外，临走前给了收银台的女士一朵花与一张字条，说自己创造了财富，但从未享用过。这整出剧就是电影《替天行盗》(The Edukators)的情节，行动者以现实摹拟艺术(life imitating art)。这群自称罗宾汉(Robin Hood)的人后来一直没有被捕。他们昭告网路说要把抢来的食物分给实习生——也就是他们认为该城市中被剥削最严重的不稳定无产阶级。
他们这类古怪的行径，几乎不是为了要结交新朋友，也不是要影响主流社会，而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许我们正在一个转捩点上，那些对抗居住、劳动、工作、社会保障不稳定性的不稳定无产阶级，与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1959)的叙述很像。每当人们过去的应有权利被剥夺，社会契约被弃之不顾，这些原始的叛军就会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出现。霍布斯邦在书中说，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罗宾汉。在新的阶级出现，利用合理的崭新政治策略维护自己利益之前，罗宾汉通常都备受瞩目。
参与欧洲国际劳动节游行，或其他国家相关活动的人，其实只是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的不稳定无产阶级都活在恐惧与不安全感下，大部分甚至并不认同欧洲国际劳动节。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不是不稳定无产阶级。他们四处流动，无人领导，燃烧着潜在怒火，很容易一下子就变成政治极右派或极左派，被民粹主义者煽动心中的恐惧或仇恨。
不稳定无产阶级一触即发
在一九八九年，意大利佛罗伦斯附近普拉托市(Prato)的人，还几乎全都是意大利人。这个城市几百年来一直都是纺织品与服装的生产重镇。十八万居民中，许多人都与这类产业代代相关。这个托斯卡纳地方(Tuscan)的城市，在政治上延续古老传统，一直是坚定的左派。这时候的普拉托，就像是一个团结而温和的典范社会。
但那一年，该城出现了三十八名中国人。一种由中国移民以及少数相关意大利人开设的新型成衣业，开始在城中现身。这些公司引进越来越多中国劳工，其中很多没有工作签证。居民一开始还能容忍他们，毕竟他们帮助经济成长，而且完全未享有国家福利，因此不会增加公共支出。这些人不跟外界接触，全都聚集在中国工厂附近居住。他们大部分都来自浙江省温州市，一个商业性移民历史悠久的海滨城市。这些中国人先用三个月的旅游签证经由法兰克福进入，在签证过期之后就变成非法劳工，很容易被伤害和剥削。
到了二〇〇八年，该城市的中国公司已经增至四千二百家，中国劳工四万五千名，高达全城人口的五分之一(Dinmore，2010a，b)。根据当地官员统计，这些人每天制造一百万件织品，足以让全世界的人穿二十年。同时，由于中国公司的削价竞争，以及印度与巴格达同业的价格压力，当地的意大利公司开始大量裁员。二〇一〇年他们的劳工只剩二万名，比二〇〇〇年少了一万一千名。这些公司的缩水，让许多劳工失去稳定工作，开始以不稳定的收入维生。
这时候金融危机出现了，它冲击普拉托的方式，与冲击许多欧洲与北美老工业区的方式如出一辙。破产者大幅增加，失业率上升，人民的不满化为恶意。不到几个月，左派政党就被保守排外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夺走政治权力。北方联盟当权之后立刻打击中国公司，在夜间突击取缔厂房和“血汗工厂”，围住中国劳工并将其妖魔化。同时他们的盟友——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也公开表示要打倒非法移民的“邪恶军团”。这种事吓坏了一名中国大使，他连忙逃离罗马，说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的纳粹历史重演。不过有趣的是，他的中国政府似乎并不想把移民接回祖国。
这些问题不完全是因为当地居民排外导致的。中国移民社区的生态也是原因之一。就在普拉托原本的工厂因为竞争压力裁员，意大利劳工被迫以另类收入维生的时候，中国人却开始在原有的社会中建立自己的社会。据说这些外来的中国人，以及移民社区都归中国黑帮管辖，而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尼日利亚、罗马尼亚黑帮，以及黑手党也会来抢地盘。而中国黑帮的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普拉托。他们与中国公司联手投资意大利的基础建设，甚至还提议要花费数十亿欧元，在奇维塔韦基亚港(Civitavecchia)附近设立一个“中国码头”。
就这样，普拉托成为全球化的一个象征，也是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成长为城市带来难题的范例。中国血汗工厂的四处扩散，让意大利各地的普罗劳工失去原本的工作地位，被迫在不安定的工作或失业之间二选一。接下来，移民社区背后那些可疑的势力，让这群来自外地的不稳定无产阶级变成政府当局复仇的目标。普拉托的状况，是全球化浪潮引发的反作用力，而这些状况绝不只在这个城市中发生。
普拉托(Prato)是意大利中部第三大城市，也是意大利的纺织业重镇。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它是数万名中国打工者的目的地。截至2006年底，已有超过一万持合法居留证件的华人生活在普拉托。2013年12月，当地一家华商服装厂发生火灾， 引发社会各界对普拉托华人企业生产安全及华人居住安全问题的热议。在今年席卷意大利的肺炎风暴中，普拉托华人社区由于其远低于其它地区的感染率而再次受到关注。图为一户生活在普拉托“血汗工厂”的华人家庭。[图源：greenqueen]
全球化之子
一九七〇年代末，一群被后人称为“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与“放任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这两个词其实意思并不一样)的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受到鼓舞，发现他们的思想在被冷落几十年之后，终于受到重视。这些学者大部分都相当年轻，心中既没有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恐慌的阴影，也并不执着于二战之后席卷主流社会的社会民主思潮。
这些人讨厌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就是中央集权的政府，会做出各种经济计划与管制。他们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开放，投资、就业、经济收入都会流向条件最好的地方。他们论证指出，除非欧洲国家撤除二战后设立的劳工社会保险以及政府官僚体系，并且“压制”工会势力，否则“去工业化”的问题就会加速(这在当时是一个新概念)，失业率会增高，经济成长会减缓，投资金流会移出，人民会以更快的速度变得贫穷。他们严肃地提出声明，渴望激进的改革方案，希望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以及隆纳·雷根(Ronald Reagan)这样的政治人物掌权，以他们的分析结果施政。
然而，虽然这些人对困境的诊断分析还算是有道理，他们预期的未来变化却相当冷血无情。而且在日后的三十年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那些建立旧系统，让新自由主义者亟欲撤除的社会民主政党，在短暂地质疑他们的分析之后，也纷纷接受了他们的诊断分析以及预期变化。
新自由主义者在一九八〇年代确立的论述之一，就是国家必须增加“劳动市场弹性”(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他们认为劳动市场弹性如果没有增加，工资就会上升，于是企业会将生产与投资迁移到比较便宜的地方，金融资本会转到其他国家，不会继续“留在家里”。所谓的弹性包含许多面向：工资弹性(wage flexibility)表示回应需求的变化，加速调整(尤其是调低)工资;就业弹性(employment flexibility)表示公司可以轻易调整(尤其是调低)雇用人数，无需付出代价，因此就业安全与就业保障将会降低;职务弹性(job flexibility)表示公司可以内部调动员工职位、改变工作结构，并将反对力量与成本降到最低;技能弹性(skill flexibility)则表示组织可以轻松地调整劳工的技能需求。
这些自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口中的弹性，本质上就是系统性地降低受雇者的生活安全。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了留住投资与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于是无论合不合理，每一次的经济挫折，都被说成与市场欠缺弹性，以及劳动市场欠缺“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有关。
随著全球化的发展，政府与企业竞相增加劳动关系弹性，劳动条件不稳定的人口也快速增加。这不仅是科技进步造成的现象而已。弹性劳动越普遍，各种不平等就会越剧烈，工业社会背后的阶级结构将会变成某种更加复杂，但依旧非常阶级划分的东西。我们之后会回头讨论这件事。然而，政府政策以及企业对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回应方式，在全球创造了一股新自由主义者与政治领袖制定政策时都没有想到的浪潮。在富裕国家与新兴国家，沦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民众总共高达数百万人。一个带着过去影子的全新问题出现了。不稳定无产阶级并不属于“劳工阶级”(working class)或者“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面这两种词汇代表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拥有长期稳定、工时固定的工作。工作者拥有已知的升迁管道，可以加入工会，可以集体做出劳资协议，拥有爸妈看得懂的职称，老板是当地雇主，姓名与个性都相当熟悉。
但许多沦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人根本不认识雇主，也不知道雇主之前聘过多少劳工，未来又会聘多少人。这些人也同样不是“中产阶级”，他们没有稳定或者可预期的薪水，或者中产阶级应该拥有的地位或利益。
进入一九九〇年代之后，除了发展中国家之外，其他地方也有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变成发展经济学家与人类学家所谓的“非正式状态”(informal)。不过，这种说法在他们描述自己的时候，不但可能没什么帮助，更无法让他们因此发现彼此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共通性。那么，既然他们不是劳工阶级，不是中产阶级，也不是“非正式状态”，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不稳定的边缘人”(precarious)这个说法，也许会让他们眼睛一亮。也许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或同事就处于这样的状态，过去几年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甚至之后的几过或几个月也不会有。而且，他们通常根本不想变成这样。
定义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方式
“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词有两种定义方式。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因此每个人要么属于，要么不属于该群体。在描述与分析时，这种定义很有用，而且可以使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想型”(ideal type)来分析。根据这种观点，“不稳定无产阶级”是将“不稳定的”(precarious)以及“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组合起来的新词。这本书中的“不稳定无产阶级”通常都是这个意思，但这个用法有其极限。根据马克思主义，不稳定无产阶级可以说是一种“形成中的阶级”(class-in-the-making)，但还不是“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
以社会群体的概念来看，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时代打碎了所有非农业社会的国家阶级结构。在社会不平等加剧，整个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弹性开放劳动市场的过程中，阶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催生出了另一个更为碎裂的全球性阶级结构的崛起。
“劳工阶级”、“工作者”、“无产阶级”这些词，曾经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好几百年。过去的人可以使用阶级词来描述自己，别人也能从他们的穿着、说话方式、表达方式，以阶级词来定义他们。但如今它们除了引发想像之外，几乎什么功能也不剩了。很久以前，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1982)就提到“劳工阶级的消失”。后来，其他作者也曾苦思“劳工阶级”的意义与要件究竟是什么。但也许真正的问题是，如今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来反映二十一世纪全球市场系统下的阶级关系。
*本文选自脸谱出版社《不稳定无产阶级》，第一章。盖伊·斯坦丁著，刘维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