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特·克雷默（Katt Cremer）
翻译/飘渺 格桑 高山 麻熊水
校对/杜平
1936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列宁大道，展示了新市镇的规模和林荫大道的公共空间。
苏联为工人建造了各种各样的住房，反映了苏联广大领土的不同特点、气候和环境。
这篇文章是在斯大林学社两场演讲中的第二次演讲(的讲稿)。
这篇文章是在我之前的演讲中提出的，着眼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掌权后所面临的严峻住房问题。
我们研究了苏联是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即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认真对待这项任务——将大型住宅国有化，将居住空间重新分配给需要帮助的人，并着手实施大规模的建筑计划。
我们还研究了苏联与英国的住房情况的对比，以及苏联是如何改善住房情况，为工人降低生活成本，同时为健康的城镇提供便利设施和文化，而在英国，住房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前面已经讨论过所有这些问题，而我们将在本次会议上更详细地了解苏联各地的住房状况。我们还将研究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去世一年后，住房供应的性质和质量如何发生变化，为苏联创造了一个典型的被社会主义反对者用作社会主义是如何“糟糕”的例子的遗产，因为它只会为人们的生活生产“单调的混凝土块”。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而正是修正主义推动了对建筑的平淡和标准化。
这个稍后再讲。首先让我们看看革命后在哪里建造住房。
快速城市化
1917年，俄国以农业为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俄国的工业能力迅速发展。在1927年至1939年间，即苏联的前12年，苏联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多，达到5600万。
列宁格勒的人口翻了一番，莫斯科和哈尔科夫也是如此。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的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车里雅宾斯克和鄂木斯克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这些城市并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整个苏联快速城市化的典型代表。
随着这些现有城市数量的激增，需要大量的房屋来容纳大量涌入的人口。事实上，他们不仅需要房屋建设，还需要所有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这就需要相当程度的城镇规划和组织。
为促进苏联的城镇规划，在苏维埃政府的要求下，对全世界城镇规划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研究。这是在二战之前开始的，而战争推迟了它的完成。尽管耽搁了时间，但这项研究和最后的研究成果对所有参与苏联城市规划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教科书。
在这项研究中，有一系列章节专门讨论了英国的城市规划，并对伦敦的发展进行了相当长的论述。尽管伦敦被称为“现代城市的噩梦”，但作者们也对其大量多样性的公园表达了他们的特别钦佩之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联在其大部分城市的修建了文化公园和休息区以及遍布城市、城镇和村庄的众多其他公园和开放空间。
例如，当今天走过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时，很明显的一点是不可能超过两个街区而看不到一块绿地，那里经常有供儿童使用的游戏设备以及供社区集会使用的长凳。
现有城镇的扩建和重新规划
重建工业城市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前身是叶卡捷琳堡(1924-1991年，以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名字重新命名)。
叶卡捷琳堡兴起于18世纪初，是沙皇统治下乌拉尔的矿业中心。叶卡捷琳堡是一个典型的乌拉尔镇，其旧的布局包括大量的供工人们居住的木屋，然后在市中心，有一些供当地的工业企业办公的宏伟建筑，在郊区，通常是建筑在高地上的行政人员别墅，花园整齐，树木成荫。
到1932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始建造新的大型工业企业，首先是一个巨大的重型工程厂。因为这一点，重新规划该镇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制定了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这里考虑到了这些新兴强势城市形成因素的影响，在对城市扩展区域进行布局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分析。
1936年，董布罗夫斯基领导了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工作，该总体规划在保持现有结构的同时，侧重于将旧城区与新工业区连接起来。这座城市的常规规划由两条高速公路组成：列宁大道(从西向东延伸4公里)和卢纳查尔斯基前景大道由南向北通向一个新的工业区。这两条线，就像中心轴线，清晰地奠定了城市的结构。
在重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过程中，设计了新的街道和广场，提供了住房区、便利设施、文化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与此同时，所有的道路和人行道都铺好了，并安装了最新的供水和下水道系统，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也开始运营。
正如1946年乌拉尔地区的首席建筑师帕维尔·兹洛宾(Pavel Zlobin)所说：“在重新规划我们的城镇时，我们把每个城镇看作一个的整体建筑，包括住宅区、广场、河堤、绿化带等等。乌拉尔风景的自然美通过建筑规划引入城镇，使得城市视野开阔。
“建筑师的目的是为居民创造最大限度的便利设施。他在工作中也不因个人土地所有者而受到阻碍，因为镇上所有的土地和大部分建筑物都是国有财产。”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人口从革命前的不足5万人增加到1926年的14万人(相当于纽波特或布莱克浦)，到1939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42.3万人(相当于加的夫或莱斯特)。今天它有130万人口(相当于伯明翰)。
对新城镇的需求
由于现有城镇人口不断增加，需要重新规划，国家也认识到，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需要建立新的城镇。在边远地区建设新市镇对该国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工业更接近原材料来源和消费地区。
一大批新城市出现了。事实上，在1926年到1963年期间，苏联各地建造了800多座新城镇。它们的一部分是在现有的小定居点上建造的，但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在空地上建造的全新城镇。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联盟共和国的东部地区，新城镇的建设尤其密集，那里三分之二以上的城镇是新建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需要高水平的研究开发和热情才能承担的挑战。正如《苏联时报》的一位俄罗斯记者写道：
“我们的房管部门和建筑师都习惯于大胆思考。他们习惯于千变万化的人口转移，习惯了苏联人的性格，他们在沙漠、丛林和北极荒原上肆虐，从荒野的沙漠、沼泽或永恒的霜冻中宣告：“我在这里工作，为我建造一座城市。”
这些新市镇的总体规划基于渐进式的城镇规划原则、明确的城镇区域功能分区、便利的居住和工作联系的组织、福利设施的统一分配以及为全镇所有居民创造有利的工作，生活和休息条件的原则。同时，景观特征、城镇规模及其国民经济重要性等因素也被考虑在内。
这些新城镇的典型代表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Magnitogorsk)和卡拉干达Karanganda)。1926年，马格尼托戈尔斯克是一个被草原包围的小定居点，游牧民族在乌拉尔山脉南部的马格尼塔纳贾山脚下放牧，而卡兰甘达(Karanganda)，甚至在地图上都没有作为定居点，是哈萨克斯坦闷热的荒地。
1946年，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人口是146000，2015年已经上升到417775;卡拉甘达的人口在1926年尚处于零增长，到1946年已经上升到166000，2010年则是459778。
在规划这些新城镇时，苏联不仅将住房、文化设施、医院和教育设施规划到一起，而且还重视提供绿色空间和园林设施。正如俄罗斯记者伦茨(LB Lunts)所指出的：
“这里没有严寒酷暑，米丘林(Michurin，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园艺家和遗传学家)学院的园丁们修复了盐碱地，改良了贫瘠的土壤，平整了裸露的岩石，他们将在这样的不毛之地建造出一个盛开的果园。”
的确，乌拉尔山脉的钢铁巨像——马格尼托格斯特克(Magnitogorstk)坚若磐石，现在已披上了碧绿的衣裳;卡拉甘达作为哈萨克大煤田的中心，尽管土壤盐渍化非常严重，水资源极度短缺，但还是成功转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
另一个新城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Zaporizhia)，建于1928年，并于这一年在第聂伯河上修建了水力发电厂。该城市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建造了大型多层公寓，且具有各类齐全的配套设施;边远地区则建起了村舍式房屋。这些最初都是由国家建筑部门建造的，后来转交给了工业企业。
由于扎波罗热位于干旱草原地带，没有任何天然种植园，所以人们非常重视植树造林。该城市规划在很多公园和花园，街道和住宅区，以及学校和儿童机构场所种植大量绿化带。霍尔特扎(Khortitza)岛也由此变成了一个森林公园，里面有疗养院，还有为工人和职员的孩子们建造的拓荒营地。
在前苏联修建的800个新城中，还有比如远东地区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Komsomolsk)，用于建造大型船坞;以及位于西伯利亚西部库兹涅茨克盆地煤田的新库兹涅茨克(Novokuznetsk)。
在爱沙尼亚(Estonia)，科特拉-亚尔韦(Kohtla-Yarve)的开发以生产油页岩为核心。在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鲁斯塔维(Rustavi)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工业中心，是在外高加索冶金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阿塞拜疆，基于冶金和化学工业，出现了苏姆盖特(Sumgait)城。
劳动人民的新居
有一种倾向认为苏联所有的住房都是大型高层建筑物。不仅如此，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会让你认为，苏联的住房不仅仅是大型高层公寓的标准，而且都是千篇一律、铁板一块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主要的住房建筑类型是中低层。这一方面是由于可供应的建筑材料有限，而中低层建筑不需要钢筋混泥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可利用的土地能够满足中低层的建筑规模。因为自土地国有化以来，土地的供应就不再受制于以往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所有权问题和财政收益问题。
在大多数城镇，大部分房屋都不超过两层楼。在较大的城市，中心区内的建筑会扩展到3-5层。例如，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下塔吉尔(Nizhni-Tagil)和克门斯克-乌拉尔斯克(Kemensk-Uralsk)的主干道上都是高达五层的建筑，而周围的城镇都是低层房屋。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建筑楼层则达到10层以上。
在苏联，就建设主体而言，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住宅是由国家建筑部门承建的，其余三分之一则是由集体农场、住房合作社或个人建造的。很多国有工业企业，如钢铁厂，也建造了大型住宅项目，包括低层、平房和两层住宅，以及村舍。一旦建成，这些住房就会分配给劳动者享有。
苏联央行行长沃日亚科夫(Vozyakov)在1946年评论道:“我见过的最好村舍在乌拉尔的下塔吉尔(Nizhny Tagil)，是由维索科戈尔斯克(Visokogorsk)铁矿信托公司为其工人建造的。每个建筑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与众不同的外观，工人们也尤为自豪。”(引自《我们鼓励自建房，苏联时代，1946年》)
尽管国家建筑部门建造了大部分急需的新住房，但同时也鼓励个人在国家贷款的帮助下，按照当地村庄或城镇规划建造自己的住房。建筑学院成立了群众建设研究所，以便为自建家园的人们提供适宜的房屋设计。
1943-1944年，考虑到战后能够达到的预期情况，该研究所制定了一套关于农村住房设计的一般原则。当时达成的共识是建造独立平房和两层房屋，因为这最符合时代的要求，于是就制订了设计方案。
这些方案考虑到了建筑材料和熟练工人可能短缺的问题。针对这两个因素,一方面必须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各种建筑材料，另一方面建筑师在设计方案时必须时刻牢记一点，即大多数农村地区房屋的建造者很可能不是熟练的建筑工人,而是未经培训的当地劳动力，且没有任何机械化辅助。
群众建设研究所不仅研究、创作和发布设计方案，以协助当地农村住宅建设，还提供了详尽的施工指南，以便不太熟练的施工人员能够获得完整的施工指导。
房间的大小是与负责家具设计的研究所协商后而规划的。每个农舍都有储藏室和外屋，花园可以种植水果和蔬菜，此外，该设计方案对于花园的布局也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风格上，这些农舍比较简约朴素，但建筑师没有制定任何装饰规则，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人们最经济和方便地使用空间。其实，人们认识到，在如此多样的地域材料和气候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标准化方案的，地方政府和建设者应该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人类伟大的随机应变能力。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住宅和社区的广泛发展仍然是典型的低层建筑，并尝试在形式和装饰上重新诠释当地的建筑传统，其中也出现了很多成功案例。不幸的是，很多此类工作在后来的重建中被彻底淹没了，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尽管它们可能在现在的一些建筑模型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例如，莫斯科市郊的低层公寓采用的是类似于老城区的特色庭院式设计。相比之下，基辅的住宅有露台和华丽的乌克兰雕刻装饰，其建筑风格特点更加适合面向街道。与此同时，在中亚，类似的房屋是用高热量的厚实心墙建造的，墙壁上有小开口和深凹的带阴影的阳台，通常反映出当地特色的拱形轮廓。
莫斯科的柳布利诺(Liublino)的一个住宅开发项目，是一种中央庭院式的布局设计，坐落在四周的建筑物前是绚丽的花园或种植空间，粉刷过的房子围绕花园形成了一个街区，街区的房子主要是两层，三层的是有活动中心的。山墙、廊柱、拱形走廊和宽敞明亮的窗户，令人赏心悦目。
斯塔林纳巴德(Stalinabad，塔吉克斯坦的首都，现更名为杜尚别)的新建房屋图是一种两层楼的线性设计方案。白色的外墙和一楼阳台让沿街景象别有一番韵味，屋顶上的石栏杆和女儿墙赋予了建筑以古典风，窗户的雕刻也沿袭了当地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街道花园非常宽敞，种植了大量植被。
20世纪50年代初，建筑楼层达到了5层以上。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特别是莫斯科，在空间供应、建筑和装修方面都设立了很高的标准，这也为城市的主干道创造了与其相匹配的高质量环境。大多数高层建筑都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大城市发展起来的。
除了外观，内部细节和设施也很重要，需要适当关注。一些室内公共空间的设计比如包括：宽敞的楼梯、能够容纳居民聚会的空间、精雕细琢的栏杆、豪华的定制木雕门、拱形铁门和个性化入口，以及透光的玻璃隔断门。此外，在公寓里的话，还会有一些嵌壁式的木质衣柜，里面有隔间和抽屉。
整个苏联的住房虽然有一般的标准化应用设计，但也鼓励和关注当地的乡土建筑及其与古典形式的结合。正如苏联建筑师阿尔卡迪·莫德维诺夫(Arkady Mordvinov)——1950年成为建筑学院院长——所指出的：
“不同的民族风格形成了丰富的多样性。以古典形式表达的人文主义有助于统一所有共和国的建筑，同时又使它们保留自己的特点。”(摘自《城镇重建和苏联建筑面临的艺术问题》，VOKS公报，1944年)
建筑风格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围绕设计风格一直存在着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席卷西方世界的先锋派运动也在俄罗斯扎根。许多自由主义批评家把革命的第一个十年看作是表达艺术“新”风格运动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建筑也不例外。
建构主义是这种“新”思想在建筑中的表达，认为设计中的简洁性是最根本的。它的支持者反对礼拜传统建筑和设计形式的想法，而是将重点放在新科技和新机器上，认为形式要遵循功能，重点是简洁的线条，细节和几何组成越少越好。
革命后，建构主义者在苏联各地搞了许多个人项目，这些建筑以其形式主义的建筑和设计方法获得了学者的支持。但是，群众对在大草原或莫斯科郊区以平行线建造的这些几何“盒子”的反对越来越多。公众对糟糕的现代建筑的不满催生了人们对表达大众渴望的东西的需求，并因此产生了参与建筑的要求。
1926年，阿纳托利· 卢纳沙尔斯基(Anatoly Lunarcharsky)在国家艺术科学研究院(GAKhN )上发表演讲，强调了一种与建构主义相反的明晰的设计方法：即在建筑中应用社会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 )。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反思方法和创意性工作，而不是花哨的风格，它是一种艺术表达方法，它用世界真实的样子作为标尺，并在其中寻求提高大众的体悟并努力达到可能性的边界，来帮助创造新人。
卢纳沙尔斯基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有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机器是诗意的;工厂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与科学带给新工厂的诗情画意相比，任何形式的文学童话都是镜花水月。”
“我绝不否认无产阶级在生产力的诗歌中找到其生活的原始和有吸引力色彩的可能性……但是必须说……只有未来主义和LEF(一个文学团体)的艺术可以完全沉浸在这一元素，他们是建构主义的苗圃，欧美左派城市文化的先锋……”
“我们[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为了最终使机器成为我们人生的情人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就像加斯捷夫(Gastev) 这样的时间和运动研究的倡导者正在通过其社会政治文学来宣传的那样。我们来是为了从机器的力量中解放个人……机器的节奏当然是我们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但是机器不能成为我们艺术的中心。”
“在俄罗斯，我们对个人创意作品的文化有着广泛的欧美观念，这种观念讲的是欧美的天纵奇才们创造了我们的艺术。当然，可以从这种个人艺术的产品中吸收很多东西。但总体上，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艺术发展的环境，是在我们祖先的原始时期发展起来的乡土艺术、农民艺术……”
“正是从这里，我们应该从这门艺术中，从这个经过几个世纪演变而来的艺术中，设计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在其形式的具体化的内在严谨性和秩序上几乎是无可非议的”。
“尽管它是在文明本身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但正是这种巨大的创造力，能够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劳动提供有营养的环境，因为它具有多价值的特性，也因为其产品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具有集体性。”
这篇演讲驳斥了建构主义者关于他们的机器主导的设计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发展有关的说法，区分了机器在建设社会中的作用和它对人的统治。
卢纳沙尔斯基进一步概述了无产阶级艺术，包括建筑，不应该与大众格格不入，而应该来自于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艺术。正如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在与克拉拉· 蔡特金(Clara Zetkin)讲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的：
“我有勇气表现自己是野蛮人。我不认为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主义’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看不懂这些……”
“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深深扎根。它必须被他们理解和喜爱。它必须团结和鼓舞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 (克拉拉· 泽特金(Clara Zetkin)，列宁的回忆，1924年)
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进一步指出，文化不是自以为专家能手的人“发明”的。建构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将自己的艺术运用于当今社会主义要求的新思想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在无产阶级文化上自封的“专业主义”。
另一方面，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来自何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做梦一下子梦出来的。也不是那些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的发明。那些东西完全是胡言乱语。无产阶级文化必须从人类在资本主义的重轭下积累的经验储备的稳定发展中产生。”(1920年在第三次全俄大公会议上的讲话)
在与前卫的建构主义者进行了这场思想斗争之后，国家创建了蓬勃发展的建筑组织和研究所，它们不仅能有效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还能维持建筑结构的长期意义：即建筑不仅要容纳居民，还要创造让苏联人民日常生活的环境。
然后在1954年，就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与修正主义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关于建筑问题的全联盟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这些会议谴责“斯大林主义建筑”和“建筑物上的所有装饰””。
赫鲁晓夫曾在莫斯科地铁建设和1935年莫斯科计划实现期间担任莫斯科的高级党员。他参与了建筑研究所，并且知道以前进行的所有讨论和辩论。但是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他才谈到设计问题并宣布“建筑不是艺术”，并断言“这是技术，应被视为技术”。
在会议上，他以需要更多住房为理由，在建筑学院对学院院长阿尔卡迪·莫德维诺夫(Arkady Mordvinov) 和整个行业进行了不依不饶的攻击。他指责他们“在建筑经济学问题上打马虎眼”，声称他们没有“注意每平米的生活空间的成本”，但“沉溺于外表不必要的装饰，并允许无节制浪费”。
他继续说道：“比起住房，建筑师更关心美丽的轮廓……现代公寓房绝不能改造成教堂或博物馆的复制品……一些领先的建筑师拒绝改造他们的工作以适应新材料，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反对建构主义，他们才应该反过来被称为建构主义者，因为他们自己陷入了与内容分离的形式的审美欣赏。”
他概述了未来的方向必须是“住房，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的标准设计”，并“有效利用新材料……以及预制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大面板和大砌块的建筑系统”。
所有这些与以前的苏联建筑传统形成强烈对比。
“过去的最伟大的传统将不会以历史的记忆为基础，而是以一种民族的，国家的有机新造物为基础，全力服务于人民。”
“现代建筑师的创作任务是赋予人们、地方、城市个性的建筑表现力，而不是把这种个性隐藏在单调的钢筋混凝土、玻璃和金属的墙壁之后。”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建筑组织就无法实现首席建筑师阿尔金(D Arkin)这些充满希望的话。
1955年11月，苏联建筑师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在当月10日颁布了 “关于消除建筑设计和建筑中过度装饰”的法令。从那时起，整个苏联的中高层和高层建筑都按照标准的平面图建造，标准方案、标准高度基于一套标准的预制混凝土构件。赫鲁晓夫楼(Khrushchyovka)是一种标准化的五层住宅楼，它的诞生了并像野火一样蔓延。
预构件和标准化不仅限于房屋：所有文化和服务性建筑也必须用标准化模块建造。
乌拉尔和莫斯科郊区的草原不再与众不同，不在焕发那些令苏联各民族自豪的传统与特色。无论您去的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塔什干，下塔吉尔，切列波韦茨还是任何其他城市，城镇边缘的景观都是相同的。今天，整个社区仍然由这些大面板预制建筑物组成。
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名言“街道是我们的笔刷，广场是我们的味蕾”，不再适用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住房发展。建筑艺术被移除，人们的性格和愿望也随之消失了。
文章来源：
https://thecommunists.org/2019/04/15/news/history/housing-architecture-soviet-union-uss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