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民主》和《文萃》是抗战胜利初上海出版最早、社会影响最大的三种进步政论杂志，也是我当时作为高中生经常阅读并从中受益的刊物。在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们只存在一年左右便相继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文萃三烈士”还为它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今天的读者对它们也许已感到陌生，但它们记录的时人思想嬗变历程、作出的历史贡献，仍值得我们重温。
抗战胜利初上海进步报刊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时，从来极其重视思想文化这条战线，因为这关系到人心向背。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它们为大后方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鼓舞人们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曾言：“国民党反动派允许新华日报在它的统治地区出版发行，也和它的抗战一样，和它的和共产党合作一样，是完全出于被迫。从报纸的筹备出版起，就一直遭受到反动派的重重阻难。”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周恩来对这一报一刊的出版和发行倾注了不少心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抗战一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人员来到原沦陷区上海，十分重视对上海舆论界的控制。当时发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等都被国民党控制。那时，生活在原沦陷区的民众正沉浸在国土重光的极大兴奋中，热切期盼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但相当多的人对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情况缺少了解，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
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1日提出尽快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杂志。9月间，派徐迈进以采访南京受降的《新华日报》记者名义赶到上海主持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的出版。经过三四个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但国民党政府坚决不准《新华日报》在上海登记出版。徐迈进回忆自己又以《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名义，陪同潘梓年到上海市社会局办理登记。“对方出来接见的负责人好像是潘公展，他说：‘你们已经在重庆办了《新华日报》，怎么还要在上海办？’我们再三跟他讲道理，并声明如果上海可以出版，我们可以考虑将重庆的停掉。可是在上海申请办报，拖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10月10日，又改出一种小型的《建国日报晚刊》，由周恩来派来上海的夏衍主编，国民党政府仍不准登记，只出版12天就被查封。后改为《联合日报晚刊》，由陈翰伯主编，到1947年5月又被查封。此后只好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航寄到上海发行，但读者无法订阅。我当年在读高中，只在报摊上看到过一次，是用浅黄式的土报纸印的，听说它的办事处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周报》《民主》和《文萃》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先后在上海出版的。
《周报》和《民主》
《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主编是唐弢、柯灵；《民主》创刊于同年10月13日，主编是郑振铎。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平心、师陀、郭绍虞、周予同、胡曲园、林汉达、罗稷南等。他们基本上是蛰居于原沦陷区上海、素有很大社会影响的进步文化人，往往同时为这两个刊物撰稿。文章充满激情，给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叶圣陶从重庆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在日记中写道：“唐弢编《周报》，为迩来最流行之刊物。”《民主》是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约请郑振铎担任主编的。唐弢曾这样回忆郑振铎：“他热情，正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在熟人中间，像他那样襟怀坦率，精力充沛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就民族意识来讲，我以为尤其是这样。”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才获得抗战胜利，《周报》和《民主》创刊号都充满兴奋和激动。
《民主》休刊号，1946年10月31日出版
《周报》的《发刊辞》写道：“在黑暗和危难中我们渡过这整整的八年。胜利！我们以无限的欢欣和不可遏止的热情来迎接它！”“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将以坦白的心地，诚恳的态度，坚定的意志，主张：加强团结，实行民主。”
同期《周报》创刊号上，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像梦似的，一阵狂欢的呼声，从深宵的黑夜袭来，说是‘中国自由了’！登时自己好像摆脱了多么沉重的锁链似的，觉到了从来没有的轻松。兴奋随着热血涌上心头，一阵一阵的昂进，不能制止。”《民主》的《发刊词》写道：“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愿意看见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
这些话充分表达了长期处在日本侵略者残暴奴役下的原沦陷区爱国民主人士的激动心声和殷切期待。但是期待越是殷切，当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种种恶劣现象纷至沓来时，他们的痛心和愤慨越是强烈。
当时人们普遍关心国民党政府如何接收敌伪产业和财富，这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但人们看到的却是大群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特务机关的洗劫。他们彼此争夺、据为己有，甚至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一些“接收大员”在工厂前门贴上封条，从后门把厂内物资抢运出去，投机买卖。社会上很快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周报》在10月6日发表的《释“接收”》写道：“生产机构的陷于停顿，这是目前普遍的现象！——然而却决不是应有的现象！”这种“普遍的现象”，无异给人民浇下一盆冷水，顿时凉了半截。
紧接着，给原沦陷区人民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到来了，那就是物价飞涨。11月3日，《民主》发表《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疾呼：“我们站在国民的立场上，要求负责者立即制止物价的高翔！人民们已在水深火热的敌伪统治下煎熬了八年，现在没理由再忍受任何的生活的煎熬了！”“上海的人民们在刚刚欢欢喜喜的庆祝着胜利，欣幸着胜利后的物价的下跌，突然的受到了这个刺激，无不十分的愤怒，高喊着要求惩办奸商。”并指出，正是政府，对物价飞涨起着主要作用：“这样一涨十倍，一涨几十倍的作风，奸商们还不曾有胆量干过。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民主》第5期又专辟“物价问题特辑”，发表了七篇文章。周建人在《享受自由的条件》称：“我们挨过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个难关，不料现在又遇到别一个关头，便是遇到了战后的物价的飞腾高涨。”许广平（景宋）在《人民需要爱抚》说：“能够有囤积的资格的，当然不是具有少数财产者。可以左右物价的是大商家，大富户，尤其背后有大势力的人，官即是商，商即是官”。短短不足三个月内，国民党政府在原沦陷区丧失民心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更令人焦虑的是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郑振铎在《民主》上写道：“从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开始会谈以后，我们哪一天不在探问着会谈进行的情形，不在关心着会谈进行得顺利与否。一点小小的争执的谣言便足以使我们担惊受怕。”“国共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圆满解决，仍是我们发愁的中心问题。”
抗战胜利后，人们最热切的期待是制止内战，从事和平建设。中国共产党正为此努力，而蒋介石却已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能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了。这年11月25日，昆明各校师生等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和平的时事晚会。费孝通、钱端升等四位教授演讲，主张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设。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五军包围学校，并响起机关枪、冲锋枪进行威胁。第二天，昆明各校群情激愤，罢课抗议。12月1日，大批军人冲入西南联大，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4人，伤20多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事件”。
《周报》立刻发表《国立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学生告全国同胞书》，在第2期开辟了“昆明血案实录”的专栏。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以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在同期一篇文章中说：“内战是三十四年（即1945年）来全国老百姓所痛心的，试问从反对内战的口号出来，有没有提出反反对内战的，人心如此，能够用枪杆禁止他们谈反对内战，决不能叫老百姓心里不反对内战”。他还引用周炳琳教授的话：“我们被打了还说我们是匪。”
郑振铎也在《民主》上连续发表《我们的抗议》《由昆明学潮说起》。他称：“有一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民主’在报摊上已经不能卖了，有人去没收他们。”“没收的不止‘民主’一种，还有《周报》等等。”“在此日月重光的时候，我们纯然以善意的态度来督促政府，来说我们应该说的话”，“本刊有什么‘违禁’的地方？”“我们不愿意被‘窒息’而死，所以我们不能不抗议！”又说：“昆明学潮只是表面化的一个严重的事件。潜伏的危机是更多更大的。‘曲突徙薪’，是在国内的和平、统一，与实行民主政治。”这是有正义感的人不能不感到激愤的。
尽管《民主》《周报》出版发行都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主编和大多数作者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行文表达上也通常都很克制，但国民党政府仍不放过它们。随着全面内战爆发的步步逼近，对这些刊物的摧残也步步紧逼。1946年3月25日，《民主》发表《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列举事实：“例如上海文萃、周报、民主周刊等刊物，在报摊上曾经有过被搜查没收的事情。”“至于报贩的遭殴打，被拘禁；有人向派报处强取报刊，还要拿出枪去恐吓；及邮局寄递刊物受严密限制，更说不胜说。”
3月30日，《民主》又发表《什么时候才有新闻自由》，点名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不愧是宣传部长，这几句话说得太冠冕堂皇了！进行起来，也并不含糊。”并且披露成都反苏大游行“队伍走到新华日报门前时，从四川大学窜出十多个特殊人物，跳进报馆门口，推翻了柜台，一切报纸书籍在空中挥舞，在脚下践踏，把书桌、柜台弄成碎片。同时打伤一个店员和一个照相的。”“这样下去，捣毁报馆就要成为一种风气。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固然首当其冲，就连无党无派的报纸也不能逃掉这恶运。”
国民党当局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所办、但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的刊物也下毒手了。同年8月24日，《周报》被迫出“休刊号”。这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的时候。这一年，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上海的人心变化也实在太大了。
《周报》主编唐弢、柯灵在“休刊号”上写了情文并茂的《暂别读者》，作为休刊词：“《周报》要和读者暂别了。提起笔来，百端交集，觉得有许多话想说，却又有无从说起之感。一年来，我们在温情和仇视之下，苦苦地支持着这刊物，因为出版最早，所遭遇的打击也最多——有些简直是难于想像的，那种折磨生命蛀蚀人心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我们对抗，承受，竭全力以应付，很少考虑到个人的得失。我们不敢说为它有什么牺牲，可是大家看重它、要它生长，要它为人民说话，培育成代言的舆论；想不到今天国民党政府也会这样‘看重’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我们不得不宣布它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周报》深得人民的爱护，这是由它的销数可以证明的；《周报》最为政府诸公所痛恨，这也可以由它的被迫停刊来证明的。为什么人民之所爱会成为政府之所恶呢？问题一经思索，我们不能不替政府感到羞耻。想想吧，随便从街上拉一个人来问，胜利当初他对政府的期望怎样？现在又怎样？胜利当初他对最高当局的敬意何等深厚？现在还保持着这一份应有的深厚没有？一年的时候不算长，这变迁实在太快了。《周报》是这一时期里的最忠实的记录。”
它忠实地记录下了原沦陷区相当多人——包括像我这样有爱国心但在政治上还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思想变迁的轨迹。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人心大变动的生动体现。
《周报》第26期，1946年3月2日出版
《周报》休刊号还在《我们控诉！》的总标题下发表了马叙伦、郭沫若、 柳亚子、茅盾、巴金、周予同、叶圣陶、郭绍虞、许广平、吴祖光等十余人写的抗议短文。这些犀利的短文，同样记录下国民党统治区人心的激烈变动，而人心的变动正无形而深刻地预示着国内局势将要出现大变动。
10月10日，沈钧儒、柳亚子、茅盾、巴金、叶圣陶、胡风、翦伯赞等39人联名在《文萃》上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的强烈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进一步的强硬行动。10月31日，《民主》也被迫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说：“本刊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刊物，主张民主，主张和平。”“一个主张民主和主张和平的刊物，难道就要受到地方当局的干涉和取缔么？”“本刊虽然被生生的搤死了，但永远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虽被搤死，但不会是没有后继者的。我们尽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更灿烂辉煌的。”
唐弢、柯灵、郑振铎和刊物主要作者，都是长期生活在原沦陷区的著名文化人，他们熟悉原沦陷区民众的思想感情，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们在当时原沦陷区各大城市思想界嬗变中所起的作用不容遗忘。
《文萃》
《文萃》是1945年10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编辑和出版者都用“文萃社”的名义，没有主编和发行人署名，“只在卷末用小字印有：本刊已呈请市党部备案并向中宣部呈请登记中。”它和《周报》《民主》并称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
《文萃》第35期，1946年6月20日出版
同《周报》《民主》相比较，初期的《文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虽也是政论性的刊物，但在初期是文摘性的刊物，主要选载大后方各重要进步报刊的文章。《文萃》创刊号的《编后小语——代创刊辞》中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出版这样一本集纳性的，文摘性的刊物？决不是凑热闹，而是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情势。我们刊载的稿件，有特约的，但大部分是从陪都（指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著名报纸、杂志上的精选下来的。内容与价值，请读者自己去评判。”
1945年所出8期《文萃》先后选载：张申府《民主团结的精神条件》，田汉、李公朴《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邓初民《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黄炎培《胜利了痛定思痛》，马寅初《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张志让《解决国是的两个时期》，乔木（乔冠华）《抗着逆流前进》，陈翰伯《请友军退出中国》，邓初民《如何才能全面而澈底的消弭内战》，费孝通《论美国对华政策》等。
那时，抗战刚胜利，大后方和原沦陷区的交通不便，重庆、昆明等地进步刊物很难运送到原沦陷区各大城市。用这种文摘的方式向原沦陷区民众介绍在大后方已广泛传播、为人熟悉的进步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抗战胜利那样快地到来，原沦陷区的环境、民众的思想水平和特别关心的问题同大后方有不少差别，所以初期《文萃》的社会影响没有《周报》和《民主》那样大。
第二，《周报》《民主》的主编唐弢、柯灵、郑振铎，都是原在上海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向有亲近的关系，但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而《文萃》一开始就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
以后接任《文萃》主编的黎澍回忆刊物的最初情况：“主编为计惜英，创办人为国新社（初名国际通讯社，简称国新社，后改名为国新通讯社，专向海外华侨报纸供稿，解放后附设在新华社，又改名为中国新闻社），记者孟秋江（党员）、计惜英（党员）、《大公报》记者王坪、《大刚报》记者黄邦和、《文汇报》记者黄立文。据计惜英和孟秋江告诉我，这个刊物是我党支持出版的，拨了一部分出版《新华日报》用的报纸给他们，由黄邦和和黄立文等出面从国民党市党部办了个‘准予先行发行’的半‘合法’手续（官方保有随时不准发行的权力），在福州路一座大楼里租到两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到上海以后到底做什么工作，所以没有接受这个主编的职务。”
《文萃》出到50期后，在1946年10月改序号为“第二年第1期”，这时，已由黎澍担任主编。黎澍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共产党员。1945年9月间，他从重庆被派到上海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对于这段经历，黎澍后来回忆道：“过了些时候，《新华日报》因受国民党压制，已经肯定是出不成了。……到1946年夏间（大概是六、七月），计惜英离开上海，我得到正式通知，由我接任《文萃》主编。”“我接手以后，《文萃》逐渐改变为时事政治综合性刊物。主要作者是胡绳（笔名公孙求之）和姚溱（笔名丁静，亦作秦上校），他们每期写一篇文章，颇为读者欢迎，发行数量随之增加。”原来常为《周报》《民主》撰稿的马叙伦、许广平、冯宾符等，新从大后方来的茅盾、夏衍、邓初民等，也都为《文萃》撰稿。
《文萃》在改成时事政治综合性刊物之后，不再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论时事观点鲜明、尖锐泼辣、明白晓畅，比《周报》《民主》又进了重要一步，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更为广泛。
当时年仅28岁但已享盛誉的胡绳从重庆回到上海，他遵守诺言，用“公孙求之”的笔名，几乎在每期《文萃》上发表一篇力作。《文萃》第二年第1期，他写了《全面破裂能否挽救？》，指出：“全面破裂的危机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命运，那是无可否认的。”七天后，他又在《破裂的局面已经出现》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在政府方面，打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了，而且现在已经是不留任何余地的走这方针了。”“最后一线阳光落下了地平线。黑夜临降，但黑夜统治这个世界，是决不能长此继续的。”不久，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胡绳在《“国大”开幕以后》中说：“冬天已经来了。当前的政治局势，也如冬天的天气一样，凛寒然而明朗。”“这一时期的谈判的基础既已毁坏，那就非重新奠定一新的基础，不足以再建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这次“国大”的重要议题是要制订一部“宪法”。胡绳的《制宪不如散会》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写道：“实施宪政并不在雇人开会。请王宠惠先生漏夜赶工制造条文，请胡适之先生在主席台上演一出‘代表人民接受宪草’的戏，这都于事无补。不如老老实实，先把内战停下来，从头按照政协决议来做，结束一党训政，使‘官吏军人部’以至宪警特务乡镇保甲长，再不能在一党专政的护符下合法或非法地为非作恶，让人民有行使基本自由权利的机会。”
胡绳在几十年后对我说过：他对这个时期所写的政论文章是很满意的。他晚年自编的《胡绳全书》收录了许多他为《文萃》写的政论，他在第1卷引言中称：“1946年到1948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动）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他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觉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
当时仅25岁的姚溱以丁静的笔名发表多篇军事评论。他在《战局答问》中称：“今天中国的内战已不仅仅是内战，而是新的决定民族、民主与和平前途的战争。”“国军的战略意图很大……它要解决七线三点和占领全部共军的城市”，“然而，战略意图如此之大，后备欠缺，调度不灵，加之共区地形复杂，人民情绪昂扬，就是主动进兵罢，也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如果一遇反击，便手足无措了。”“所以，国军占的城市愈多，防线就愈长，补给线就更难维持，被动性就更大，弱点就更多，被歼灭的机会就更多了。”“以上这些，不能不说是共军在其区域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而取得农民支持的结果。”半个月后，他又发表《战局转换的关键》称：“‘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方’的战斗方式，乃是决定战争的正确方针”，“城市的得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局已经濒临转换的关键。”有时，他还把笔名改为“秦上校”，仿佛军事专家的样子。《文萃》被禁后，他又利用在苏方出版的《时代日报》上每周外国通讯和国内报刊的消息，连贯起来进行分析，写一篇军事评论，笔名改为“萨里根”，像外国人的名字，使国民党当局不便干涉。
1946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成立了宣传委员会，由姚溱、陈虞孙、艾寒松组成，姚溱任书记，加强党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年5月，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文化组，由夏衍、胡绳、张颖、周而复等组成。
为什么《文萃》最初能在上海出版发行？这是当时十分微妙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美国一时还宣称要在国共之间“调停”，国民党政府有时也需要做出一点伪装的假象。黎澍曾说：“到1946年下半年，《文萃》已是一个直接同国民党作斗争、为国民党十分痛恨的刊物。经售这个刊物的报摊常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但因当时国共关系尚未正式破裂，还没有发展到抓人的地步。据姚溱见告，许多读者为了买到刊物，在出版之日等在报摊旁边，一到就买光。”这种状况自然不会持续多久。黎澍继续写道：“1947年初，国内局势进一步紧张，胡绳得到党内通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到2月下旬，我党驻北平、南京、重庆等地军调人员和联络人员均被迫撤退，重庆《新华日报》被查封。《文萃》已无法正式出版，因此改出32开小册子。这种小册子叫做《文萃丛刊》，每册各以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命名，内容依然是一本杂志。这种改变，实际上使刊物的出版采取了游击方式。但读者仍能辨出这是《文萃》周刊的变相，虽不能正常出版，发行数量不减。到3月间，我接到通知，立即停止这个刊物的出版，前往香港。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姚溱。随后姚溱向我传达上海市委意见，说他们认为这刊物是上海一面旗帜，上海需要它，决定在我离开以后，由他继续办下去，并且提出接受陈子涛和吴承德入党。这样，我就把刊物交给姚溱，于1947年4月4日离开上海去香港。”
黎澍所说的32开小册子《文萃丛刊》，一共出了10本。那时报摊上也卖一些小册子，我在上海徐家汇附近武康大楼东侧报摊上买到过几本，记得书名的有《论喝倒彩》《台湾真相》《臧大咬子传》等。粗一看，很难觉察它是《文萃》的继续，所以最初还能艰难地卖出一些。我还清楚记得，1945年冬天在这个报摊上买到过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后又买到过以“丘引社”名义出版的毛泽东所著《辩证法唯物论》。
随着内战扩大，国民党特务对这份杂志的搜捕日益严密。《文萃丛刊》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难以完全不露痕迹，国民党政府终于下毒手了。1947年7月23日，丛刊主编陈子涛、经理吴承德以及让陈子涛住在他家里的骆何民被捕。他们都很年轻，但在敌人严刑下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上下左右的任何关系。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活埋，吴承德、骆何民也相继被活埋，称为“文萃三烈士”。
70多年过去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却又曾是活生生的事实。可以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他们那样奋不顾身的志士和先烈前赴后继地顽强战斗，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到来，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