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疾风骤雨前的宁静，然而毛泽东心中早已波澜起伏，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极富政治意味的决定：重上井冈山。
故地重游，毛的兴致非常不错，并且赋诗一首：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看似只是一首“感怀+叙志”的游记词，为什么普遍被人认为“富含政治意味”呢?因为井冈山这个地标太过于特殊了，这是中国革命、中国红军“梦开始的地方”。当年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逼宫，毛泽东拍着桌子说：“你们都反对我，我再去井冈山打游击…(你们)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此后十年内，毛总是喜欢把“大不了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挂在嘴上。
知名女性历史学者马社香写过一本书《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这个前奏指的是什么的“前奏”，想必大家看看年份就心里有数。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故事，但是一斑可窥全豹，这个故事背后就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
重回井冈山之际，毛主席睹物思人，说道：“当年我就是骑马走小路，到大仓村林凤和家和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一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不在了，林凤和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错杀王佐袁文才，是革命斗争初期的一桩冤案，是不幸走过的弯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还一起合照留念。
林凤和是与袁文才关系很好的地方财主，在革命斗争中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毛主席作为一个念旧情的人，时时惦记着林凤和，建国后特地派人去当地走访，想要找到林凤和来感谢他当年对革命的资助。
然而地方干部走访的结果是：林凤和已经死了。至于为什么死没有详细说明，毛主席又派人查访林凤和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要给他的家人很好的安顿。然而地方干部给毛的回信是：林家已经没有一个后人了。
毛主席是个大善人，他对于自己的同志往往是无条件信任的，1965年重回井冈山时还要感慨林凤和已经不再了，说明他完全相信了地方干部提供的信息。然而他的善心与信任终究错付了。
林凤和在土改时被矫枉过正的一刀切政策迫害致死，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强调，(除了罪大恶极有人命官司的之外)要给地主、富农等额的土地——我们是要消灭地主和富农这个阶级，而不是肉体消灭每一个地主和富农，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时代的劳动者。然而林凤和这样一个对革命有恩的人，确是没收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和土地，老年的林凤和丧失了一切生活来源。林老人想给北京的毛主席写信，来诉说自己的遭遇，但是他的信被地方干部截下了，并且威胁如果继续写信将会威胁到你子孙后代的安全。
走投无路的林凤和在与当年毛委员会面的那个客厅中上吊自杀，然而地方干部并没有把这一切如实的上报，只是模糊的说林凤和已经过世。然而更可怕的是，主席派人寻访林凤和的后人，当地干部更是睁着眼说瞎话，把林家的后人藏匿起来，并称林家已经没有人还活在世上了。
然而林凤和的遗孀和他的孙子，一老一小相依为命，艰难地活了下去。后来林凤和的孙媳妇对作者马社香说：“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有多么地可怕，首先地方干部在执行土改政策时矫枉过正一刀切，让对革命有恩的地主受到了冲击，为了掩盖他们工作失误，不允许林凤和上报问题;更可怕的是，领袖先后派人两次了解情况，他们就这样大胆包天地睁着眼说瞎话，还把人家遗孀和后人藏了起来。这就是典型地官僚主义那八个大字：层层加码，欺上瞒下。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这样的官僚主义。
可以看到，官僚集团足以让毛成了瞎子、聋子，完全把不利于他们的信息截流。甚至还会变成哑巴：有一次毛想发文章，被彭真和陆定一挡回来了，说主席你批评了一些现象点名了一些同志，不利于党内团结。把毛气得不行，说你北京不给我发，我去上海发，结果上海给人发出来了。所以知道主席为什么总喜欢四处考察吧?他在北京就成了瞎子、聋子、哑巴。到最后更过分了，开会都不通知他。1965年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生日，他老人家拿着党章和宪法跑进会议室，发了一通火：我是党员，你们开会得通知我，这是党章规定。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要在会议上发言，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所以也不要看了点小说和影视作品就觉得top1的人一手遮天为所欲为，那是脱离客观现实的意淫，top1也得参与政治博弈、交易与斗争，主席的文章还能被夹呢。
有人说毛泽东最大的对手是蒋介石，这实在是辱毛了，也实在是过于抬举蒋公了。四渡赤水虚晃一枪，吓得蒋介石急忙调回部队;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入侵陕北，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连兜圈子——明显就不把蒋公当人看嘛。就好比打电竞，蒋公那边精细微操到每一个兵，累得满头大汗;老毛这边用脚操作，完虐蒋公。两个人无论从人品道德还是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对手。
蒋公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了毛泽东对立面敌人的总代表，一提毛的创业史总离不开蒋。但其实就像北乔峰南慕容，强行绝代双骄，一过招才发现慕容复被一招秒。斯大林确实是跟毛一个段位的选手，但是他们二人终究合作多于对抗。毛泽东真正的一生之敌，是历史性质的敌人、是集合性质的敌人，是一个靠个人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
毛主席就是人太好了，无条件地相信同志，但就像鲁迅说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当毛逐渐对官僚集团的本质以及党内干部腐化速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之后，以至古稀之年的他出手了，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注定失败的悲壮战斗。
这一次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话杀气腾腾。
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张平化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讲话。看讲话内容，毛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内外夹攻”的可能性。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讲话(《党史文献》2006年第3期)
官僚主义是特权阶级的产物，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天然的对立面，同时也天然地对于人民有着极端不平等的优势。熟读历史的读者肯定知道，即便是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官僚，依然可以住别墅、喝茅台，生活水平远超普通干部群众。所以这对于暮年毛泽东来说几乎是一场必输的的战争。
我之前讲过这件事：1965年，重回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听取了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彼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而只有10%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中”时，愤怒的当面斥责了钱信忠：“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后毛泽东做出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进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毛泽东发怒的这一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工人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1966-1968年，响应领袖号召，“赤脚医生”的乡村医疗形式在全国推广，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最普遍的形象是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也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制度。简简单单的青霉素、破伤风、助产知识、消灭四害、防疫知识，甚至于最基本的洗手习惯，都让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婴儿存活率大大改善。
可以说，培养一大批“农村基层医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好事，但是故事的侧面令人耐人寻味——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他们完全不会“治穷病”，根本不会为人民服务，甚至基本上不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其实非常重了，以至于被点名批评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颇有微词，后来他曾说：“‘6·26指示’对卫生工作的批评，说不是毛主席对卫生部领导和医疗界人士的公开批评，也不是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更不是政治局讨论后批发的文件，不足为据。……‘6·26指示’并不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卫生事业遭受曲折，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这个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大致意思就是——虽然你批评了我，但是你没经过政治局讨论，那就是违反组织流程。后面的话更逗，大致意思就是“他乔治·马丁就是个写书的，懂个屁《权力的游戏》”，并非常耐人寻味的暗示“6·26”指示的后果是“卫生事业遭受曲折”。那究竟是全国卫生事业的挫折，还是他钱部长本人和卫生部的挫折呢?
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钱信忠部长因为被主席批评，在运动期间受到了冲击，1979年重新担任部长，1981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5月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从时间线就可以看出，诸多过于走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在钱主任的任内推行的。不是说计划生育不好，而是执行的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官僚主义一刀切、矫枉过正、暴力执法、轻视妇女权益等大问题。诸如“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这些口号现在看来都触目惊心。
所以说钱部长可能对毛主席的批评有意见，那么经过时间的沉淀，老百姓们心里也会有杆秤。他们是会怪毛主席不经过组织程序冤枉了钱部长呢，还是感慨毛主席对官僚们的判断就好像孙悟空火眼金睛审视白骨精呢?千秋功罪，更与谁人评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个问题用毛泽东的秘书王力的话更加准确生动，他在《反思录》中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那么在运动中，毛泽东做了怎样的尝试来对抗官僚主义呢?对于发动人民自下而上地净化先锋队做了哪些实践性的成果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的热点事件：高考冒名顶替、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都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大问题，然而经过社交网络曝光，在当下解决了。社交网络的发达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看高考被冒名顶替那些人的自述，他就算当时发现自己被冒名顶替了，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跟林凤和一样，以基层官僚为核心的黑恶势力小团体，有一百种方法搞死你。想想那个因为举报被埋在操场地下十六年的教师吧，这个是后来机缘巧合发现了，还有多少类似的悬案啊。
然而有了社交网络，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地方一手遮天的黑恶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好多少，但是肯定比以前好。这些基层官僚、奸商和黑社会，最怕的就是曝光，因为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光的。我虽然天天吐槽微博，但是社交网络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表面能看到的。
那么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怎么办呢?在五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实践过一个天才的设想，来填补官僚主义固有的缺陷。简单说来就是两句话：让人民监督先锋队，让群众净化官僚。但是，没有相匹配的制度设计，这就是一句空话。毛主席用其天才而卓越的见识，规划出一个“没有互联网的社交网络”，让源自于基层的黑暗无处遁形。
这个设计简单说来就是在中央成立一个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小组，小组下设记者站、快报组、XF组、宣传组和长途电话组等(还有理论组和文艺组，不过他们是负责另外的工作了)。而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要建立同样的小组，设立同样的配置，这样一个垂直到基层的信息收集与宣传平台就搭建起来了。
记者站会深入基层，专门挖掘各地官僚主义反动素材，收集新闻之后直接交给快报组编纂成文章，再由宣传组交由各大媒体发表，用舆论来制衡官僚，震慑官僚，督促官僚改变。有时候各大媒体不愿意发表或来不及发表的，直接下传到下属各小组，一层一层传递到基层，然后基层干部把大字报贴出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言事二分体制”，但是封建社会的言官同样属于官僚的一部分，所以意义不大。而伟人的设想是把“言官”的职能交给人民，有知识有经验的技术官僚负责治理国家，而如果技术官僚腐化了，人民就用舆论去制衡他、净化他。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列宁主义“先锋队-群众”的二元关系，让群众也成为了先锋队的有机组成部分。
于是伟人亲手设计了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这是真正的屠龙术，让处在最基层的官僚主义与贪赃枉法都暴露在光明之下。但是呢，所谓屠龙术，威力过大，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官僚主义这头压下去了，那边民粹主义又抬头了，矫枉过正、用力过猛，也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同时官僚主义的反扑也永远在暗中蓄力，毕竟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是斗争不过老谋深算的官僚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持续动荡，左右摇摆。
所以迷信一点的说法就是真·屠龙术非到万般不得已不能现世，一现世就是血雨腥风，因为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但是整个社会就是在不断破坏平衡中发展前进的，有时候重温一下伟人的天才设想也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
然而官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即便伟人手把手地交给了群众一套方法论，官僚们依然可以深入到群众内部去破坏这套方法论，去扛着红旗反红旗、逆练屠龙术，运动也就因此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与挫折。
这个我们看一看王安石变法就知道了，可以触类旁通了解到官僚集团是如何破坏群众运动的：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你不是让我发贷款吗?那我发出去就是了，我也不管发给谁，我发给地主乡绅你又查不到。
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到了基层官吏就变成了8分、9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
毛主席有诗云：“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就是华佗这样的神医也对血吸虫这种小虫子无可奈何——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就连毛这样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也奈何不了一个个的官僚、吸血鬼。按下这一波，那一块又浮了上来;免了这群人，新上来的又走了老路……我之前说过他最后那次运动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而是人性”。
在毛泽东的晚年，一次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主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哭坏的。”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家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