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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短评中(“聊聊美国的阶级斗争和两党政治”),我简单介绍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社会妥协体制演变的概况。
当前美国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与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战后“新政”阶级妥协的瓦解。这种瓦解,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一度被房地产泡沫和借债消费所掩盖,但是到了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就暴露无疑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分裂,美国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出现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
以硅谷高科技资本家集团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集团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企图继续维持和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具体来说,就是维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体系,通过与亚洲资产阶级合作继续剥削亚洲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将大部分制造业活动外包给亚洲资本主义,美国资本家专门从事少数高科技领域并攫取相应的超额剩余价值;由此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一部分再分配给金融资本家,另一部分与金融业、科技业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享。
为了维持上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要力求维持对世界主要能源供给地区(中东地区)以及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和美国高科技业主要附庸的欧洲的控制(即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要地是中东产油国及欧洲——编者注),同时避免这些地区受到其他潜在军事强国(俄罗斯)的威胁。因此,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主张维持并加强美国在欧洲、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围、遏制并削弱俄罗斯,以推翻俄罗斯的普京政权作为长远的地缘政治目标。
在美国国内,由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力有限(只需要高科技业、金融业的少数高技能劳动力),美国资产阶级主要部分所期望出现的美国资本主义“理想”状态是:将大多数工人阶级驱赶到各种低工资服务业中,将服务业都吸纳不了的底层劳动群众驱赶到失业半失业人群中;向失业半失业群体提供最低水平的福利;逐步减少并放弃在各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群众社区维持公共安全的努力。其中最后一点,是在近年美国的阶级斗争逐渐变得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这样做,可以减少资产阶级国家维持统治的成本,同时使得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底层劳动群众陷入无休无止的内斗。与此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实际需要的有效劳动力数量有限,并且主要依靠攫取来自外部(亚洲)的超额剩余价值,在普通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群众社区治安的恶化并不会影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阴谋,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流氓无产阶级利益的“黑命贵”运动结成了“并不光彩的联盟”(unholy alliance)。
美国工人阶级以及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的小业主,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受到损害的主要阶级群体。但是,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条件下,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无法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或者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改良来得到满足。于是,美国工人阶级的要求只能通过右翼民粹主义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虽然与法西斯主义存在着一定联系,但并非简单地就等于法西斯主义。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当前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否必然带来法西斯主义,笔者以后有机会时再阐述。
就目前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来说,其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是通过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以及相对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实现经济和能源自给,同时打击和限制移民。其实质,是通过扩大美国资本主义可以有效吸收的生产性劳动力的数量,同时限制来自移民劳动力、制造业外包对美国现有劳动力队伍的竞争,来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地位,并恢复某种阶级妥协的条件。
在国际上,右翼民粹主义则继承了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实际上主张承认美国霸权衰落、逐步放弃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再承担在欧洲和中东的军事义务,不阻挠欧洲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在右翼民粹主义看来,由于美国可以做到能源自给,在制造业回流后也不再需要依赖亚洲,美国没有必要在海外浪费经济资源以及美国军人的生命。
特朗普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但是,在本质上,特朗普并非代表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并不完全代表右翼民粹主义,仍然是美国资产阶级一部分(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能源工业)的代表。在其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做了大量妥协,只是在其第一任的后半期才大大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分工的秩序,打击了亚洲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客观上为亚洲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体制造成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受到了美国高科技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以往,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虽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但是这种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文明”、比较讲规则的。但是,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白热化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自特朗普上台开始,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就开始了颠覆特朗普政权的努力。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媒体将抹黑特朗普政权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据分析,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对特朗普负面报道的数量是对民主党领袖负面报道数量的100多倍。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深层国家”伪造并策划了所谓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门”,致使特朗普政府的前三年纠缠于“俄罗斯门”之中,无法施展内外政策。到了今年初,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又以十分滑稽可笑的借口(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的一次通话中,请求后者协助调查拜登儿子可能涉及的权钱交易问题)对特朗普提出弹劾。美国高科技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推特、Facebook等社交媒体对于特朗普支持者乃至特朗普本人实行删帖、封号等言论控制。
美国就是在国内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都严重激化的条件下开始进入2020年的。
2020年初,美国民主党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进入了高潮。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峙的两个方面,一是以拜登为首的代表美国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民主党“建制派”各候选人;一是以桑德斯、沃伦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候选人。
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主要代表美国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近年来,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矛盾加深,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和绝对下降,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对于未来悲观和绝望,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出现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做出重大改造的愿望;其激进部分(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甚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
但是,美国目前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也没有真正做好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准备。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政治理想,是回到“新政”时代或者在美国建立某种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但是,在美国霸权全面衰落的时代,美国已经无法从全世界剥削到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恢复“新政”时代的阶级妥协。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无法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建立有效的政治联盟。
美国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虽然无法从理论上把握美帝国主义衰落以后所造成的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但是他们从长期的政治经验中知道,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所主张的各种社会改良(包括全民健康保险、公立大学免费教育等)不仅无法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且还会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操纵,各种意在改善最底层地位的经济社会政策,不仅不会减少大资本家的财富,反而往往造成针对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再分配”(即加重一般工人阶级家庭的税收负担)。比如,如果政府提高税率,资本家可以逃税,工人却没有办法逃税。此外,小资产阶级“左派”出于政治机会主义而采取的开放移民的主张,则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切身利益。
由于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上无法与工人阶级结盟,这就迫使他们寻求其他的政治盟友和群众基础,特别是以失业半失业人口为主的底层社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美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生产性劳动力越来越少,非生产性的服务业又无法充分吸收从传统生产部门抛弃出来的劳动力,于是逐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半失业底层群众队伍。这样的失业半失业群体,至少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按照经济危机期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人口粗估),其上限大约可以达到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包括所有的贫困和接近贫困的家庭)。在失业和半失业群体中,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又占了大多数。这样,美国的阶级矛盾又常常以种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美国资本主义无法为其庞大的失业和半失业底层群体提供正常的生活保障,其中相当一部分必然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沦为流氓无产者。这些流氓无产者,以杀人越货谋生,其主要危害对象,是其他劳动群众。这是美国资本主义造成的悲剧。
随着美国失业半失业底层群体的扩大,在这些底层群体的社区中,逐渐形成了代表这些底层群体利益的政治势力和组织(“黑命贵”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底层群体代表,也无法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建立联盟关系。相反,由于他们所要求的福利(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意味着高税收)、扩大移民(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意味着更多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减少警察暴力(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意味着治安恶化)与美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利益直接冲突,反而加深了美国劳动群众两大部分(能够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与失业半失业群体)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又通过小资产阶级“左派”制造并信奉的种族话语而恶性发展。按照这样的话语,美国的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悲惨生活,在本质上都是由于白人的压迫造成的,所有白人(包括白人工人阶级)天生都是种族主义者,而不是与大多数黑人劳动者同样被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者。
在底层运动的实践中,由于底层人民中客观上存在着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底层社区运动实际上不得不与这些流氓无产者达成某种谅解和妥协,即底层社区运动帮助流氓无产者反对“警察暴力”,同时鼓励流氓无产者将他们的危害对象转移到底层社区工作者以外的目标。从过去几个月美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来看,像“黑命贵”这样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流氓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劫持。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怎样看待美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警察执法和犯罪活动等问题,笔者以后还会继续展开讨论。
在今年年初的民主党初选中,在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支持下,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一度看到了初选获胜的希望。面对桑德斯即将胜选的威胁,美国资产阶级派出了他们最负众望、最有欺骗性的政治家 —— 奥巴马,先是操纵长期被民主党控制的黑人选民,帮助拜登赢得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初选,然后则公然操纵选举,说服除拜登以外的“建制派”候选人全部退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集中火力打击桑德斯,再利用沃伦这个“左派”内奸分子分流桑德斯一部分选票,终于使得美国资产阶级中意的僵尸候选人 —— 拜登 —— 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大选的提名。
桑德斯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加总统竞选失败,集中体现了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证明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始终无法摆脱被代表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所利用和玩弄的尴尬处境。(原题:特朗普时代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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