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他喜欢用数据说话，基本方式是“道理+数据”，即先讲明道理，再用数据来论证这些道理;尤其是关键时刻，他总会拿出具体的数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用数字比大小，结果一目了然，也就总能让大家心悦诚服。
比如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初期，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县的新城，俘虏白军官兵400多人。因当时刚开始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很多人对这个战略举措还不理解，在毛泽东宣布“放人”的时候，有不少人想不通，还很有情绪。
这种情绪是要不得的，必须疏通。为此，毛泽东专门给大家讲了一次话：“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就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
讲完道理后，毛泽东就用数字说话了：“要是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是很好算吗?”
经毛泽东这么一讲——用“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来给大家算账，用数字比大小，大家开始慢慢理解知道孰轻孰重了。那些不愿意释放俘虏的人听了这个“投入产出比”，都觉得“这是赚钱的生意”(毛泽东语)，对这个优待俘虏的政策开始心平气和了。
这条铁的纪律和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义或“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官兵，比“十个”多了几万倍;解放大西南时，也有“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九十余万部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又如在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关头发挥重要作用的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的精准发言，扭转了危局。
他先是定性地批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又分析了主客观原因：“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此时，毛泽东拿出了“杀手锏”，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这次反‘围剿’我们会失败得这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定量分析的结果往往会取得“2大于1”一样不容置疑的结论。把数字摆出来，也能清楚地表达出那些用文字表达不到位又争论不休的观点：同样的兵力数据对比，前四场打赢了，但在越来越好的其他条件下——比如“还有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第五场却没打赢，显然就是军事指挥出了问题。
这些客观数据的对比，让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将领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愈加认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这都为遵义会议的成功“转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查出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贪污犯罪行为。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上报中央后，有不少人为刘、张求情，甚至求到毛泽东面前，认为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希望不要枪毙，“缓期二年执行”。
为了说通这些求情的人，更是为了挽救更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又用数据说话了：“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是要2个还是要20000个?这是明摆着的事，得要20000个!这段用数据比大小的话又是一锤定音，毛泽东的大局意识和深谋远虑，不仅让那些说情的人，也让广大领导干部心折首肯。
随后的两声枪响，在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决心的同时，更是震醒了新中国一大批领导干部。从后来的效果看，枪毙这两个人也确实挽救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多年后曾亲历该案审理工作的当事人感慨，当年对刘张二人执行死刑“管了几十年”。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用数据说话”特色语言的背后，是毛泽东知识体系中根深蒂固的数据思想。所以，在毛泽东的著作里，这种“数字化”语言更是一种行文特色，尤其是前期的农民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决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非常注意收集数据，用数据说话。
例如他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是采集了一家佃农的全年收支数据，给佃农算出一笔年度亏损账，借以证实佃农穷苦的现实生活。
再如杜修经《四上井冈山》一文提到的一个细节：“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鸿篇巨制《寻乌调查》所采集的数据更是面面俱到，不仅涉及到政治和经济，还兼顾了历史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可谓事无巨细，一并囊括。这些数据，无疑都是中国革命正确决策的基础，证实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做调查研究就注重采集各种数据信息，注重用数据说话、以数据服众了。
参考文献：
[1]陈果吉、田戈、李东朗.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2.第136页.
[2]怀念贺龙同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1.第264页.
[3]石永岩.从遵义到延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4.第92页.
[4]葛长银.毛泽东最早的一篇调查报告，北京前线“东方红啦”公众号，2020年5月22日.
[5]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5.第129页.
[6]葛长银.胸中有“数”的毛泽东，北京前线“东方红啦”公众号，2019年9月11日.
作者：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作者的研究生杨彤、杨婷婷对本文写作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