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我国卫星遥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魏成阶)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4周年。我们非常怀念这位人民的伟大领袖。他老人家为人民的翻身解放，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盖世奇功，涉及方方面面。我以发展我国卫星遥感为例，谈谈毛主席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所起到的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
我是一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卫星遥感应用科学工作者，深刻体会到：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重视新兴尖端科学技术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新中国在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封锁下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毛主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及其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主席在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辛探索中，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毛泽东思想。这里也包括中国科技发展创新的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为了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在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时，同样地进行了艰辛探索。实践证明：毛主席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它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崛起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毛主席关于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逝世后，有人就说“科学春天到来了”，那样说是非常可耻的。真的令我非常生气。
在无产阶级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中，是毛主席第一次(1963年)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从根本上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不仅把科学实验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大革命实践之一的战略高度，而且详尽阐明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方针、原则、途径和依靠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保护科技人才，避免国民党的挟持，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留在了大陆，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我原来所在的中科院地理所就留下了一大批这样的科技人才。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还吸引着热切盼望报效祖国，长期滞留海外的科技人才。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仅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达1500多人。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建立中国科学院，不久毛主席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向首任院长郭沫若(1949年10月—1978年6月)颁发了中国科学院印信。并将中国科学院划归国务院管辖，由周总理亲自领导。
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辉起点。此后，毛主席用各种方式关心中国科学院，曾经两次亲临中国科学院视察。第一次是1953年2月，毛主席参观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指示“天文台要造更大的望远镜”，“要让天文仪器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94年，我们利用卫星遥感信息参与世界上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选址时，还在引用。第二次是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来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成果展览，与科技人员谈笑风生，让科技人员久久地难以忘怀。
1954年9月底，在毛主席的决策下，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122项科技协定)其中包括“航空摄影测绘技术”。按照这个科技协定，我们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研究组”，开拓了从空间观测地球的新领域。
1956年1月，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组织了七百多名专家参与编制了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一批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被列入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科学与远距离操纵等四项技术列入紧急发展措施。一个“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方针基本形成。为了执行这一《纲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向苏方争取了两位专家来华讲学，开办了我国最早的“航空相片判读与制图技术”培训班。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后来都成为我国最早的卫星遥感应用的领军人物。当时中国科学院与高教部在“互抢”科技人才。毛主席知道后亲自协调，找这两个单位的领导人郭沫若和杨秀峰做工作，留下一段领袖具体指导科教工作的佳话。
1958年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建议“中国也要研究人造卫星”。同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此后，我国开始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正是由于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国家才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精兵强将打响了“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战斗。这是为民族命运和尊严所进行的一场决战。
1961年世界上第一颗覆盖全球的气象卫星发射了。在国际上兴起卫星研制之际，我们为了应用气象卫星，就组建了辐射气候研究组。在国内领先为卫星气象学和气候学的结合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竺可桢利用其中的部分成果著写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1963年8月)。毛主席在一个内部刊物上看到这篇论文后激动不已，亲自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就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我国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探讨。
1963年9月，毛主席把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当作中国共产党人艰巨而紧迫的时代任务。提醒人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5 年1 月，我国自力更生的实施了代号为“651”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1967年1月，又实施了代号为“671”的航天工程。我们参与了这两个工程中 “人造卫星工程系列地图”的研制，给地面导航系统和宇宙飞行器及人造卫星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紧接着一批“国防三线建设”的重要工程项目也随之启动。
1969年，我们采用毛主席的对科学技术采取自主研制与外援引进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自主组建了卫星组，经过独立自主的艰苦努力，利用简陋器材，于1970年5月成功地研制出能接收清晰气象卫星云图的设备。
1970年4月24日，以钱学森为首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当卫星把《东方红》旋律传遍全世界时，中华儿女为之热泪盈眶。
受这两件大事的鼓舞，中国科学院首次将“从宇宙空间研究地球”作为地学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写入科技发展规划。为此， 1972年6月，地理所抽调有关科技人员组建了专门研究团队会战。
与此同时，1972年7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我国《参考消息》报道时，不知英文词组“Remote Sensing”怎么翻译，请我们卫星组的闫守邕等将“Remote Sensing”翻译为中文的“遥感”，首次在正式文章中发表，创造了中文科技新名词。“遥感”从此开始普及到全国。接着编译出版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及其应用》一书，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及其应用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推动了我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的应用。由于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图像是对中国封锁的，我们经过第三方引进，成为最早应用地球资源卫星影像的单位。
后来出现一段插曲：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在江青转交的邓小平来信上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不久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并分管中国科学院了。邓小平认为搞卫星太费钱，等中国经济发展了再搞。于是中国科学院卫星项目的长远发展规划将被暂缓执行，我们的卫星应用研究面临下马。对此，卫星组组长王长耀与另外两个同志联名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反映我们在工作中遭遇的困难和地球资源卫星应用的重要意义。并把我们用地球资源卫星图像与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进行对比，发现青藏高原多个湖泊的形状和位置与已出版的地图有很大差异作为典型例子。毛主席通过《内部参考》看到此信，批示中国科学院解决。当时，周总理驻中科院的联络员刘西尧等领导极为重视，认为“卫星应用大有可为”。对“卫星对地观测技术”表示了高度的关注，并做出重大决策：中国科学院要自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及其设备。事先委托地理所完成我国首次“关于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接到委托，我们马上组成了由陈述彭任科学顾问，魏成阶任组长，童庆禧任副组长，共13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组”。调研组分为地球资源卫星国内需求和国外资料查询整理两大部分。经过一年多对全国60多家应用单位的调研和对国外地球资源卫星资料的查询整理，于1974年2月27日完成了《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意见》的调研报告，汇报给中国科学院。调研报告内容，包括：
(1)中国科学院委托地理所调研地球资源卫星总报告—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建议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规划意见。
(2)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所需研制的仪器设备。
(3)地理所“关于开展遥感研究工作意见”及其1975年遥感研究工作和经费要求。
1974年4月5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提出希望把中国科学院搞的地球资源卫星研究项目列入国家计划。根据会议需要，我们将《中国科学院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报告》紧急报送到“国家计划工作会议”上，发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审议。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1975年2月底，郁文等院领导感到“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是一项系统的尖端工程，需要发动中国科学院全院有关力量联合攻关。因此决定抽调近10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组成“两科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组”(此时，中央已决定将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科委合并，对外统称“两科”)，对一些关键的技术设备进行专门论证。
1975年4月24日，中国科学院在事先邀请国防科委等14家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中国科学院关于研制中国地球资源卫星规划设想的基础上，于1975年5月4日，邀请钱学森亲临科学院听取汇报。会上童庆禧、魏成阶分别详细汇报了地球资源卫星的有关情况。钱学森听完汇报，发表了重要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发展遥感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
钱学森着重讲述了当时我国有关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运载和卫星载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展望，特别指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建议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优势，从卫星对地观测的基础抓起。这个基础就是“遥感技术”。必须首先发展我国的遥感技术。没有遥感就没有卫星的眼睛。而遥感又涉及可见、红外、微波等传感器系统以及地物光谱的测量等。钱学森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中四项紧急措施那样，将遥感技术发展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抓。只要把遥感技术搞上去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也就水到渠成了。钱学森同时建议，要充分利用好当前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数据资源，使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此后，钱学森于1975年7月5日、8日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科学院和我国发展遥感技术提出了战略性、方向性的建议，为我国遥感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5年春夏，周恩来总理病势渐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实行“整顿”。他让胡耀邦到科学院的当务之急是先完成一份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把毛主席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所作的“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联系在一起，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整顿。毛主席接到邓小平送交的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后，对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没有批准《汇报提纲》，而且批评道：“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还特意强调，不记得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即将被“整顿”下马的一批尖端科技项目(包括卫星遥感)得以保留。胡耀邦同志再次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列入中科院长远发展规划，上报中央：“遥感技术带动气象、海洋、天文、地质、资源和军事侦察技术”，“1985年发射地球资源卫星。”
1976年年初，针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 “墨西哥遥感技术考察团”，考察地球资源卫星的一些情况。地理所派童庆禧和魏成阶参加。这之后，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把唐山市变成了废墟。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地震局报请中央批准进行“唐山大地震应急航空摄影”。由国家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成立会战指挥部，魏成阶参加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总体方案设计。受墨西哥卫星遥感应用的启发，我们在国内首次利用地球资源卫星像片镶嵌成《京津唐渤张地区卫星影像图》，并分析编制了《京津唐渤张地区断裂构造图》和《京津唐渤张活动断裂构造分析图》，写出了相应的技术报告。结果公布后，新华社通过“内参”报道“科学院通过卫星分析了唐山地震发生的背景原因”。中共中央办公厅告知中国科学院：“毛主席要调阅这一科技成果”。我们根据中央办公厅的要求，把分析报告的简要版打印成大字体，连同各种图件，由陈述彭、魏成阶送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有了毛主席对卫星遥感的两次批示：1976年10月，在中科院设立了遥感总体部。随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的适时建立，引领了我国遥感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成果使我国的这项科学技术走在世界遥感科学技术的前列。作为当事人的我们，终身铭记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那么关心我国卫星遥感科技事业的发展，是那么爱护年轻的科技人员。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在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原则确定之后，就应该把科技人才当成为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要象毛主席那样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特别要注意培养又红又专的年轻科技人才。让他们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成长。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毛主席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战略思想绝对丢不得!正如钱学森所总结的那样“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我们还需要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几十年，才能最终全面突破美帝国主义的科技封锁。如今，习近平同志正在“校正航向”，一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再次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并陆续取得了重大成果。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象毛主席那样发展战略得当、措施得力，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世界处于百年之大变局，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坚持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