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中国大历史的“8年”和“10年”
作者：陈先义(文艺评论家)
中国的历史，浩浩数千年，但是，如果用哲学的宏观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兴衰演变，无非是分为几个大的历史阶段。著名学者韩毓海先生把秦汉以后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我认为很有道理，是颇具科学意义的论断。
放眼千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秦汉到隋唐，是中华文明蒸蒸日上的历史阶段，中国统一后的这千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期，所以我们历史上常常称汉唐盛世、隋唐盛世，无论经济、文化、政治我们都处于中华民族的鼎盛时代。这是中国版图统一以后的第一个千年阶段。
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短短53年的战乱之后，到了公元960年，宋朝宣布建立，从那时直到1840年，是一个新的千年开始。这个新的千年，便是中国大统一后的第二个千年历史阶段。但是就是从这个宋朝开始，却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史发生了重大转折。
什么转折?那就是从宋朝以后，中国文化开始了一个自觉否定历史的时代。公道说，此前的中国，无论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等等，已经远远的超越世界，是生机蓬勃的伟大时代。尽管问题多多，但我们已经站立在世界潮头，引领着世界发展的脚步，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向往之地。
但是到了宋朝，历史却忽然发生了逆转，这个逆转的标志，便是这个朝代自觉地与历史切割和否定此前的历史。否定什么?内容很多，不作详述，其中最为要命的也是最为关键的，那就是否定了我们汉唐以来“立德”“立功”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什么要否定?因为一切都基于8年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
我们综观宋朝，贯穿整个大宋，不管北宋还是南宋，它的立国之本是什么?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纠唐之过，纠唐什么“过”?那就是大唐王朝之末八年安史之乱的“过”。比如给与节度使过高的权力，地方政权的过于膨胀。整个宋朝300余年的历史，让赵家王朝念念不忘的是隋唐那最后的安史之乱的8年，当思考这8年时，连同过去的辉煌灿烂一并抛弃。
为了不再重蹈历史覆辙，这安史之乱的8年，成为大宋王朝制定国策和对外交往的政策依据。一句话，大宋一切国策都是为了避免安史之乱的历史重演，这种消极看待历史的执政策略，使整个隋唐盛世光辉灿烂的326年被忽略不计甚至整个历史被忘却了。更不用说秦汉时代的诸多可以借鉴的文化传统了。
正如思想家严复断言，从宋以后，后来整个中国的思想和制度引领，几乎为宋人所造就。从抑武扬文到一系列国策，出发点都是为了力避安史之乱那样的悲剧发生。而汉唐盛世几千年积累的立德立功的传统在这种消极的避让中被忘却甚至被有意丢失了。
那个大唐之末的8年，的确给中国带来灾难，但是一切思考以那个8年为依归，消极的去吸取历史的教训，却又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脚步。
8年，成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之恙，阻碍着中国人思维的发展进步。
8年，像一座横亘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高山，这一横就是一千年。
观察大宋朝以后的千年历史，中国也不是没有兴利除弊的英雄，但是改革却屡屡不成功，比如王安石，比如王阳明等等，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样的一种局面，最终维持到了1840年以后，窝囊颓废的历史演变，终于逼出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地覆天翻的大革命，宋朝以后的千年，可以说万马齐喑，而到了1919年五四以后，中国却风云际会，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一举出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阔局面。
因为有宋以后的千年史，之所以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就是因为诺大一个中国，在士大夫的治理下，几乎无人敢于“立德”，更无人敢于“立功”，甚至无人敢于说真话。所剩余者，无非就是沿袭着即成的规则，循规蹈矩，奴颜卑膝，吹牛拍马。这种污浊的世风左右着中国政治和官场。
这种歪风邪气，一旦成为世风，那这个朝代必然是无所作为的朝代，因为它造成的只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崩溃。对此，甚至连日本的学者也认为宋以后的中国，再也看不到汉唐的威风和风采。这段千年史，也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力图阻止这种势力顺流直下，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也不是没有改革者力图翻盘，实现整个民族的再度复兴。比如王安石，比如王阳明，等等。但是这些先驱者却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为什么?因为保守和旧势力的过于强大，但是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和精神，却给中国大地留下了复兴伟大民族的星星之火，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不断有英雄豪杰和有识之士站出来振臂呐喊。比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各种探索和追寻，都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结束千年历史的新出路。一条民族复兴的大路，但是都没有成功，都先后以失败而结局，原因为何?因为缺少先进的理论做指引，缺乏具有更远大胸怀和抱负的卓越领袖。
这样一个艰难探索和苦苦追寻的历史，就在这样一个千年结束之后的20世纪之初，忽然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呼唤领袖而领袖呼之欲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理论伴随十月革命炮声传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事件，便是最伟大最杰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出现。
毛泽东的出现，不仅是新千年开始的一个重大标志，而且是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从公元907年形成的无所作为的官场循规蹈矩、拍马逢迎的坏风气，那种拒绝立德立功的旧习惯，开始焕然一新。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熟悉和研究了中国积贫积弱的近代及其千年历史，凭着他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他掌握了代表这个世界最为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种最为先进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从青年时代就开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开始了以公平正义的“人道”，对抗弱肉强食的“天道”。到1949年，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呐喊，让中国人民从世界上从此站了起来，就意味着从公元907年开始的那个千年成为过去的历史。
如果说毛泽东成功的秘诀，那就是以土地革命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缔造了工农子弟兵。他的诀窍就在于，以武装农民的形式组织起农民，改变了中国千年以来的一盘散沙的局面，从此中国大地出现焕然一新的全新局面。他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来证明马克思最早提出的设想：如果以武装的农村包围武装的城市，那么这种方式必将取代西方的所谓“日尔曼生产方式”。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任何共产党的领袖，他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就在于他科学地完整地理解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毛泽东创造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让千百万来自农民的普通战士有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因为有了理想和信仰，这支军队便区别于任何一支旧军队，在向旧势力的作战中，他们具有不畏强大敌人的牺牲精神，才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
今天无论从党史、军史、革命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并不少见，而妖魔化毛泽东的野史，在美国和西方同样也是畅销书。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真正从思想史、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并不是很多。而一些野史的流行，正在成为美国及其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颜色革命的重要手段。
今天的读者，也许对于毛泽东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并不缺乏了解，甚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也不缺乏了解。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今天中国的一切现状，都是毛泽东给我们造就的。这就是尊重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如果离开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离开了鸦片战争170多年的历史，离开了新中国70年的历史，如果仅仅盯着“文革”那十年的短暂一瞬，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史肆意贬损和歪曲，如果一个社会公知，可以泼妇骂街一样，肆意用极其污浊下流的语言谩骂我们的最为卓越的领袖毛主席，那么这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但是到目前为之，国内就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那么一些被称为公知的人，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用极其污浊肮脏的词汇来谩骂我们的党谩骂我们的领袖，呼应国际反华势力，在国内散布种种奇谈怪论。
而这些人又可以公开的站在大学讲坛上，站在各种论坛上，利用各种媒介，发表过去历史上曾经被人民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言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许用这样的语言来侮辱一个政党的存在。而今天在我们国家，这样一些公知所结成的反动力量，正在向我们发出公开的挑战。比如那个用极端语言谩骂毛主席的公知教授赵士林，那个公开挑战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的大学教授梁艳萍等等，他们今天还拿着我们的政府发给他的薪水，却每天都在谩骂我们的党和领袖。请问，哪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的败类如此这样做。
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那个“十年”，这与大宋年代看待富丽堂皇的辉煌大唐几乎一样。这种历史的覆辙如果任凭其重演，这将是我们的极大的倒退。
大唐的最后8年，不过是历史的短暂一瞬，它的发生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却一直影响了中国千年的思维，不仅影响了整个宋朝的基本国策，而且影响到宋以后的历史演变，给后世造成的循规蹈矩、阿谀逢迎的污浊风气，一直延续了千年。直到毛泽东和毛泽东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中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
毛泽东的出现，是历史新纪元的开始。相反，如果我们的眼光，因为某些原因，死死地盯着那文革的十年，甚至用历史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10年之前的我们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将会重犯上一个千年我们的祖先们犯过的历史错误。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谆谆告诫我们的党，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历史，不能也不允许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允许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今天，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把这一个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正是整个民族的伟大梦想。
今天我们思考问题，不能只考虑那个十年，要有大历史观，况且到底怎么看待上个世纪的文革十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和重大理论话题，这同样也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这个话题多说了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是不合时宜的。党中央已经有过结论。相信历史必然会用唯物主义的解读给与客观的评价。
但是有一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清楚的。那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代最伟大的领袖，他绝无私利可图，他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这个基本的国家战略。包括文革的发动，基本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党的变质，防止我们的党内出现大批的而不是个别的贪污腐化分子，由革命者变成为革命的敌人，成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革命对象。如果有失误的话，那也是一个政党在寻求正确道路过程中的失误，属于一个政党前进道路上的失误，把一切错误归于毛主席，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态度，也很不公平。正如邓小平所讲：“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侯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这个旗帜不能丢。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07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做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重要结论，深得党心民心。
用大历史观看待中国，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就会豁然开朗。世界历史有周期，中国历史也有周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如果秦汉唐是一个历史周期，到了宋元明清是一个周期，那么，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这个世界和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这个新的周期，是由毛泽东所开创的。毛泽东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整个世界，他的思想，不仅影响着东方，同时也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理论，成为全世界认识世界格局的最基本理论。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否定毛泽东，说到底，是因为不管你怎么去分析研究，我们都处于由毛泽东开创的这个历史周期里。如果你硬要否定这个历史事实，那么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这个地球一样，那是不可能超越和更不可能实现的。
2014年，在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我们必须面对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经验。从这样三个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治理问题，是中国当下必须遵循的基本思路。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和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应该说，他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研究，与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全党同志就是要有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那样一种宽广胸怀、远大的历史视野和包纳四宇的思想风范。
正是基于这样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以，习近平同志就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先后到近百年前党的诞生地南湖去寻找初心，到古田会议会址去寻找战斗意志，到长征路上去寻找我们的精神信仰，到西柏坡去重温两个务必，到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圣地去去重新发现和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必须要警惕的是，在当下国际国内斗争日趋复杂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我们国内就有那么一些社会公知，公开叫嚣与人民为敌，与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政府为敌，肆无忌惮的向人民挑战，这是解放以来最复杂的时期都没有过的新现像。有人把一切问题都归于十年文革，这根本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这些年党内政府内大批贪污腐败分子的集群出现，有些部门甚至塌方似的腐败，与前三十年又有何关系，与文革有何关系?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面前，不仅我们的党要保持清醒头脑，全体人民都要保持清醒头脑。
还是要牢记毛主席的告诫：我们有些人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复过的，但却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比糖衣炮弹更加严峻，我们面对的敌人本身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汉奸和卖国贼，他们正在做着与美帝国主义里应外合的工作，这才是我们要格外警惕的。不然的话，在我们外有外患，内有疫情，全国上下正同仇敌忾，正在战胜一切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敢于肆无忌惮的跳出来向全社会公开挑战呢?那个卖国投敌当汉奸的余茂春，那个敢于公开谩骂毛主席的教授公知赵士林，还有那些公开力挺港独、台独的教授梁艳萍之流。那些阴阳怪气丑化我们抗疫之战的败类，可以说，他们的公开挑战已经超越了我们政策法律的底线。而我们的主流媒体至今还置若罔闻，我们只能说，关于大历史的“8年”和“10年”的毒害，有些人是中毒很深的，误读历史，我们全社会都将付出代价。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每一个同胞，都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的清醒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毛泽东主席给我们的法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千万不可人云亦云，特别不能听那些反动公知们胡咧咧，他们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是我们必须打倒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