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绥铭
[导读]基于种种原因，中国地下性产业一直绵延不绝。作者认为，光靠富人的消费，任何一个性产业都难以为继，天下尽然。而制约普通人的性消费意向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经济因素到底是什么?作者所考察的这个社区，是一个新兴的、主要由私人采掘的金矿区。这个红灯区的最大特征是其大多数客人是民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千禧年后，在广州历史最长的城中村，两个来自海丰的“走鬼”青年，穿过纵深的市井，卖盗版书和打口碟。到了夜晚，开在摊后的发廊泛着暧昧的粉红灯光，发廊妹们从摊前走过，留下劣质的香水味。
这两个青年不知道，十几年后即便他们穿着过时的皮夹克和花衬衫，也能吸引几百万的忠实拥趸。在《乐队的夏天》的综艺滤镜下，仁科那句“我们宁愿土到掉渣，也不俗不可耐” 被不断放大，逼迫媒体将镜头切到城市与乡村的连接地带，对准忽略已久、面目模糊的青壮务工。
随五条人乐队水涨船高的名声而来的，是言辞激烈的指责：为了社会的体面，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况不该被描述。但由于人口流动的天然特征，当你脱离镜头，会发觉那些角落和人物与“高大上”并不完全割裂，反而相互交融。就像是本文作者所研究的地下性产业，并非光靠富人维持，天下尽然。
作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一个位于湘黔边界上的县东乡的子坪金矿，那是主要由私人采掘的金矿区。
由于金矿区不过是个弹丸之地，笔者共在该地考察6天5夜。这个红灯区的最大特征是其大多数客人是民工。但仅仅是经济发达，并不足以产生和维持性产业。当地一定有某些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特征，性产业才会应运而生并且常盛不衰。作者从此点出发，带回如下报告：
▍什么是“富余活钱幻觉”？
在开始社区考察之前，笔者虽然有过对其他性产业考察的经验，但是对这样一个在短短时间里爆炸式聚居起来的社区，既无感性认识，也没有理性假设。笔者之所以能够逐步形成以下的思路和总结，完全是由于在考察中强烈地感受到：
在这个社区里，觉得自己很有钱的人格外多，而且远远超出他们实际上所拥有的金钱数量。这就是他们的“有钱幻觉”。
尤其是，他们普遍夸大地估计了自己所拥有的“富余钱”（除去必要的支出之后所剩余的现金）。这就是“富余钱幻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富余钱并不是存在银行里，也不是存折，而是时时刻刻就在自己的手头上，可以随时随地花掉的现金（即所谓的“活钱”）。因此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富余活钱幻觉”。
这种幻觉，恐怕就是这个社区里性产业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它的严格含义是：“自己夸大地感觉到自己所富余的、在手头上可以随时花掉的现钱很多”，简称“富余活钱幻觉”。
这种心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且容笔者一一道来。
▍赌博式的短期疯狂投资行为
刚上山，笔者感到的是，山上的人个个似乎都雄才大略、义无反顾。整个矿区也显得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但是一访谈就发现：实际上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是在赌时间，赌进度，赌打到矿脉的运气。所以洞主和打股的人基本上是仅仅计算打洞子的投入，至于何时产出，产出多少，几乎全靠一厢情愿。尤其是，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可靠的地质资料，主要靠一些以前在湖南雪峰山打过金子的温州人来当工头，任由这些工头跟着感觉走。
对此，笔者曾经询问过3位洞主，他们有没有地质学的根据。3人都信誓旦旦，海阔天空地乱吹。但是一问到任何细节，他们就都以保密为由，三缄其口;或者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
据指挥部的干部说，洞主们除了知道要发财，其实什么都不懂。命运掌握在工头手中。那么工头懂吗？干部说：这跟押宝一样。你说，赢了的就懂吗？
一位路遇的当地青年挑夫，把他的扁担尖往山上一指，用方言说：“赌撒!”(只不过是赌博而已)
一般而言，打一个洞子，有硬后台的本县人要交给指挥部3万元;一般本县人交5-6万元;附近各县的人交9万元;纯粹的外地人交13万元;来自沿海地区的，可能还要多交一些。
一共有12个政府机构在山上收费，每个洞子每月要交大约3000-5000元。
此外，一个洞子的基本机械设备，至少要3万元。一开始就要雇12-15个民工;随着进度，会扩大到20-30个。洞主必须支付民工的吃饭钱。一个洞子至少要搭起一个棚子，花费2000-3000元。还有炸药、柴油等等消耗品的费用。
所以算下来，没有8万元的投资，根本不可能开一个洞子。如果按上限计算，总要有20万的投资才行。虽然大多数洞子都是集资开采的，但是根据行情，每个股份不能少于8000元，就是最低总投资的十分之一。有些洞子被认为是位置好、希望大，那么每股就会超过2万元。
许多打股的人都是附近的纯农民，拿出这笔钱并不容易。但是正如一切赌徒一样，只要参加进去，不管真穷真富，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最典型的“富余钱幻觉”。它的大概率结果就是：不但赢了钱会毫不珍惜，就是还没赢钱，甚至输了钱，也会同样地拿钱不当钱，会超水平挥霍。
在这种心态的形成过程中，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洞主或者打股人，发挥了带头羊的作用。(据指挥部的2个干部估计，这样的人不下500个。)他们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既然嘴里说着那种被戏称为“富人话”的方言，似乎就不得不按照大款和暴发户的行为方式来为人处事。据说，他们来投资的理由几乎千篇一律：在家赚的钱太多啦，没有什么地方可用啦，所以来这里试试运气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虽然笔者无法定量地分析出，沿海来人对性产业产生和维系所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但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疯狂的投资方式，他们财大气粗的心态，本身就会对当地社区寻求性消费的倾向，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没有人想在这个穷山恶水的鬼地方呆一辈子。这使得人们虽然居于斯、做于斯，甚至终年不下山，但内心里却依旧是一派游客心理。这也是性产业的重要支持条件。
▍参与消费的经济性因素
光靠富人的消费，任何一个性产业都难以为继；天下尽然，此处也不可能例外。而制约普通人的性消费意向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经济因素，往往并不是他们真的有多少钱，也不仅仅是他们幻觉自己有多少钱，而是更深入一个层次的因素：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少“富余活钱”可以随意花掉。
山上最多的是民工。在当地民工的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里，蕴藏着3大经济因素，都很容易诱发和推动他们产生对于富余钱的夸大感觉，从而对“性产业”发挥相当的作用。
第一个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随时发工资
几乎所有的洞子都是按“班”当场用现金支付工资。只要你干满一个班，一出洞口，洞主或者工头马上把钞票递过来。
随时发工资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洞主或者工头自己不愿意保管过多的现金;随时当作工资发出去，再丢了就概不负责了。
二是因为打工仔几乎都是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他们随时可能辞工回家，因此要求随时发工资。
三是因为，各个洞子的工资水平很不一致。一般来说，已经打出或者马上就要打出金子的洞子，为了抢占矿脉，总是出高价雇佣有经验的壮劳力。因此别的洞主只好把随时发工资作为招徕民工的一个小花头，而民工也把这作为愿意留在此洞的一个条件。久而久之，各洞子就都这样做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收入很低的底层民工，也会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还是很有钱的。这里边有一个心理因素：
一般来说，即使工资总额是一样的，人们如果是按天拿钱，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的钱很多。相反，如果是按月领工资，就会觉得工资很少。
这是因为，一天所挣的工资，再低也比一天的日常消费要多。而且人们在比较某一天的工资和消费时，常常会忽略掉许多长期的开支，因此更觉得工资多。反之，在每个月领一次工资时，人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自己已经干了漫长的30天;想到这钱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长期开支;于是顿时就觉得工资太少了。(西方资本家精于此道，所以越是体力劳动，越是按小时来计算工资。)
工资高是促使一些民工参与性消费的第二个经济因素
他们的工资相对地比在家种田多不少，也比那些做挑夫的人多不少。尤其是，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相对的差别，使得一部分人在自我感觉上和心理估计上，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自己的经济收入。
同时，民工的劳动强度其实也并不那么大。这是因为，洞主们为了赶进尺、抢金子，不仅一开始就全部采用机械施工，而且机械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例如一开始时，打洞子用的空气压缩机一般都是1立方米的，出矿往往也是人工肩挑手提。但是很快就有人使用2立方米的空压机和手推车，到笔者考察时，空压机已经加大到2.5-3.0立方米，出矿已经开始应用自制的轨道车。再加上指挥部相当严厉地推行8小时工作制，因此，民工的实际劳动强度在不断地降低。对于干惯苦活累活的农民来说，打眼、放炮、出矿、倒渣，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
可是他们的工资应该说是不低了。洞主为了互相竞争，每打1米进尺，从刚开始时候的支付400元工资，到1996年时增加为500元。到1997年时，大约将近一半的洞主已经增加到600元。其中一些已经出金子的洞主，更是付到700元和800元之多。
各个洞子的进度不一，但是指挥部的干部说，还没有听说每天低于2米的，最快的一天之内打了8米。这样，即使按照最低进度来算，12-15个人每天打2米，至少就可以获得1000-1600元的总工资，每人每天应该平均80-100元。
当然，洞子越深，需要的民工就会越多;在进尺不变时，每个人的工资就会越少。不过，这样深的洞子，往往都是已经出金子的，洞主会增加每米进尺的工资总额。因此山上的民工们，每天的工资数额，大体上是恒定的。否则就不可能维持各洞子民工队伍的基本稳定。
民工们都是由工头直接组织和控制的。工头的工资也包括在每米进尺500-800元的工资总额之内。一般的规矩是，根据打洞子的难易程度，工头从这个总额之内抽取30%左右，不会再多。这是因为，工头必须考虑到如何吸引和维系民工，特别是不能让熟手和强手跳槽，因此不敢过多地提成。
所以粗算下来，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民工每天实际上可以拿到50－70元工资。在笔者分别访谈过的6位民工中，只有1位在最近的4－5天里连续低于40元，因为洞子遇到了复杂地质情况。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工头很有信心，认为很快就能打过这一段，进度和工资就都会上去。
在这6位民工中，最多的一天曾经拿到过160元工资(只有那一天)。最低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只拿到18元多一点。当然也有完全歇工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洞子换老板或者工头，群龙无首。
几乎所有民工都没有带来老婆孩子，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了极点，必要消费也降低到了极点。这也会促使一些人觉得，自己不仅工资多，富余钱也多。
第三个影响民工行为的经济因素是工资全部是现金
民工的工资全都是当时当场付钞票，又无法储蓄，也无法寄走，因此他们的口袋里随时都有相当多的现金可以任意支配，比城市里的一般工薪族还要多。这就是所谓的“活钱”。这就更容易使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夸大的感觉。
综上所述，由于这个金矿区的独特经济运行方式，在民工这个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里，反而有一些人比一般小店主、摊主更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富余活钱”，从而可能产生出格外强烈的“额外消费”的欲望。
当然，由于笔者的社区考察不是严格的社会调查，所以无法计算出这种民工所占的比例。但是这部分人在民工当中是很扎眼的，完全可以运用观察和考察的方法来发现他们和总结他们。
一般来说，越年轻的民工，“富余活钱幻觉”就越强烈。尤其是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民工，虽然经常念叨要攒钱娶媳妇，但是许多人都敢抽好烟、敢喝酒、敢去各种娱乐场所消费、敢在山上买好衣服和穿好衣服，甚至一出洞子就换上皮鞋甚至西服。连指挥部的一位干部都指点我说：不要一看见西服革履的人就以为是老板，里边有许多其实是民工。(老板为了安全起见，往往反而很象民工。不过，他们一拿出大哥大就露馅了。)
另一位干部则很看不上这部分年轻的民工。他说：这些人原来也就是一些泥腿子，现在有了点钱，就不知天高地厚，在这个不毛之地冒充起城里人来了。
对一些民工的访谈也可以证实这种心态的存在。只是由于“富余活钱”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笔者在访谈中一般不用这个词，只是询问对方的预期要开支是多少。再与对方所说的收入相比较，就可以推测出对方心目中的富余活钱大概是多少。
这样，在上述分别访谈过的6位民工中，在山上的预期开支没有一个超过每月50元。
那些到娱乐场所来的较年轻的民工，也经常在言谈话语当中充分地表现出那种自以为很有钱的心态。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了夸大的心理估计，而且比他们理智上的长远规划更直接地影响着他们在山上的行为。
▍反证：小店主对“富余活钱”的相反心态
在现场工作时，笔者首先考察的是山上的各种各样的小店主和摊主。这是因为，根据一般想法，他们的“富余活钱”会远远多于民工，参与性消费的可能性想必也会大得多。
其实不然。以一个兼卖食品、百货、农副产品的夫妻店式的小饭馆为例，笔者曾经跟女主人一起，粗算了一下他们1997年4月的流水帐。结果发现，他们的毛利润，其实也不过是2000元左右。连这个女主人都说：除了没那么辛苦，不用风吹日晒雨淋以外，我们两口子赚的钱，还不如两个挑夫多。
尤其是，他们觉得，自己连一点“富余活钱”都没有。他们不但自己有两个孩子要养，山下的三亲六故也常常来“帮忙”。做的不多，吃的不少。尽管已经跟一个做女挑夫的、常来“探望”的表妹翻了脸;尽管他们也知道，亲朋好友里的任何一个人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大用;但是这种传统人际网络，仍然对这两口子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每月的那2000元左右的盈余看作是“富余钱”，更没有看作“活钱”。笔者虽然再三启发和追问，女主人仍然一口咬定：一点富余活钱也没有。
笔者先后投宿的那两个娱乐场所的男女店主，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感觉。尽管如同前文所述，笔者可以推算出他们两位的纯利润肯定不下每月千元，可能更多;而且他们都不打算再投资;但是这一男一女也都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富余活钱”可言。
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感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真的给他们来一个严格的经济核算，他们的“富余活钱”可能比笔者推算的还多。但是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夫妻店式的、小本薄利经营的生存状态之中，精打细算和细水长流必然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他们又不得不为了维系传统网络而增加一些额外的消费，因此他们就只会觉得自己有盈余，却不会感觉有富余。
这种心态，而不是他们实际的经济实力，极大地抑制了他们投入性消费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