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是简单介绍私有化的动力和其理论辩护，为大家研究和反思私有化提供材料。第一部分分析“精英”和部分小资鼓吹私有化的现实动机;第二部分讨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关于私有化的各种理论辩护;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什么人要搞私有化？动机何在？
在评价私有化好坏以及为什么要搞私有化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是谁在支持私有化。在目前，支持私有化的主要是“精英”和部分小资产阶级。
“精英”是社会中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其政治行为的一切目标，都是巩固和扩大其对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掌控。对“精英”来讲，私有化的动机主要有如下几个。第一，就其短期经济利益而言，通过管理层收购等方式将原本的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化为私人资产，可以直接将政治权力兑换为“精英”的私人财富，实现个人和家庭财富的积累。对有政治野心，不愿“在商言商”的“精英”而言，这也是为进一步收买政治权力，跻身上层创造条件。第二，就其长期统治而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的代际延续存在风险且手段较为复杂，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局面的干扰。而经济权力的代际延续则相对简单，只要一国事实上承认私有财产合法性，那么私人财富总可以以较安全的形式传递给后代。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的代际延续需要派系斗争的特殊条件，经济权力的延续只需要政治稳定的一般条件。第三，就“精英”的个人生涯来看，在国内情况不利时，私人财富通常可以转移到国外，保证自己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退居海外，乃至择机东山再起。第四，就“精英”统治的全局而言，私有化意味着取消原本工人可以享受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直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利润。同时“减员增效”制造的大量失业也创造了产业后备军，为继续压低工资创造条件。第五，私有化也是“精英”与世界帝国主义达成同盟的条件。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常常直接或间接地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帝国主义而言，私有化造成的廉价劳动力是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物质基础，对于“精英”而言，与帝国主义结成事实上的同盟是其稳定国内统治的基本条件。除“精英”在不利时需要对普通群众作出妥协的情况之外，私有化将是“精英”们在未来可预见的历史时期的一贯政策。
除了“精英”以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许多小资对私有化抱有好感。那么这些小资支持私有化的动力何在呢?现代小资是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出卖垄断性技能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尽管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是由于其对劳动过程的掌控，他们一定程度上有着挟制“精英”的能力。因此，小资可以享受相对较高的工资、更加宽松的劳动纪律、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他们也是意识形态上较为积极的群体。小资产阶级的客观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能力至上”的意识形态底色。所谓能力至上，一方面指的是他们相信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即垄断技能，就可以实现升职加薪乃至“财务自由”等目标;另一方面，他们一般也承认现存社会的不同收入分配也是个人“能力”高低的体现。因此小资产阶级，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其意识形态活动的目的都是确保自身的垄断技能可以兑换到一个“公平”的价格。而一切促成这种“公平”交易的，实现其垄断技能的，都是“好”的，一切阻碍这种“公平”交易的，其他形式的垄断，都是“坏”的。
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保障、福利待遇是私营企业无法提供的，同时国有企业的录用程序也不完全符合“能力”排序，这就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能力至上的“优剩劣汰”在国企当中不会充分发生作用。对于“精英”而言，这显然是“大锅饭养懒汉”，降低效率。而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由于国企工人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劳动力市场的残酷竞争，所以国企的存在是对他们所想象的社会“公平”的无情嘲弄。只有当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一切不完全服从竞争关系的机构都废除时，方能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能者多得。右派小资自然会攻击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而一些自封的“左”派小资也在指责国企工人都是“工人贵族”。表象不同，本质一样，这都是他们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反映。当然，比起“精英”而言，私有化对小资产阶级更多只有情感纠葛而无直接利益，小资产阶级对私有化的“好感”会随着私有化恶果的逐渐暴露而退潮。本次新冠病毒肺炎暴露出的公立医疗机构数量不足、资源被莆田系私立医院挤占，以及私立医疗机构闭门歇业、拒不收治病人等问题，也让很多小资产阶级深受其苦。目前，除了部分铁杆自由派之外，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对私有化，尤其是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的私有化已经不再有好感，甚至产生了相当的厌恶。
二、私有化的理论辩护及其批判
现实利益指导政治行动，政治行动需要理论正名。私有化除了对“精英”和部分自由派有好处以外，与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都是敌对的。因此，所有支持私有化的理论，其目标都在于如何将“精英”的特殊利益伪装成群众的普遍利益。下面我们就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介绍生活中常见的几种为私有化辩护的理论，并且为大家提供一些反驳他们的材料。
支持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们将其伪装成提升经济效率的改革。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而且国有企业的决策受到政治环境的压力而非以最大化盈利为目标。“委托代理问题”指的是委托方与代理方利益不一致，且委托方无力监控代理方行为而产生的效率损失。私有化的推手们认为，国家机器无法有效监管国企管理层，国企管理层有虚报瞒报产量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国企管理层也无法有效监视国企工人，国企工人也有着“磨洋工”的意愿和能力。“软预算约束”问题指的是国企不受到破产清算的威胁，故而国企管理层没有动机提升企业效率，任人唯亲，造成处处皆是领导，处处无人做事的局面。同时，国有企业承担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提供社会福利，灾难期间提供对口支援等职能，其经营目标的实现并不以获取利润为基准，因而没有提高效率的强烈动机。所以国企对科技创新既不敏感也无兴趣，阻碍长期效率的改善。只要搞了私有化，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企业经营和整体经济效率会提升，从而符合群众的普遍利益。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私营企业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的表现并不比国有企业强。首先，关于“委托代理问题”，比起国企瞒报虚报产量，私营企业偷税漏税的行为更加普遍。同时，私营企业除了动用胡萝卜(奖金)加大棒(钉钉)的方式压榨工作效率，完全无法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集体责任感、动员工人的工作热情。由于私营企业的个别利益与国家治理的整体利益之间，私企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直接敌对关系，大量的经济资源被消耗在了监控和反监控、压榨和反压榨上面，严重降低了经济效率。关于“软预算约束”问题，私营企业在经济危机期间同样受到了“软预算”约束的待遇。比如，财政政策就是用国家财政来购买那些私营企业由于误判经济形势而生产出来的卖不出去的产品;货币政策就是让央行去兜底由于私营资本投机而急速下跌的资产价格。所以，私企经营的利润由私企老板独有，而私企经营的成本却由社会公众负担。对于私营企业决策机制的问题，事实证明，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私营企业，有利润就一窝蜂地上，出现不利局面就惶恐撤资，制造又戳破一个个投机泡沫，浪费大量资源，完全没有显示出任何效率上的优越性。同时，私营企业确实不用承担“社会责任”，一些私营企业在出现地震、瘟疫之时大发国难财，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换取利润。从经济效率数据上看，无论是进步学者常用的产出-资本率，还是反动学者常讲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私有化推进到“深水区”时，都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总结起来，私有化在经济效率、风险承担问题上，与群众利益间接敌对；在发国难财和直接盗取人民财富的问题上，与群众利益是直接敌对的。
另一种声音来源于支持私有化的政治学者，他们把私有化伪装成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天赋人权包含生命、自由、财产。只有拥有私有财产，才有可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定提出负责任的意见，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他们财产的保值和存续。对于没有财产的个人，由于他们没有能力也不需要为错误决策承担财产损失，他们必然会滥用公器，恣肆淫乐。即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拥有私有财产也意味着不会被小恩小惠收买，能够自食其力。按照这些人的观点，新中国初期出现的一些政治现象，只能用绝大多数民众“无恒产者无恒心”来解释。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财产是公有的，那么就必然政治上导致“暴民政治”，在经济上导致“公地悲剧”。因此，通过私有化，将公有财产分给个人，就能大大强化个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通过负责任的民主参与引导社会向善有序。
历史经验表明，私有化的结果绝非是将公有财产均分给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原企业的管理层和参与侵吞国有资产的不法官员分得了原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国企工人不仅没有分得财产，反而丢失了工作、福利和作为国家建设者的荣誉，作为廉价打工仔被甩进了毫无“民主”可言的就业市场。而且我们都知道，今日的有产者从不“自食其力”，而要依靠无产者的无酬劳动来养活。由于强行假设本不存在的前提条件，支持私有化的政治学者的说教，便完全沦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欺诈宣传。
最后一种声音来源于支持私有化的文化学者，他们把私有化伪装成个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今日文化界，我们常常能听到一些人哀叹“乡愁”不存，人性凉薄;“乡贤”不再，良俗沦丧的声音。他们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不仅从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同时也断绝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中华传统若要复兴，那就一定要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如果一个社会的土地和企业主要是公有的，那么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只是整齐划一的零部件，整个社会也就不存在文化生机。进而，这个社会与“普世价值”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最终自绝于世界。
这些人对于“乡愁”的怀念，对“乡贤”的向往，只不过是垂涎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经济政治特权。事实上，旧中国地主阶级“才子佳人三姨太”的恩怨情仇，鲜明“个性”，都是建立在对农民的严酷剥削之上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地主和他们文化人才配拥有个性，配称为“乡贤”，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好的情况下是猪狗牛马，通常的情况下只不过是如萝卜蔬菜一般的乡村景观罢了。旧文化人和他们当代拥趸们哗众取宠的个性，正是建立在农民群众不得不失去个性的基础上。土地和国企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剥夺绝大多数人个性生活的空间。
三、结论
私有化是一场由“精英”发动的，由部分小资产阶级支持的，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用普世意识形态伪装起来的政治进攻。因此，我们需要首先洞悉私有化的动机，明确对手的利益所在，进而通晓其意识形态欺诈手段，直击要害，方能让自己的身边的人对其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