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武力侵华事件，是中国的国难和国耻。“抗战”是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九一八”与“抗战”不能兼容。
“九一八”之夜，沈阳北大营个别部队掩护退却的枪声，不能抵消九一八事变中整体的不抵抗方针。九一八事变的时限就是1931年9月18日之夜和19日，最多延至9月下旬。伪满洲国成立是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的标志。不能把整个东北沦亡过程统称为“九一八事变时期”。
日军侵占东北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对日军进行过英勇抵抗，但这些作战多为自发的､分散的，没有统一指挥，多为战斗，少有战役，没有形成整体的对日战争。中国一方应对日军进攻东北各地，总体上是不抵抗方针，辽西撤守尤为典型。故“九一八”和东北沦亡，是与不抵抗相连，而不是与抗战相连。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发动的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活动的起点，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兆。日本关东军蓄谋已久，经过周密策划，充分准备，一夜之间占领东北首府沈阳，三四个月时间占领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空前的国难。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应对关东军进攻的不抵抗方针，导致了东北三省迅速沦亡，故而也是中国的国耻，他因此获得了“不抵抗将军”的名声。
对于九一八事变这场国难国耻，三十多年来对九一八事变的研讨中，却出现了洗刷张学良“不抵抗”罪责，美化张学良，拔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对日作战的意义，混淆曲解事变的性质等情况。有人把张学良藉口须全国抗战，东北军才能抗战的言论，称作“早期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理论之一，也是东北爱国官兵的共识”[1]，称“张学良亲自领导和指挥了东北军的对日抗战”[2]。一些人生造了“‘九一八’抗战”[3]､“‘九一八’战争”[4]的概念。
“九一八”与“抗战”不能兼容。怎么能把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抗战捏合到一起，提出“‘九一八’抗战”说，把国难和国耻打扮成爱国和荣耀?在九一八事变和东北军民抗战的研究中，有必要澄清“‘九一八’抗战”之类的概念。
一､“九一八”之夜掩护退却的枪声不能冲销东北军不抵抗
“‘九一八’抗战”说与“九一八战争”论，意思一样，都是说，1931年9月18日夜里在沈阳发生了一场战争——抗日战争。真有这回事吗?子虚乌有!
“九一八”之夜，确实发生了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侵华战争。不过这场战争有“不对等”的特点：一方(日本)动武，一方(中国东北军)不还手(不抵抗)。日军战史记载：18日夜，关东军进攻北大营，从北西南三面，“逐步排除坚守兵营之敌之抵抗”。19日晨6时30分，全部“赶走”了东北军，完成占领，当场死2人，负伤22人。而中国东北军除一部据守兵营顽抗外，大部并无大的抵抗。北大营守军遗尸320具[5]。
除北大营外，日军占领沈阳城和攻击东大营也非常顺利。日方记载：第二师团主力奉令从辽阳出发，19日4点45分攻击奉天城，几乎未遇到敌之抵抗，午前占领了主要机关､银行､航空处､兵工厂。一部日军攻击东大营。东大营有步兵炮兵研究班，但“未遭敌之抵抗”，午前11时40分和下午零时30分间占领了东大营及山咀子兵营(东陵)。当时奉天外城内城中国军的卫队､公安合计八千名，东大营有步兵炮兵，但这些部队均无战意，而且无人统帅(率)，所以不加抵抗，便溃逃而出[6]。
中国方面东北军奉行不抵抗命令的记载与日方记载吻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事变的经过说：事变发生后，两次向北平张(学良)副司令电话请示应付办法。张学良都指示，避免冲突，不抵抗。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决定：不管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7]。日军除攻击北大营，同时亦侵入商埠地……依次将大小西边门各警察所占领，各警士被杀伤者甚众。虽我方不抵抗，而其枪炮声仍不稍停[8]。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叙述北大营被占经过：对日军进攻，士兵服从长官命令，不还一弹。而日兵入营院，即大施惨杀，枪炮齐发。官兵受其伤害者甚多。经用电话“请示方策，即指示不得抵抗，先退出兵营，齐集某营前大操场待命”。而日军更用机枪射击。此时电话不通，乃退避北大营东端二台子附近集合，以观究竟。……时已至十九日上午六时。日军更依东营垣，向我射击。不得已，乃向山咀(嘴)子退去。而日军更节节进逼，遂向东陵方向前进。于十九日上午八时，方集结于东方森林地内。检查人员，得悉斯役，步七旅死亡官长五员，士兵夫一百四十四名;负伤官长十四名，士兵夫一百七十二名。统计，伤亡官士兵伕三百三十五员，士兵失踪生死不明者，四百八十三名[9]。
中日双方对“九一八”之夜，日军武力进攻沈阳，中国军队未予抵抗的史实，记载一致的：一方枪炮齐鸣，一方不予还击而退让，并有重大伤亡。
当然，“九一八”之夜，中国军队也并非一枪未发。东北军第七旅第六二○团在从北大营撤退时，曾边撤边打。该团团长王铁汉回忆：“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四十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十九日上午五时。”[10]关于王铁汉团边撤边还击的情况，据荣臻叙述：“……因不准抵抗，相继避退。一时呈混乱状态。并各特种部队人员，纷纷向东避退。至四时，第七旅尚有第六二○团王团长铁汉，督属收容，以一部掩护。及至七时三十分，该团破出重围，继续向东山咀(嘴)子撤退。此时日军见第七旅退去，则继续纵火焚烧营房，竟日未绝。”[11]可见，第六二〇团是在收容残兵撤退过程中以还击掩护撤退的。
王铁汉团的抗击，能说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军队开始抗日战争了吗?
分析九一八事变过程，要看北大营东北军对日军进攻所作应对的全貌。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是东北军中较为精锐之师，若是决心抵抗，无论日军战斗力如何强，也不至于只击毙日军2人，自身却牺牲320人。就全局而言，日军攻击北大营时，东北军究竟是抗战了，还是未抵抗?能用极少部队掩护撤退而做的还击，来否认事变中中国军队总体上是“不抵抗”的本质吗?可是有人竟以此夸耀：1931年“‘九一八’之夜，驻沈阳东北军第七旅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12]。把一个团之一部掩护撤退时所作的还击，夸大为“第七旅北大营突围战”，再提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这是否过分夸大其词了呢!打个比方，就像平静如镜的一片湖水，湖岸边荡漾的水波撞击到岩石，偶尔激起两朵浪花，能把这描写成这片湖水波浪汹涌吗?
“九一八”之夜，沈阳北大营个别部队掩护退却的枪声，不能冲销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整体的不抵抗。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开始，但因中国一方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方针，故未即发生抗日战争。“‘九一八’抗战”说何从谈起!
二､为杜撰“‘九一八’抗战”说而生造的“九一八事变时期”不能成立
“‘九一八’抗战”论者自知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实行了不抵抗方针，难以为“‘九一八’抗战”作解释。《“九一八”抗战史》一书的编者也承认：“由于不抵抗，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当了十四年亡国奴。‘九一八’的历史是不抵抗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但他又杜撰“‘九一八’抗战”说，生造出一个“九一八事变时期”：
“‘从1931年9月柳条湖事件爆发，到1933年承德陷落，日本侵略者用去一年半时间占领了当时属于东北行政区划的全部四省一区，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九一八抗战’也就是发生在这一年半时间内的抗战。”“《‘九一八’抗战史》，顾名思义，是记载‘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国方面抵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的历史。”[13]
九一八事变以日期命名事件，何来“九一八事变时期”呢?分析作者用心，如果仅叙述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民抗日作战情况，毕竟时间短，内容有限，而加上至热河沦陷止[14]，包括了1932年东北义勇军活动高潮期间的情况，那么，“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抗战，其内容就充实丰富多了。
这里有必要先分析九一八事变的时限和日本占领东北过程的时限问题。九一八事变之狭义的时限，只是1931年9月18日之夜至19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稍加延续，则也只能至9月下旬，日军侵占辽､吉二省主要城镇为止。
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的延伸，是东北三省的沦陷。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四个月时间侵占东北三省，至1932年3月，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这是东三省沦亡的过程。九一八事变虽是东北沦亡的开始，但不能倒过来，把整个东北沦亡过程统称为“九一八事变时期”。
史著通常将对九一八事变的叙述时间下限定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十章，将九一八事变的时间下限定于东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所在地锦州沦亡，标志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以1932年1月8日，日皇颁发嘉奖关东军的敕语作结束。[15]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丛书中《九一八事变》一书，主要内容则到“拼凑伪满洲国”止。[16]
日本军战史称呼九一八事变为“满洲事变”。日本参谋本部编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一书序言说：“本卷(第一卷)记述了满洲事变爆发当时到1932年9月中旬日本承认满洲国之间作战经过梗概。”[17]第二卷则记载到日军攻占热河。这表明，日本侵吞满蒙方针，超过了东北三省的范围，而扩及热河，并且把“满洲国”建立后“讨伐”“扫荡”东北军民抗战活动也列入满洲事变作战经过之中。这是日本军队占领满洲作战史的完整过程。
东北沦陷过程的时间下限，以定于伪满洲国成立为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根本目的就是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事变发生不久，10月8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的《满蒙问题善后方策指针》确定：“满洲问题应从中国本部分离开来，而与在满洲树立之新政权进行交涉，以期根本解决。”[18]至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2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后，3月成立伪满洲国，半年后，《日满议定书》签订，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战史认为，“满洲事变的作战目的已经完成”[19]。“满洲国”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胜利果实，以“满洲国”成立作为东北沦陷过程的时间下限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至抗日战争胜利，收复中国东北的历史进程，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事变起日本侵略军逐步侵吞中国东北领土，东北三省沦亡，到“满洲国”成立。“满洲国”的成立表明，日本终于把中国领土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了，从此中国东北三省人民沦陷于日本帝国铁蹄之下。第二阶段，是“满洲国”统治时期。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在这前后两个阶段，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在前一阶段，是部分东北军和东北民众不顾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自发进行战斗，捍卫国土，抗击日军进犯的斗争。而后一阶段，则是在日伪统治下，进行反“满”抗日斗争，起义。如1931年11月马占山江桥抗战时，是抗击日军对黑龙江省的进攻，保卫国土。至1932年4月他重举抗日旗帜，则是反抗日本操控下的“满洲国”统治。苏炳文的反满抗日义举更加明显。1932年4月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离职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宫崎少佐乘飞机到海拉尔，对苏炳文诱以：“关于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黑龙江省省长三个职位，您可任选其一，以资借重。”苏炳文识破了日方之调虎离山之计，加以推辞。但当时部队的饷项､给养､服装等均需省城发给。[20]在名义上，当时苏炳文部已在“满洲国”的统辖之下。9月27日，苏炳文在海拉尔举起抗日义旗，10月1日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苏任总司令。与日军作战，因不敌，11月底撤退，后退入苏联境内[21]。苏炳文部本属于东北军，但在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伪国后，起义抗日，其性质当属东北义勇军之列。
后来，日本侵略者又进犯长城，攻入热河，扩大了“满洲国”的范围，并逼使中国华北当局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退出长城以南非武装中立区，日本达到了切断关内与东北人民反抗日本统治斗争联系的目的。
《“九一八”抗战史》将九一八事变发生至热河沦陷这段时间杜撰为“九一八事变时期”，既违反了事变应至“满洲国”成立为止的历史阶段性，又生造了“时期”这么一个大词。“时期”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段，岂有以一个日期来命名一个时期的道理?历史上，有辛亥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但从来没有“‘双十二’西安事变时期”，“七七事变时期”等以日期命名时期的。
可见，为杜撰“‘九一八’抗战”说而生造的“九一八事变时期”说也不能成立。
三､“九一八”不能与抗战相连，只能与不抵抗相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军占领东三省过程中，东北军中少数部队抗击过日军，发生过一些抗日战斗。如长春宽城子战斗､南岭战斗。后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桥抗战和哈尔滨保卫战。日军占领地区，由东北军警演变而成的､民众自发组织的，以及山林武装转化而成的各式抗日义勇军，纷纷出现，给予日军袭扰和打击。但是，这些抗日作战，阻遏不了东北沦陷于敌的大势。
例如，虽然9月19日，长春的宽城子和南岭两处，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英勇激烈的抵抗，但这些战斗左右不了吉林省不抵抗和投降的史实。事变发生时，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远在锦州，吉林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省主席和副司令职务。日军进攻长春时，驻南岭的步兵团长任玉山电话请示对日军进攻的应付办法，熙洽下令，不准抵抗，设法逃避。当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从长春向吉林省城吉林进发时，熙洽派吉林军署中将参谋安玉珍迎接日军进入吉林，向多门师团长表示，保证不抵抗，欢迎日军和平进吉林。熙洽亲到车站迎接多门二郎，回城后指示省城军队一律向日军缴械[22]。
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中国一方的应对，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东北军的不抵抗和一些军政官员的投降。正是在不抵抗方针的背景下，一夜一天之内，日军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鞍山､本溪､凤城､抚顺，辽阳､海城､铁岭､四平等地。日军9月20日占领开原､昌图，22日占领辽源和延吉､珲春､和龙､汪清，23日占领敦化。26日，日军开到洮南，10月18日胁迫张海鹏“独立”。
据日方记载：9月19日午前6时30分，日军解除营口570名武装，午前10时解除凤凰城武装，此两地均未遭任何抵抗。20日，日军攻击昌图西北的红顶山。“敌已向北方退却，因此未遭任何抵抗。”[23]21日午前，第二师团主力从长春出发，向吉林前进。“吉林军主力得知皇军进入后，便望风向吉林以北以南退走。我军于午后5点30分兵不血刃便收取了吉林省城。翌22日，尽速解除退往吉林城内的中国军队武装。”[24]
东北军民抗击日军，威胁､阻滞和破坏了日军的占领，引起日军重视，加以“讨伐”“扫荡”。日方战史中对此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东北军民抗击日军的规模和效果。日军战史记载了1931年10月后部分东北军和民间义勇军抗日作战情形。(下文略)
从日军战史记载可以看出，在日军进攻占领东三省的过程中，东北军部分将领率领部队进行了抗日。马占山举起抗日旗帜，进行了有名的江桥抗战。吉林临时省政府(抗日)军和哈尔滨一带驻军李杜､冯占海､丁超等部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辽西因锦州东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的存在，在其积极支持下，抗日义勇军首先兴起。东北军民的抗日作战，袭击骚扰日军，此伏彼起，日军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不得不向国内搬兵。
伪满洲国成立后，抗日义勇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战史记载：1932年2月上旬—4月中旬，日独立守备队讨伐义勇军54次，战死39名，伤78名。1932年9月前，兵匪总数约21万。北满有马占山余党徐景德，吉林有邓文､李海青､王照应､丁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义勇军流窜各地。呼伦贝尔苏炳文､张殿九不稳[25]。
在九一八事变后，部分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对日军的进攻进行过英勇抵抗，壮烈牺牲。他们的抗日事迹和爱国精神应该载入史册。然而，这些对日作战多为自发的，分散的，此起彼伏，缺乏互相配合，没有统一指挥。每战都比较短暂，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迅速败退，故多为抗日战斗，少有战役，没有形成一场成规模的对日战争。当然，东北沦亡后，东北义勇军游击队坚持多年的多次抗日战斗，作为一个集合名词，习称其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过程的主导面，是不抵抗，逐步沦亡。东北不是因抗战失败丢失，而是因不抵抗丢失的。因此，“九一八”和东北沦亡不能与抗战相连，而只能与不抵抗相连。
四､辽西撤退：东北沦亡于不抵抗的典型范例
“九一八抗战”说掩盖不了不抵抗致使东北沦亡的历史。而最能暴露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而丢失东北的事件，是东北军撤守锦州。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军事上，东北军不抵抗，辽吉大片领土迅速沦丧;外交上，中国政府诉诸国联，国联决议日本从事变后占领的中国领土撤兵。可是，日本口头上同意撤兵，但提出由中日直接交涉(规避国际压力)，以中国放弃排日和保障日侨安全为借口，拒不撤兵。日本在国联表示“不扩大”占领，而实际上，日军占领辽､吉两省城镇后，却北攻黑龙江，西进辽西。
本来，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的行署，标志着中国东北没有完全沦丧。东北军有较强的军力守卫辽西。“关东军曾经判断：在进入辽西后，如果真正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各部队认识到：如在敌人设有阵地的大凌河右岸，正式打起来，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26]
然而，东北边防军统帅张学良自始至终实行不抵抗方针，无心保卫东北。他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幻想设立“锦州中立区”：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向英､法､美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11月底，他就此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直接交涉，希望日军不越过原遣地巨流河车站[27]。但英法美不愿介入。12月2日，国民政府指示张学良：无中立国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应积极抵抗[28]。然而，张学良的锦州“中立区”幻想破灭，日军向辽西进攻的形势下，命令于学忠向关内撤军。
日军记载：12月底，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华军一部自29日起逐渐向关内撤退的情报[29]。1931年12月31日—1932年1月2日，日军向大凌河､沟帮子前进。关东军司令部得知：锦州附近华军仍在继续向关内撤退。1月3日，日军“未遭敌之抵抗，即占领了锦州”[30]。
而张学良却向中央政府报告：“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三)日失守锦县。”[31]张学良显然是谎报军情，虚构激战抗敌故事。其实，张学良不顾中央政府指示和蒋介石等多人劝阻，早在1931年12月21日，即已电令其第一军司令于学忠将锦州驻军撤回关内：“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无)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32]
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洪钫回忆：“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推托，不予采纳。[33]
如果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开头可能张学良还不解日军侵占东北的真实意图，那么，到锦州撤军时，他的不抵抗主义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他就是害怕与日军交战，损失兵力。东北军从辽西撤守，成全了日本完全地占领东北之目的。
然而，多少年以后，竟还有人为张学良不抵抗主义辩护，甚至加以美化。洗刷张学良“不抵抗”罪责的人，把张学良托词必须全国抗战，东北军才能抗战的言论(“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是守土有责，本来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决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需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称作“早期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理论之一，也是东北爱国官兵的共识”[34]。有人还美化张学良，称“张学良亲自领导和指挥了东北军的对日抗战”，“张学良以及他所领导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与日军的局部抗战，开启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煞)”[35]。竟有这样美化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为“抗战领袖”者!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虽然，当年即使东北军抵抗，也不一定能阻止日军对东北的占领(有敌强我弱的深层历史原因)，但至少能迟滞其侵占东北的历程。但从北大营的不抵抗，到锦州的撤守，造就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名声。辽西撤守，不抵抗放弃锦州，是对“‘九一八’抗战”说的最大反讽。
五､“‘九一八’抗战”说绝不能成立，历史早有裁判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抗日战役，是以抗战的爆发的日期地点命名的，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七七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嫩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长城抗战､卢沟桥抗战､武汉抗战､滇西抗战等。这些抗日战役之所以著名，影响大，关键是在日军进攻面前，中国军队毅然奋起抵抗，表现了为捍卫民族尊严，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所以，一些事变发生，同时发生了抗战，如“一·二八”，“七七”，既称事变，又称抗战，而绝不同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相较之下有霄壤之别。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沈阳，又称沈阳事变，但绝未曾有过“沈阳抗战”的说法，也没有北大营抗战､南岭抗战､宽城子抗战的名称，更没有锦州抗战了。因为南岭､宽城子抗日作战，只是小型战斗，时间短，影响小。至于北大营撤退中的抵抗更不足论，北大营和锦州，都是不抵抗主义的标本。
同样的道理，著名抗日战役有以军队或军队指挥者人名著称的，如马占山江桥抗战､蔡廷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吉星文团卢沟桥抗战等。但从不曾有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冠名的抗日战役战斗。相反，张学良只配与不抵抗将军的名称连接在一起。
可见，历史是公平的。许多著名抗日战役能以战役爆发的日期命名，但绝无“‘九一八’抗战”的说法。
像“一·二八抗战”“七七抗战”说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1932年1月28日和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是主体)毅然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而“九一八”不同，“九一八事变”的主体是日本侵略者，中国一方是事变被动应对者，并且是以不抵抗应对。因此，“‘九一八’抗战”说根本不能成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发动的重大侵华历史事件，而“抗战”则是中国抵抗日本侵华战争的正义之举。所以，无论从逻辑辨析，还是从语法分解，这二者水火不容，凿枘不合，怎么能叠加组合成“‘九一八’抗战”这样一个怪诞的词语呢?
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抗战，对中国民族的影响来说，二者性质也完全相反，无法兼容。九一八事变，从日本发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角度说，是中国的国难;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实施不抵抗政策，沈阳和辽吉黑三省国土迅速沦丧的角度说，是中国的国耻。
九一八事变后，记者陈觉编出了九一八事变资料，书名《国难痛史》。东北沦亡后，张寒晖创作了歌曲《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这首歌，抒发了家乡沦陷于日本敌蹄之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和悲惨，低沉哀痛。
陈觉编的书，记写了国难的无情史实，张寒晖的歌，唱出了东北人民悲苦的心声。而中国军民的抗战，是对日本侵略的反抗，拯救民族的危亡，是解救国难，洗雪国耻。记录抗战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光荣篇章。歌颂抗日保卫中华的歌曲，像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等，是慷慨激昂悲壮雄浑的音调节奏，热烈豪放铿锵的语汇歌词。歌颂抗战与咏叹悲苦的音调是完全不同的。
总之，九一八事变的性质是国难､国耻，是悲剧，是耻辱;而抗战是中国军民的爱国义举，是伸张民族大义的行动，是事功，是荣耀。怎么能把这根本不相容的二者混为一谈呢?怎么可以用抗战的荣耀，去遮掩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中国苦难，涂饰东北军统帅不抵抗主义的耻辱呢?
把明明是国难国耻的九一八事变，硬要美化为“‘九一八’抗战”，这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因此，不能允许“‘九一八’抗战”这种违背历史真相杜撰词语之存在。
六､余论
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是纪念九一八事变后受难的东北同胞和抗击日军牺牲的军民;研究它，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吸取教训。难道“九一八”缀上“抗战”二字，就能改变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实，反而成了光荣?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民族灾难的开端。硬要从这场国难中挖掘积极的意义，甚至争着把这次事变夸张为世界大战的开端，有什么意义?难道中华民族遭受侵略蒙受战争苦难的时间早于其他国家，时间长于其他国家，还是什么荣耀!
张学良晚年为《九一八事变丛书》题词写的是：“历史伤痕，痛苦回忆。”[36]他这两句还是很切题的，九一八事变是“伤痕”，是“痛苦”，不是荣耀，不是光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九一八”研究第十八辑
注释
[1]见张德良：《张学良与局部抗日战争》，载“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第六辑，第413页。
[2] 见郭俊胜：《论张学良在东北军十四年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载张德良、郭俊胜、王连捷主编：《东北军十四年抗日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3] “九一八事变丛书”之一种，书名《“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于1985年9月13日，在《沈阳晚报》发表《九一八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文，1998年9月8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文，提出九一八事变是“九一八战争”说，还于2001年发起成立“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并推展社会政治活动。(见孙大军：《张一波教授为民族尊严正名》，东北新闻网，2016年1月19日14.25;冯荆育编：《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白山出版社，2005年。)“辽宁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2001年编印《九一八战争》一书，收录有关这一观点的文章。但这一主张也遭到学人的反对，见王恩宝：《九一八事变不能改称“九一八战争”》文，《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5]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5页。因为最终日军攻占了北大营，可以清点双方的死伤人数。对于中方士兵死亡人数以遗尸数为根据，似无夸大之必要，数字应是可信的。
[6]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6—8页。
[7]荣臻报告九一八事变经过情形，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45—246页。
[8]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46页。
[9]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48-249页。
[10]王铁汉：《不抵抗之抵抗》，《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一期，引自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84—285页。
[11]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47页。
[12] 张德良：《张学良与局部抗日战争》，“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第六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13]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4] 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目录，第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339页。
[16]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目录，第2—3页。为了体现资料的全面性，此书也穿插了“天津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和“日本承认伪满并退出国联”等内容，和日伪军进攻热河的资料。
[17]日本政府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序言。
[1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译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
[19]《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第223页。
[20]苏炳文：《一九三二年海拉尔､满洲里抗战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集萃》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0页。
[21]苏炳文：《一九三二年海拉尔､满洲里抗战始末》，《文史集萃》第二辑，第27页､40页。
[22]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5—208页。
[23]《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11页。
[24]《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11—12页。
[25]《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43页;第二卷，第1页。
[26]《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26—27页。
[27]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9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2页。
[28] 洪钫：《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29] 曾业英､黄道炫､金以林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0—531页。
[30]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27页。
[31]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28､30页。
[32] 张学良报告锦州失守经过通电，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五日，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81页。
[33] 张学良致于学忠第一军司令部令，1931年12月21日，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6页。
[34]见张德良：《张学良与局部抗日战争》，《“九一八”研究》第六辑，第413页。
[35] 见郭俊胜：《论张学良在东北军十四年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东北军十四年抗日研究》，第12—13页。
[36]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