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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新闻班;
1924年,日本海军省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报导组”;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我平民近两万人。惨案一周后,胡汉民从巴黎来电表示“可以承担国际宣传之责任”,需要蒋光头提供日军暴行图文材料、告知全世界“济南惨案”之真相——然而光头却异常“谨慎”,到惨案两周后还要求向报纸披露的刘峙“对日案切勿擅自通电发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三大综合性报纸之一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版,即刊登了这一事变的第一篇报道,此后还全程报道“九一八”事变过程。据统计,这套号外累计刊发了5万余字报道并配有210张图片,其中几乎全数刊印伪证、谎言、片面性报道,比如“zhi na兵爆破铁路。”“粗暴的zhi na兵向着守备队猛烈开炮……”
1931年,东北沦陷后,沈阳《民众报》《东三省民报》《沈阳市报》仍坚持爱国言论、发表抗日救国文章——“文明”的日本人来了,直接砸毁机器,殴打报人(近年来“东北不抵抗”、“投降三省”等地域歧视言论从哪来的?);
1932年,蒋光头在南京KMT党部大会上说:“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1932年,蒋光头在石家庄与张学良交代:“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舆论上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寄希望西方帮忙的同时,进一步助长日军的宣传气焰;
1932年,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1936年,日本关东军出资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中国北方宣传组织,高柳保太郎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板垣征四郎担任最高领导人(委员长),他们手握四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中国爱国报纸、宣传机构则赶尽杀绝、血墨混染一片;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后,在日本人指导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幌子,对教科书进行颠覆式修改,由三通书局修订《国定教科书》,同时规定中国小学生必修课有《日语读本》一至四年级和《日语教学》,中国初中生必修课有《日本名作集》和《大东亚文宣论集》;
1945年,汪伪政权治下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如是报道:“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1997年,天津的日资企业“光荣软件有限公司”开发了大批美化侵华日军的产品,被天津人民强烈抗议,最终被处罚,但罚量轻得不能再轻;
2000年,著名精日分子徐静波创办所谓“日本新闻网”(一个无域无照的野网),并担任所谓“亚洲通讯社”(一个无域无照的野媒)的“社长”,开始长达二十年对中国大陆的日吹宣传;
2011年,南方系阵营重要媒体《南都周刊》,将温州事故中的动车命名为“死亡快车”并刊登封面,同时纠集南方系媒体要求高铁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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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核泄漏,同属南方系阵营的《南方人物周刊》则以“日本给世界献上一课”为专题,刊登封面;
著名异见分子王zhi安在微博高呼:“一年之后,整个世界一定会惊诧日本重建的速度与勇气!立帖为证!”(然而之后日本政府及日本自卫队的救灾水平,全世界都看到了);
2012年,《人民日报》主管的《文史参考》(后改为《国家人文历史》)2012年第14期中,对日本明治维新发表评论:“民主战胜了专制”、“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因而逐渐富强”云云;
2016年,日本外务省的文宣公关拨款达到历史峰值:7568亿日元,约405亿人民币;
2016年,《新京报》登载整版广告“AV女优苍X空急招助理一起工作”,《新京报》官方微博转载这份广告,公然称呼AV女优苍X空为“老师”;
2017年,英国《星斯日泰晤士报》爆料:日本驻伦敦大使馆每月出资超过一万英镑,资助英国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专门撰写抹黑中国、吹捧日本的文章,如“工匠精神”、“日本人高素质”、“赞美日本景色、城市街道景观”等。
2018年,一家成人性用品企业在云南德宏州举办“公益助学活动”,邀请苍X空担任“助学使者”,并给她戴上红领巾,被全国少工委点名批评;
2018年,徐静波成为“在日华人两位全国政协会议海外列席代表”之一,并在一年后作为“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观礼。
2020年5月,《新京报》将台湾省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为“日治时期” (另:“新京”为日本占领东北即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市的被殖民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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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诛心,赫然奏效。
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抗日游击区大肆实行“三光政策”屠杀中国百姓、奸淫掳掠我族人如鱼肉。
然而这个“三光政策”最早的创始人中,竟然有一个中国人。
王揖唐,前清进士,“国学大师”,抗日时期投靠日本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制造无人区和屠村惨案,强征300万华北青年运往日本、伪满做苦工,同时搜刮珍贵文物送去精神祖国日本,向天皇自称“外臣”,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施行连坐法,为华北众汉奸作恶最大者。
八年抗战,八路军消灭了超过118万汉奸伪军,甚于日军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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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屠狗辈,负心读书人。
而文人汉奸祸国,自古胜于外侵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