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毛泽东怎么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节选：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
“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只看到一点就写吗?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完)
试看当今我党，很多领导讲话雷同，空洞无物，套话连篇，废话满纸，假话真讲。文风体现党风，会风反映作风。领导作风的浮夸，也反映出当前文山会海的尴尬境地，会议多、检查多，各地虽出台了不少控制文件，但会议仍过多过滥。会议多，自然要应付，公文、讲话都由秘书代劳，领导本人照本宣科了事。对面目可憎、空洞乏味的讲话，毛主席称之为 “党八股”，满篇文章中都是正确的废话，既没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也没有一句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下决心不要群众看”。重温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对照今天的文风、会风，更觉滑稽而可悲。毛主席当年反对的党八股在新形势下有新的发展：领导讲话必穿靴戴冒、照本宣科，上下统一；本是本职工作，分内之事，非得拔高到中央精神；词汇千篇一律，内容贫乏，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高度重视，齐抓共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可见一斑。新时代的八股文流传，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语言，已成一套话语系统，泛滥传播到社会的各类单位企业，影响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毛主席当年早有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如今，“党八股”以腐朽的文风毒害党与国家、毒害人民群众，日益横行无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专门从事公文写作的同志感受最深了，既了然于胸又鄙夷于心，既不想不愿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公文要实话实说、就事论事、言之有物、鲜明活泼、短小精悍、有的放矢、对象鲜明、对上诚实、对下负责，而不是假话套话连篇不知所云、篇幅庞大繁杂闻之欲睡，不明真相不知就里、不看对象不知目的、不负责任不管民生，像肆意而来的飓风席卷整个中国政治文化、像铺天盖地的病毒无孔不入，整的大家都像极了“穿着新装的皇帝”。自古以来，即便是崇尚人治的君主，但凡不太糊涂的都想听到真话实话、希望政通人和而不希望视听蒙蔽、己意曲解而听毫无用处“党八股”。秦始皇策从“谏逐客书”招贤纳士一统六合，汉武帝不计前嫌启用司马迁编撰史记，唐太宗不听谗言就爱魏征直谏，宋神宗手捧史书赐名资治通鉴，贤明通达的执政者、执政党都不想听什么自欺自人的“党八股”。但放眼我们身边，党政机关的文山会海中老套的党八股依然阴魂不散，比之当年延安整风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会小会长篇大论，歌功颂德！文风会海上行下效，愚弄四方！你方唱罢我就登场，全是抄袭！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听不明白！方案措施上下一样，难以实施！报告总结全说成绩，不提群众！在党八股的僵化文风背后其实是僵化的党风，僵化的政风，是一个古板僵硬的社会。这一切可套用李斯的《谏逐客书》：“官员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雄于世界、振兴华夏之术也。”政通人和则国家强盛，公德井然则和谐繁荣，上不欺瞒则下必诚信，上下一心则长治久安。这一切的承载体就是公文，公文的写作不是床边的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是皇帝的新装，欺上瞒下恬不知耻。当政者应以诚信为笔，以民心为墨，以良心为纸，写出人民期盼的文章。广大写手应多学多练，多学习为人民服务这本大书，写出人民心声，多学习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滋润自己干渴的心灵，用实际行动反对“党八股”，做到无愧于祖国、人民，无愧于心。
现在很多党员领导干部每到基层调研时在群众面前摆官架子，讲话必要稿子，而且一念到底，套话连篇，指手划脚，高谈阔论，满嘴官腔，工作成了演戏、念台词、走过场，老百姓听不懂，甚至十分反感;所谓“高学历”“专家型”党员领导干部张口就是西方理论，闭口就是西方模型，言必称希腊，满脑子“西化思维”，一肚子抽象概念，凡事喜欢找西方标准与理论依据，严重脱离国情;党员领导干部与理论工作者平时缺少实地调查研究，更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遇到实际问题，习惯于将大政策套小政策、用理论论证理论，工作中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党八股的背后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主观主义，长此以往危害极大。文以载道，言为心声。习近平曾深刻地批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失语”“乱语”“雷语”： “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里所批评的现象是很多领导干部不会说话、不善于说话的现象，语言的背后是思想、知识、素质，更是一种情怀的表达。与群众不会说话是表面现象，本质则是对群众的疏远，甚至是对群众缺乏感情。“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只有心中有人民，才能说话有力量。毛泽东这位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先行者曾批评道：“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公文话语应来自普通老百姓熟悉的日常话语、传统话语、网络话语，同时被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成为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时髦话”“高频词”，更易于被接受与理解。抛弃党八股，坚持用大白话讲大道理，让我们的文章与话语道出群众心声，说出问题所在才能发出时代最强音。
党风影响文风，现在越来越多的论文了无新意，语言枯燥，味同嚼蜡，动辄大量堆砌名词术语，时不时地摆几下大旗，放几响空炮，云里雾里，下笔便是世界风云，变革浪潮。侃侃而谈，一团喧嚣，“空空”导弹打“空”靶，“超视距攻击”“发射后不管”。搞研究不搞调查，人云亦云;写文章不假思索，照搬照抄。名为“研讨”“对策”，常常是“研”而不“讨”，“对”而无“策”，提不出独到的思路，拿不出具体的办法。以文件传达文件，以文章学习文章，满足于当一只传声筒;别人怎么叫，自己就怎么喊，鹦鹉学舌。实在没什么说的了，就在那里自言自语说车轱辘话，绕口令玩文字游戏，以虚幻的辞藻掩盖思想的苍白。现在的公文写作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向党八股“投怀送抱”，首要原因就是不说给群众听、不想要群众看;其次，“政治正确”下的谨小慎微;最后，很多讲话者、起草者的病态审美与很多听众、读者的病态欣赏。邓小平也曾倡导全党：“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要破解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是领导同志都不喜听表态，不喜听奉承，不喜听空谈，不喜听颂扬，而且要真心地、严厉地批评那些阿谀之辈、奉承之徒，真诚地、热忱地鼓励那些耿直之人、谔谔之士。若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形成这样一种坚决的氛围，说给上级听、写给领导看的文章便难以绝迹。其次，还是要有一个宽松宽容的环境。要想根治党八股的痼疾，在总体上把握政治方向的同时，适当的容忍与宽容是个重要的前提。最后，要倡导与恢复一种活泼自然的文风。孔子曾强调“辞，达而已矣”，即写文章要以准确达意为目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既然套话如此不受欢迎，为什么还有领导乐此不疲?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可以不动脑筋，少费心思。既不需要事先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需要对掌握的情况作周密的分析思考，只要东拼西凑、照抄照搬，就可以夸夸其谈、滔滔不绝。二是可以不冒风险，不担责任。要有自己的主见，就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独立判断。自己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担当，就不如讲一堆大家都讲过的话来得保险。虽然谁也不能从讲话中得到点什么，却也无法从讲话中挑出哪句话有毛病。三是可以八面玲珑，不得罪人。所谓“言多必失”，讲一点有内容、有新意甚至有棱角的话，难免会引起争议，甚至得罪人，而这是那些只图仕途坦顺、不顾工作成败的人所忌讳的。于是，套话便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什么是好的文风?王能宪认为，“实事求是，讲真话。假话肯定是大家所讨厌的，套话、空话没有意义;独立思考，有真知灼见，人云亦云的东西也是大家所讨厌的。”李云雷认为，“真正触动你的，自己最想写的，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学术，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不论是搞学术还是写文学作品，最独特的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自己的眼光发现新的问题，通过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社会经验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思考，新的文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炼出来的。” 朱维群认为，“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为实际工作服务。”“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还文笔以自由。”“第三，文章尽可能短一点。” 雷检军认为，“事实胜于雄辩，领导干部写文章应坚持求真务实，一字一句都力求真实准确，不讲假话，不编谎言，不夸大其辞，不文过饰非，不欺瞒上级，不欺骗群众。这样的文章才充满力量，这样的文风才朴实清新。”郭强认为，“如果媒体只宣传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些假大空的话，大家就不看、不信，那媒体的社会价值就无法发挥。作为社会风气的守望者，媒体应该带头切实改进文风，提高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公信力、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