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bus44(车44)》的故事桥段很早以前就听过，但一直没有找出来看。恰好看到微博上有人推荐了几部影片，其中就有《bus44》，就顺便找来看了。
其他三部笔者很早以前都看过，的确都是好片子，这三部片连起来看也挺有意思。某种程度上来说，《天注定》讲“革命前”，《无法避免的战争》讲“革命中”，《让子弹飞》讲“革命后”怎么办的问题，很多人由这部片子联想到了老人家的晚年。
后两部算是妥妥的左翼电影，贾樟柯的政治立场是偏右的，但就这部写实主义力作而言，与前两部并列也不为过。片子的色调非常灰暗，看得人很压抑，贾樟柯没有给出路，事实上，他也给不了出路。想给出路，只有读懂老人家，姜文是读懂了。
笔者看过《bus44》之后，认为将这部香港微电影与另外三部并列在一起，是过分地拔高了这部短片。倒不是因为它短，而是它的立意和思想过于浅薄，甚至会误导群众。
2001年的短片《bus44》在影响很大，但争议也很大。
当年这部片子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肯定，拿奖无数，曾获得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2002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表扬奖，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特约影展影片，2002佛罗里达电影节最佳短片大奖……
《bus44》片长只有11分钟，拍摄手法也很朴素，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驾驶44路公交车的是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司机，行车途中遇到劫匪。劫匪抢完乘客的财物后，又对女司机起了色心，遂将女司机拖到离车不远的路边。全车乘客慑于劫匪的残暴保持了沉默，只有一名男青年挺身而出，却不是劫匪的对手，结局可想而知。劫匪离去后，女司机将男青年赶下了车，载着全车的人开到了悬崖下……
短片开头说“以真人真事改编”，但笔者并未查到故事原型。反而是几次热点事件都让公众联想起了这部短片。例如，两个多月前的贵州安顺公交坠湖事件。
很多事件当还是热点的时候，没法评论，评论也无法说真话。前天C919的文章说了真话，给一些人带来了麻烦，找到了笔者，笔者只好删除了;前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笔者写了篇《谁制造了底层互害的she会》，发出来没两个小时就消失了。贵州公交坠湖事件的热点早过去了，应该可以跟着评论《bus44》谈谈看法了吧?
西方人很看好这部短片，一则他揭示的是中国，片中汽车都是京牌的，刚好契合西方文化精英丑化中国的趣味;二则相似的事件在西方国家普遍发生过。
《bus44》号称是揭示了“看客”人性的丑恶——那就是面对弱者受欺凌时的冷漠。然而，这种对“看客”的冷嘲却更多地是出自知识精英脱离实践的想象。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人们互帮互助、公而忘私的公有制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而在一个阶级对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有制社会，却是极度稀缺的，因而成为了一种美德。市场经济下，“囚徒困境”尚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怎么可能苛责每一个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去帮助别人呢?
《bus44》在反映了私有制下，看客的自私、冷漠之后，选择的处理方式不是去打破这个造成多数人自私、冷漠的秩序，而是让受害女司机结束了所有看客的生命。武汉作家方方在前一段时间改编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在这则短片中，乘客的冷漠固然是可憎的，但他们就真的不是无辜的吗?真正应该被复仇的施害者和罪魁祸首，难道不应该是那两个劫匪吗?
贵州安顺公交坠湖悲剧中，家被强拆的公交司机不就是将怨气撒向了无辜的乘客吗?当然，某些人也可以将该事件强行与《bus44》联系起来，把全社会都看出冷漠的看客，那还真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了。
抛开死五毛们关于司机“贪得无厌”、拿到赔偿款还不满足的无端指责，司机将报复的对象放在了无辜乘客身上，无疑是自私、懦弱的表现。冤有头、债有主，即便“胳膊拧不过大腿”，也还有“兔子急了还咬人”，这绝不能构成反过来报复无辜路人的理由。
在姜文的《让子弹飞》里有这么一段内容：
张麻子：你是被黄四郎买来的?
花姐：对。
张麻子：他打过你吗?
花姐：打过。
张麻子：我打过你吗?
花姐：没有。
张麻子：你恨他吗?
花姐：恨。
张麻子：恨我吗?
花姐：不恨。
张麻子：那你不拿枪指着他你拿枪指着我?
花姐：因为你是好人!
张麻子：什么?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44路公交车上的“看客”算不得好人，但也绝不是什么坏人。被人欺负了不抽刀去劈欺负你的人，反而劈向路人，这TM才是有病啊。
影片的导演用让看客殒命的处理方式，想要告诉观众，尽管看客可能是无辜的，最终的结局是一场悲剧，但悲剧是你们这些“看客”自己造成的——这种精英主义的病态心理是可怕的。
遗憾的是，很多自诩为“革命者”的人身上也存在着这种鄙视“落后群众”的精英主义心态——自己无能，反而一味地怪群众“不革命”。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也辛辣地嘲讽了吃“人血馒头”的看客，讴歌了夏瑜这样坚贞的革命者，但同时也指出了夏瑜的革命(辛亥革命)只是局限在少数人，脱离了群众，没有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这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根源。
鲁迅先生后来自己谈小说《药》时说到了群众与革命者的双重悲哀：“《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在这里，鲁迅就没有固守知识精英的“冷嘲”了，更多的是对革命的“热讽”。他的“药”不仅仅是给群众，要去唤醒群众，同时也是给革命者，告诉他们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姜文的《让子弹飞》一片中，张麻子的“再革命”选择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兄弟几个游侠式的精英壮举。
从这一点看，姜文读懂了毛主席。
而毛主席则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 ”
1942年8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青年画家华君武所创作的《1939年所植的树》，成为当时最受争议的一幅作品，引发了一些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不满。这幅画很简单，画的是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别现象，华君武的画以偏概全。
华君武：1939年所植的树
后来，毛主席专门邀请华君武等人到自己的住所见面交流。期间聊到了华君武的漫画《1939年所植的树》，毛主席问“那是延安的植树吗?”，还没等华君武回答，毛主席紧接着说“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毛主席显然是了解实际情况的。
只听到毛主席继续说：“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王家坪植树不好，你就要写上王家坪植树。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主席说得很有道理。华君武又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主席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潮，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华君武来延安之前在上海画的漫画，是高级知识分子看，这种画到延安去，老百姓不喜欢看。华君武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要到百姓生活里头去”作为自己追求的一个方向，逐渐就往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转变的，这才在后来成就了一位伟大的人民漫画家。
对群众、哪怕是“落后群众”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毛主席和鲁迅先生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至于《bus44》这样的反映知识精英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片，值得一看，但更应该进行甄别。
笔者之所以认为该片背后的精英主义病态心理是可怕的，就在于这种心理传递给社会后，只会“培养”出更多的“病人”。在这些“病人”遭遇压迫、遭遇欺凌后，他们不去反抗施暴者及其背后的秩序，反而将发泄的矛头指向“路人”，助长互害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