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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年代,地主、富农、资本家都是革命对象,都是要被剥夺财产以及部分政治权利的。在比较严重的时期,尤其是在一些运动中,甚至出现了不断的反复批斗这些人,导致其中一些人自杀的情况。对这些人及其后代来说,那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岁月。而在那个年代,这些人的子女和后代为了生存,都要自称与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
但1918年代之后,随着平凡冤假错案逐步开始,也开始落实政策,原来被抄家抄走的一些东西又被归还回去了,也有一些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待遇,从原来的专政对象摇身一变,又成了座上客。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们也都纷纷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自己父母的各种光鲜亮丽的事迹,似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从来都是好人,反而是那些贫下中农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
与此相应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土地制度变革,从大集体制重新退回到包产到户,历史学界对于土改的反思也一直在进行。到现在,在历史学界否定土改基本上已经成了主流,谁要是为土改说好话,为贫下中农说好话,说地主、富农不好,反而会被千夫所指,视为另类,成为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这些人的出身,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阶层,虽然前三十年对他们进行了各方面的限制,但即便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阶层的家庭往往也还是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即便是条件不允许,他们也会自己想方设法让孩子保持学习的习惯。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有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用的,现在用不着,也总有一天会用得着。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看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前几届考上大学的人,也就是现在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在恢复高考之后上大学的那一代大学生,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出自知识分子、干部或者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完全出自八辈子贫农家庭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比例非常非常低。按照李中清等人的研究,即便是在前三十年,出身社会下层家庭的大学生,也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比例。
为什么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恢复高考之后比较少呢?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文化资本的积累,长辈也不知道学习文化有什么用,一般的心态就是,只要能识字,会简单的算账就可以了,反正学了也没什么用。而那些出自新老精英阶层家庭的人则不同,他们始终坚信,总有一天还是会有用的,哪怕他们是在和贫下中农一起干活,也会偷偷摸摸的读书、学习,所以他们才会在恢复高考之后成为第一批受益者。
为什么地主、富农家庭的人会有这个信心呢?因为他们本身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受益于自己的文化资本的。比如说在革命年代的根据地,各级地方机关都需要有人做大量的文字性的工作,贫下中农没有这个能力,只能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来做。在苏区大量存在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批判富农路线的原因之一。
建国之后,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大的明显改变。比如说在农村,虽然先后搞了分配土地、集体制,村干部也主要都是贫下中农担任,但比如文书、会计等等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门槛的工作,仍然大量的是由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担任。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文化知识不普及、识字的人非常少的年代,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基本上普遍不识字,看不懂文件,不能算账,只有这些人能胜任文字性的工作。
所以,在恢复高考之后,国家重新开始制度性的大量选拔人才的时候,首先通过高考被选拔出来的,就是这些人的后代。而他们这些人也很快就在各个领域迅速重新掌握了话语权,自然会重新为地主、富农、资本家评功摆好。如果说革命是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那么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就是又被再颠倒回去的历史。
真正贫下中农子弟从教育中受益,其实只有一个很短的机会窗口期,大体上来说就是八九十年代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出生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人,因为当时的教育资源分配相对而言还比较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八十年代乡镇高中也有人考上北大、清华的事情,而到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少了,到新世纪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要考上985、211,起码也要到县城的重点中学读书,才有机会。
在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考上大学,或者迅速富裕起来的那些人,也在之后重新成为了各地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到1990年代他们的孩子出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贫富分化虽然还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也已经有了不小的差距,家庭出身也已经开始影响子女后来的命运。而到2000年之后,贫富分化加速进行,阶层固化日益严重,寒门难出贵子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多了。
到现在,各种精英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的为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曾经被视为剥削阶级的阶级评功摆好,无非也就是想要证明,他们后来重新成为精英,是因为他们从祖上就已经是精英了,所以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应该重新成为这个社会里掌握着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人,至于那些贫下中农、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因为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自然也没有多少机会来反抗这种颠倒历史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