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70周年。
几天前，一篇题为“首长，别啰嗦了，拣要紧的说!”的自媒体文章刷爆了朋友圈。主要内容引用自《解放军报》2011年12月27日贾先存的文章。
秦基伟军长指挥上甘岭战役时，一次与困守坑道的部队通话，刚说一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都很惦记前面的同志……”，就被电话兵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首长，别啰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
秦基伟后来回忆这件事，神情凝重地说：“战士们做得对啊!那时牺牲了很多通信兵，也很难保障电话长时间通畅，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一个电话兵，竟敢打断军长的话，不让首长啰嗦，竟还指示军长该做什么，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惊人之举，真是了不起!秦军长虽然话被打断，却肯定电话兵做得对，也令人肃然起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官兵关系”。
这段文字之所以被刷屏，就在于人们已经见惯了今天的上下级关系是什么样的，以致于完全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上下级关系。一部被专家学者无耻吹捧、高调出版、高价兜售的《平安经》，将今时阿谀奉承的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天，一句“大军官，早啊”的台词，引发了一些网友的嘘唏、感叹。
那时，秦基伟称前线的战士为“同志”，事实上在前线战士心目中，秦基伟既是“首长”，又何尝不是同志呢?时隔将近70年，“同志”这个词早已陌生了，“大军官”被扒拉出来。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电视剧《潜伏》里的一个场景：
原50军(由原国民党60军1948年长春起义改编而来)政委高星耀同志之子高戈里同志曾著有《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该书以纪实的笔法，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档案，以及对近200位亲历者的采访，详细记述了国民党第六十军长春起义的前缘后果、起义后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整编过程。该书第六章“泪血大控诉”，翔实、生动地还原了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兵关系，摘录如下：
——凡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儿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在旧军队，打人，有一种比较郑重，也比较惨重的打法，就是“打军棍”……打军棍的理由应该是违反军纪，但实际执行时，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成为一些军官耍权威、泄私愤、图报复的手段。
——在旧军队，开小差是死罪。犯死罪的人怎么个死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留下的人不敢开小差。于是，有了“杀鸡给猴看”之必要，有了“杀一儆百”的治军需求。至于怎么个杀法，并无一定之规，完全凭行伍中通行的惯例或军官的嗜好。通常是集合部队，公布罪状后，当众枪决。1946年冬，原国民党第60军暂编第21师直属队在吉林九台处罚了3名逃兵，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一年多前，该师第3团准备开赴越南时，在驻地“宰”了两名逃兵，其中一名被斧头砍掉脑壳，一名被刺刀戳透两肋，另有一名“被活活吓死”。
——各级长官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占有，强化了他们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各级长官对这些不义之财的任意支配，强化了内部封建的忠义道德，而一旦培养出一批感恩戴德的部属……军队的私有性质，随着金钱与地位的循环、流动、交换，也不断被强化下去。……贪财者自然会挖空心思打一些在士兵身上榨取油水的鬼主意。……这些当官的不仅克扣士兵的伙食费，在师管区最后半个月，新兵的一切训练统统停止，全部上山砍柴。……军官剥削士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扣饷”。“饷”，是士兵的津贴，军官的工资叫“薪”。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士兵该发多少饷，在笔者采访的起义士兵中，竟无一人说得清。
——在旧军队，被残杀的不仅仅是逃兵。——有一位叫张秋生的揭发，士兵邓秋发患病后，队长不但不安排治疗，反而派人将邓秋发扔进马厩。一夜之间，邓秋发被军马踏烂，拖出去时，连肉和衣服都分不出来了。……1948年7月，国民党第60军所属第二巡查队潘队长与上尉队附关向荣发生矛盾，关向荣抓住了潘队长吃缺(即“吃空”贪污)压榨士兵一事，向长春警备司令部告发。随后，关向荣被押解至火车站附近枪决，身中3弹。
在这样的旧式军队，官兵关系可不就是高高在上的“大军官”与备受欺凌的“大头兵”的关系吗?
而这种“关系”在更早以前，不只是国民党军队存在：
……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战士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战士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
上面这段内容照录自开国上将赖传珠同志所写的《古田会议前后》一文，他是古田会议的亲历者。
革命军队中出现这样的现象令他这样的真正的革命者感到很心痛，也试图纠正，但收效不大。
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而古田会议之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作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和介绍苏联红军等。……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
经历了红军七大、八大激烈的思想、路线斗争之后，毛党代表要通过在古田召开的红军九大解决什么问题?一是红军队伍的很多将领本来就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还残留有很多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二是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极其党组织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
此前战事频繁，部队没有得到及时整顿和教育，而毛党代表从“三湾改编”时就积累起来的正确主张，却得不到红四军高层其他同志的支持，导致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严重滋长。
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的性质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革命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此，人民军队才焕然一新，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得到贯彻，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官兵一致、官兵平等成为人民军队的普遍风气。
赖传珠同志还在他的文章中记述了毛党代表是如何深入基层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军官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了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用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
从“阶级弟兄”、“革命同志”的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普普通通的话务兵敢于对身为军长的秦基伟大吼“别啰嗦了”——这是只有在真正的人民军队才能出现的场景，而这支人民军队，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正是毛主席亲手缔造、领导和教育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的平等的“官兵关系”又转化成紧密联系的“干群关系”，从而才有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局面。
从“首长，别啰嗦了”到“大军官”，我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丢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