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从穷乡僻壤来京城读书的目的是想做一个学者、文人，可是没想到中途遇到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一八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家支离破碎，广大人民在反动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在一个遍体鳞伤，充满黑暗的社会，他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因为在这个时代也找不到一块不沾泥土的地方。
邓中夏初遇李大钊是在一次课堂上，带着浓重的河北乐亭口音的李大钊给青年们讲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做人，一个青年的肩上担负着怎样重大的责任。邓中夏完全被李大钊的话吸引了，讲话结束后，他跟李大钊建立了联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19年5月4日的早晨，人们以战斗的姿态迎来的这一天的到来。五四运动的前一天，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作为直接组织者，忙碌地在各处跑来跑去，帮助拟标语，起草通电，与各校联系，策划游行的活动、路线。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拿了出来，写上了激动人心的口号。5月4日这一天，在曹汝霖宅的上空，升起了一团团浓烈的火舌。街上的人纷纷拍手叫好。这天，邓中夏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姊妹们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光明和愉悦的地带。
兄弟姊妹们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
他渴望着投身到更大的斗争中去。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去了，以后的路究竟怎么走是邓中夏当时面临的问题。有的人要“实业救国”，认为有了钱以后才能做事，还有许多人在研究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主要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的北大曦园很热闹，有各种各样的自学研究小组，邓中夏还担任小组指导。他们经常组织报告会和研讨会。每逢有人从外地回来，都要开座谈会，请回来的人报告观感和心得。毛泽东当时正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邓中夏与他就中国社会问题也进行过多次讨论。
与此同时，有意思的是与邓中夏相识的一位朋友也在搞着“工读互助团”的实践。
当时日本有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叫小路实笃，他在九州办了个“第一新村”。消息传到中国，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莫大的兴趣。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少人认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的来源，主要就是一部分人劳心，一部分人劳力，要想消灭不平等，就得人人读书，人人劳动。这样，在一些热心人士的赞助下，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就发起成立了这个“工读互助团”。报名参加的人，每天做四小时工，读四小时书。他们认为，将来用“小团体大联合”的方式，逐步扩大，推行到全国，就可以改造整个中国;推行到全世界，就可以实行“世界大同”。邓中夏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工读互助团却看到另一番景象：
只见一个小伙子趴在桌上抽噎着，边上坐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正用半是训教的口吻劝说道：
“…老弟，你的感情太脆弱了!你想想，一个革命青年，如果连自己的家都不能下决心脱离，还谈得上什么生活独立，什么社会革命?…”
小伙子边哭边抹着泪说;“可是，我妈，我妈就，就我一个儿子，我，……我……”
“唉，”年纪大的打断他的话，不耐烦地说，“我们既然参加了工读互助团，你没有钱给家，家里给钱你也不能要，这种关系还有什么保留的必要呢?要知道，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社会上一切罪恶，都是由私有制度产生的，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打破它!…”
小伙子呜咽地说;“可是，可是，街坊邻居也，也说我……”
年纪大的大声训斥说：“唉，我们既要改造社会，就要以社会全体为目标，不能专顾区区一个家庭。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们就是犯天下之大不韪，也在所不惜……”
更甚者连家都不要了，大家决定凡是以前结了婚、订了婚的，都要和对方脱离……几个月后工读互助运动就无声无息地消亡了。
好奇、冲动、喜好尝试、易变……是青年人的普遍特点。而李大钊、邓中夏此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这个时候已经从一个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和李大钊同志的来往更加密切。他们不仅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且开始研究工人运动的问题。为了同工人运动结合，他们决定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因为没有经验，最初接触路边拉车的洋车工人和学校的印刷工人都失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看法了：
“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究竟历史太短，太软弱了!”
“从这些事情看，革命要想以工人为主力，恐怕是不行了。”
“我看革命还得依靠学生，以学生为主力。学生有知识，政治敏感……赵家楼的事，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邓中夏认为这些都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工人，固然文化程度低些，可是学生呢?学生不是一个阶级，它是一个阶层，它包括着许多阶级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它们固然有文化高，政治敏感的优点，甚至能起先锋作用，但是也有自私、动摇、软弱，涣散的弱点……这却是致命的缺陷!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所以对学生的这种弱点，体会得更深，更清楚!随后，他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认真分析了这些革命活动失败的原因，认识到，洋车工人等一类行业，都是个体或手工业的劳动者，比较散漫，受行会思想的影响很深，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特性的，应该是在近代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他们听说北京城西南四十里的长辛店铁路工厂，有三千多工人，是北京最大的工厂，就决定到那里去试试。这是1920年年底的事。中国现代职工运动的起点，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长辛店，他们办工人夜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们最初希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培养工人的“共同利益感”和组织性、纪律性。继而从中选拔既有觉悟又有积极性的骨干工人，实行自我管理，为发动工人运动做准备。但是，学校开办之初并不顺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无法有效吸引工人关注，更难深入到工人心中，他们与工人之间存在“工学界限”，相互缺乏基本的了解。究其原因还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一种有“救世主”的心态，而不是想着只有做好工人的学生才能做工人的先生。幸好他们及时发现了问题，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身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自觉走近工人，与工人“打成一片”，努力争取工人的“认同感”。
随即，1923年2月7日，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亦称“二七大罢工”。
此时距省港大罢工还有两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与创办了上海大学，在这里，他一方面让学生们学习书本知识，另一方面让他们积极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研究学术与参加斗争相辅而行。当时的学生们大都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没经过什么锻炼。他就经常指出他们的缺点，告诉他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有很大缺陷，喜欢拐弯抹角，不能大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遇到重大考验，容易动摇、妥协，这些对革命、个人都有很大危害性!这种软弱性，只有在实际斗争中，经过刻苦的锻炼，才能得到彻底的克服和解决。”
同样，在面对热望于中国革命，却感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青年们的时候，他不但引导他们到有工农群众的地方去做工作，还介绍很多活动方法和在活动中得到的教训。这两年多的时间，邓中夏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培养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更是为党输送了许多新鲜的血液。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邓中夏革命生涯最重要，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在他三十一岁到三十二岁的这两年间，他担负着中共广东省委的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总顾问和党团书记，《工人之路》的主编，党报《人民周刊》的编委等重要职务。他不但全力以赴地领导了省港大罢工的斗争，而且像像往常一样，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同革命的实际活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也是他的著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
但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伴随邓中夏的就一直是左倾错误路线了。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9月，中共中央派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搞武装斗争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为当时党内在执行立三路线。所以在红二军团一年多的时间里，邓中夏错误地实行了“左”倾路线，最突出的表现在军事上，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并带走了大部分武装，致使洪湖根据地受到摧残。对这些问题，邓中夏进行了反思，没有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红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付主要责任，虽然我在红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负全责。”但是，因为邓中夏在苏联中山大学期间反对过米夫和王明的派别活动，所以，1931年3月，王明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公开指责邓中夏犯了“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和率领“二军团不断逃跑”的错误，信中说：“中央必须告诉二军团全体同志”，邓中夏“在国际的时候，曾经犯过严重的反国际的错误，曾经被国际撤销他的工作，派回中国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一再强调要立刻撤销邓中夏的“机会主义的领导”，邓中夏“必须立刻离开二军团”，“二军团必须立刻回到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一九三二年，邓中夏在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没有任何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连吃饭都没有钱，只能依靠妻子李瑛挣得的一点工资度日。而这正是由于王明路线带来的恶果。1932年秋邓中夏恢复了党的工作，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但是此时的左倾路线还在继续，一个上级机关特派员与邓中夏的对话生动的反映了当时左倾路线错误带了的危害。
特派员：“今天，组织上派我来布置你们一件紧急任务。现在，敌人日暮穷途，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为了迎接伟大的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组织上决定在‘五一’这天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你们立即发动全体群众上街，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
邓中夏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因为当时这种事已经接连发生多起了。在教条主义者的统治下，由于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夸大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每一次都受到的惨痛的损失。然而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帮满嘴马列主义词句的领导者有丝毫的醒悟。他们仍然一意孤行地组织着一个又一个没有成效的示威。
对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心，驱使邓中夏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邓中夏：“我想说明一下这里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全区加入赤色工会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二，一切……”
特派员：“一切什么?什么苦难也吓不倒我们!革命要求我们的是战斗，是前进!是不惜自己一切的牺牲!——列宁早就说过，是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如果还是动摇、畏缩，就是自取灭亡，断送革命!”
邓中夏：“我不是怕困难，怕牺牲，我是说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小，还不行。把自己软弱的力量暴露给敌人，这不是示威，而恰恰是示弱。说的重点，这是对革命的犯罪!”
特派员：“你简直右倾透了!现在是什么时候?革命已经面临着伟大的高潮，难道我们不该走在前头，领导大众前进么?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谁要是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就是可耻的取消主义，就是无耻的逃跑!”
果然，邓中夏在执行了这个决定后示威游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没过多久，他就被捕了。在狱中，他没有叛变。甚至还跟狱中的党员做工作。他对狱中的同志讲：“有些人，总觉得死是那么的可怕，其实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死算不了什么，你要革人家的命，人家怎么会放过你呢?一个人在他入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要怕短命而死，主要应该看是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这正是我们的归宿!”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有人怀着满腔悲痛，用刀在狱中的墙上刻下了这几个字。此时，距新中国成立还有十六年零十天。
参考资料：
《邓中夏传》魏巍 钱小惠 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一版
《邓中夏反对米夫、王明的斗争》高中华《湘潮》2010-07-05
《关于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几个问题》冯毓奎襄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