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皈依”
（The Conversion of Georg Lukács）
作者：丹尼尔·洛佩兹(Daniel Lopez)
译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女神读书会按：本文发表于2019年1月的美国《雅各宾》杂志上，作者讲述了卢卡奇从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并陈述了卢卡奇思想中依然具有时代价值的方面，例如资本主义理性化内部蕴含着深刻的非理性，能够摧毁资本主义的只能是拥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只有民主的先锋队才能将无产阶级提升到拥有阶级意识的层面。作者最后呼吁大家放下历史包袱，重读卢卡奇，严肃对待理论和哲学，真正践行卢卡奇的真谛：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革命性的实践。虽然本文存在着一些难以让人苟同的观点，但瑕不掩瑜，依然是一篇具有一定知识性、理论性的文章，故读书会翻译组特地将此翻出，以飨读者。和黑格尔、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换言之，只有毫不畏惧、毫无保留地承认谋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允许的人，才能行使真正具有道德性——也是悲剧性——的杀人行为。为了表达这种最为深沉的人类悲剧，我们可以引用赫贝尔(Hebbel)《朱蒂斯》(Judith)当中无与伦比的话语：“即便上帝在我和禁止的行为中间设下‘罪’——我又怎么有能力摆脱呢?”
——《策略与伦理》(Tactics and Ethics)，1919年
这是格奥尔格·卢卡奇(为阅读便利，这里姓名不再区分匈牙利人或非匈牙利人的习惯，统一按照西欧“名前姓后”处理。——译注)在宣布自己“皈依”共产主义时写下的文字。它发表于100年前，前身是他早前写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却表达了相反的一个意思：布尔什维主义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允许犯下罪恶。
卢卡奇的“皈依”——用卢卡奇一位朋友安娜·列斯奈(Anna Lesznai)话来说，是从“扫罗变成保罗”(Saul to Paul)——开启了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化的十年。在这十年过程中，他成为或许是马克思本人之后，最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卢卡奇是布达佩斯一位银行家之子。在“皈依”社会主义之前，他就已经在文坛享有声望。卢卡奇在“皈依”之前是什么状况呢?这一点很难说。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写下的文章中，充满着各种激进主题的相互竞争。
卢卡奇早已熟悉马克思的著作，此前接受过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熏陶。1914年后，他开始反对这两人，因为他们支持一战。卢卡奇迷恋费希特、克尔凯郭尔和现代文学经典。他还对学术界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进行了详细研究。
他鄙夷他眼中社会民主党粗糙的经验主义。他从乔治·索雷尔和埃尔温·萨博(Ervin Szabó)处获得启发。索雷尔和萨博都是激进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者，希望诉诸于崭新的无产阶级神话(mythology)，以克服无产阶级运动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卢卡奇浸淫于现代文学经典，热切阅读昂利·柏格森、黑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简而言之，卢卡奇既激进，又痛苦。他的早期文章(收录于《心灵与形式》)绝望于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人生，他与艺术家的创造力和道德节操
相隔绝。人们广泛赞誉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是他并不感到满意。
能够做出道德行为的人总是吸引着他，可是他却认为自己命运悲惨，无力行动，更没有能力过上有道德的生活。他的关系一团糟。他还想过自杀。用乡村歌曲的腔调来表达，卢卡奇就是一个“眼里泛着死亡光芒的有钱人”。他在这个“绝对罪恶”(引用自费希特)的时代找不到一处精神家园，他渴望着一个新黎明的到来。
十月革命之前，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预测了这一新黎明的到来。他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悲剧对立将会一劳永逸地被超越。
就在一百年前的1918年年底，卢卡奇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一个新时代的降临：他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破晓时刻到来。
新黎明
1919年3月21日，欧洲第二场苏维埃革命在匈牙利爆发。据一位年轻匈牙利诗人约瑟夫·纳达斯(JózsefNádass)所言。当匈牙利苏维埃革命爆发时，卢卡奇正在发表一篇题为“旧文化与新文化”的演讲。
卢卡奇在演讲中说：“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就意味着从经济的支配性中解放出来……随着资本主义毁灭，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在这里建成。它会争取建立起一套社会秩序，每个人都能享受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
不幸的是，革命的讯息打断了卢卡奇的演讲。幸运的是，他能够在几周后继续发表演讲，这一次是在他帮助创建的“马克思-恩格斯工人大学”(Marx-Engels Workers’ University)里。这篇演讲在60年代被译成英文，发表于新左派杂志“终极目标”(Telos)上，算得上卢卡奇马克思主义时期最早的文献之一。
以上引用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任命卢卡奇担任文化和教育事务人民委员时，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作为人民委员的卢卡奇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
他将所有私立戏院公有化，开始将预售的戏票从资产阶级和贵族手中重新分配给工人和穷人。人民委员部发表公告：“从现在起，戏院属于人民!艺术不再是拥有闲暇富人的特权。文化是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卢卡奇建立了工人特别售票处，以折扣价出售戏票。人民委员部还建立演员工会。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成为主导的积极分子。正因为如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崩溃后，卢戈西逃往美国。
在卢卡奇的领导和艺术史家的积极合作下，文化和教育事务人民委员部列出了一份匈牙利私人拥有的重要艺术作品清单，包括艾尔·格列柯(El Greco)、戈雅、德拉克罗瓦、米勒、马奈、库尔贝、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康斯特布尔、塞尚、毕沙罗、高更、罗塞蒂、雷诺阿、梵高、马蒂斯、莫奈、德加和扬·斯腾(Jan Steen)的杰作，更不用说还有许多匈牙利艺术家的作品。
在这场大规模国有化的计划中，卢卡奇的手下需要搜查巴斯雅尼(Batthyány)伯爵的一处房产。人们都知道他藏有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可是，当大家怎么都找不到这幅画时，他们砸碎了巴斯雅尼这处房产的墙壁，找到了藏在墙缝中的画作。卢卡奇的人民委员部将这些秘密收藏的艺术作品公之于众，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型展览——“艺术瑰宝充公后的首次展览”。
除此之外，人民委员部还建立了服务于工人的成人教育，包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工人大学”。高等学校进行彻底改革，以便培训中学教师。此前的阅读书目充满陈旧和教条的宗教文本，这时也加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法兰西内战》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今天朝不保夕的学术人肯定会很欢迎人民委员部这么一个措施：授予激进知识分子(比如卡尔·曼海姆)以讲师和教授职位。卢卡奇的人民委员部还登记公认的作家，给予他们稳定的收入。文件写道：“我们并不考虑作品质量、政治世界观或倾向。登记委员会并不是文学批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将职业作家中的南郭先生(dilettantes)揪出来。”自然，他们还设置了上诉程序，允许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任何人质疑裁决。
作为人民委员，卢卡奇“不能容忍蹩脚诗人为政治目的而带坏审美趣味”。许多人士要求苏维埃共和国干涉文艺争论，或将某位艺术家推为革命的桂冠诗人。卢卡奇都回绝了他们的要求。卢卡奇虽然不回避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将对文化的评价留给了未来自由的无产者。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为文艺的繁荣昌盛打好基础。
卢卡奇所在的人民委员部第一次组织将《资本论》翻译成匈牙利语。他们还翻译了其他文学经典，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和其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家的全集。为了让人民享有文化，卢卡奇建立起配有管理员的移动图书馆，为工人街区服务。
儿童也没有被忽视。人民委员部提出了一个针对小学生的性教育计划。这在天主教气氛浓厚的匈牙利可是第一次。有一个未知真假的故事说，安娜·列斯奈曾经问过卢卡奇，他们都喜欢的童话故事会变成什么样。据称，卢卡奇回答道，这些童话故事将会成真：在共产主义下，石头和树木都会讲话。人民委员部组建了一个“寓言部”，由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和列斯奈领导。寓言部组织巡回木偶戏表演和“寓言下午”。在寓言下午，一位艺术家会画下不同主题的画作，让孩子接触到“美丽而富有教益”的文化。
通往彼得格勒的卢卡奇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战略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都是早熟的。限制它的是孤立和缺乏政治明晰性。在某些层面上，这种缺乏来自于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命途多舛的联盟。
因此，年轻的工人国家时运不济。卢卡奇最能体现它的悲剧性精神。一位社会民主党成员说，卢卡奇经常被人看见在苏维埃大厦举行非正式讨论。他说，在某次讨论上，卢卡奇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就像是犹大。我们该死的工作就是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但是与此同时，这一罪恶工作也是我们的天职：耶稣只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成为上帝，这样才能拯救世界。我们共产党人背负起整个世界的罪恶，从而才能拯救世界。
苏维埃共和国遭遇围攻。当卢卡奇被调去担任一个前线部队政委时，他悲剧性-救世主式的态度依然如此。对战地厨房的密切关注让他赢得士兵们的爱戴。除此之外，据说卢卡奇喜欢站在壕沟上，暴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他辩解道，如果他想夺人性命，那么就得让他的对手有机会对他做同样的事情。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崩溃了，党的领导人贝拉·库恩(也是招募他的人)指示他留在国内。虽然卢卡奇是公众人物，名气不小，但库恩还是让他做地下工作。卢卡奇怀疑，库恩之所以给他这一指令，就是希望名气不小的卢卡奇因此被捕枪决。尽管如此，卢卡奇还是执行了命令。地下工作的几个月开启了卢卡奇的政治学徒期。1919年底，卢卡奇流亡维也纳，他继续热情地从事政治工作。
在维也纳，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卢卡奇在政治上的成熟。首先，他研读马克思、黑格尔和列宁的著作，试图把握1917年俄国革命的具体细节。第二，他和工会领导人耶诺·兰德勒一道反对贝拉·库恩的领导。库恩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是共产国际在匈牙利的主要代言人。在这段时间中，季诺维也夫和库恩执行着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意在强行加速革命的节奏。这种政策最终导向了灾难。
例如，虽然匈牙利共产党被政府宣布非法，但库恩却试图颁布一项禁止共产党人缴纳工会会费的政策——这些会费会流入社会民主党手中。库恩的政策会让普通匈共党员无法留在工会中，暴露他们共产党人的身份，最终导致被镇压。熟稔于地下实际工作的卢卡奇对这种自杀式、看似激进的政策感到迟疑。
现在来看，贝拉·库恩唯一做的好事就是招募了卢卡奇。卢卡奇在一篇名为“幻象的政治——又一次”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匈共宗派主义、极左领导层越来越大的轻蔑态度。这篇文章标志着卢卡奇政治观点的转折。这篇文章及马克思主义时期早期的其他文章收录在《策略与伦理》中。
第三种促成卢卡奇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的因素经常被忽视，那就是他和盖尔特鲁德·波尔什梯贝(Gertrúd Bortstieber)的关系升温。波尔什梯贝是一名匈共党员。他后来形容她是“耐心和不耐烦的综合体;结合了巨大的忍耐力和对一切卑鄙事物的仇恨”。他说，正是波尔什梯贝具体引导他走向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卢森堡和布哈林)和历史。卢卡奇后来写道：“虽然我经常是一个拙劣的半吊子，但是她却能够抓住最紧要之事”。流亡期间，两人秘密结婚。
卢卡奇的世界观也同样转变。过去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古拉斯·雷(Nicolas Ray)“黑色电影”(film noir)相称的美丽、悲剧性死亡冲动，如今却发展为具体、现实的革命政治。它的顶峰是卢卡奇马克思主义时期早期的杰作——《历史与阶级意识》。
直到不久之前，人们往往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视为黑格尔、新康德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不牢靠的结合。当该书在1923年面世时，它迅速遭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官僚体制内哲学家的谴责。部分原因是贝拉·库恩的煽风点火。更宏观的原因是，卢卡奇和同时代的托洛茨基、葛兰西一样，在极左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代表着越来越边缘化的第三种立场。这可不符合莫斯科官僚的想法，他们想要将自己抽象、毫无条理的领导强加到欧洲工人运动之上。
在共产国际五大时，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同样谴责卢卡奇和当时卢卡奇在思想上的盟友卡尔·科尔施。季诺维也夫对代表们说：“要是再有几位这种教授持续不断贩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要输了。”
季诺维也夫催促前孟什维克、苏联学者亚伯兰·德波林采取行动。德波林——和匈共喉舌拉兹洛·鲁达斯(László Rudas)一样——指责卢卡奇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指责他否认自然相对于人类的外部存在，指责他在政治上的唯意志论和极左主义，指责他向马克思主义引入新康德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从而贬低了唯物主义。
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德共甚至是社会民主党都加入到批判卢卡奇的队伍里。人们唯一记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是他们对卢卡奇的拙劣论战。按和卢卡奇同时代的激进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说法，这些体制内哲学家像“没受过教育的狗”一样说话。
对卢卡奇的批判很快流行起来——甚至包括那些本应当更公道的人。最初是特奥多尔·阿多诺，后来是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如阿尔都塞、卢西奥·科莱蒂、哈贝马斯、科拉柯夫斯基和最近的阿克塞尔·霍耐特。这些批判众口一致——指责卢卡奇试图将所有客观性还原为主观性，有时候还会指责卢卡奇支持威权主义版的列宁主义——以至于老年卢卡奇不断在自我批评中重复这些批判。
事情正在起变化。近年来，有关卢卡奇的主流叙事开始转变。一百年的距离也许发挥了作用。上个世纪划分为自由派的西方集团和威权主义的东方集团，塑造了偏见和政治宣传。在摆脱这些偏见和宣传之后，是时候重读卢卡奇了。
任何用锐利目光重读卢卡奇的人都会发现一些洞见。这些洞见既能激发思考，而且与我们时代令人惊讶地密不可分。
物化
在卢卡奇20年代的实践哲学中，物化是最为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一词汇虽然只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出现过一次，但是卢卡奇却将其发展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延伸。和马克思一样，卢卡奇希望理解社会关系——人类通过相互互动、与自然界互动而创造出——是如何变得像物一样。
因此，卢卡奇以工厂为例。虽然工厂里的技术(我们也可以说是一家现代仓库或客服中心)往往是非人的，但是总体来说，机械或大规模生产却算不上资本主义的。我们可以设想更大规模的生产、设计和技术以服务人类的需要、扩展人类的能力。
然而，在卢卡奇那个时代——现在也是——劳动却是压迫性的。劳动需要劳动者变得像机器一样，他们的动作需要得到合理的量化(或者是教学中的智力劳动)，效率变得更高、更加易于预测。因此，个体差异变成了需要被消灭的“错误”。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卢卡奇之前的社会理论家之中，已经有人——如马克斯·韦伯或格奥尔格·齐美尔——以不同方式追溯工具理性和交换关系的文化是如何崛起的。不过，卢卡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他借助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叙述提出解释。
商品依靠市场价值进行交换。市场价值依靠货币进行量化。市场价值和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无涉：我们从一栋房屋、车辆或计算机的使用价值中无法推理出它的货币价值。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观察到的那样，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过，马克思也说，劳动是非量化的、可变的。
因此，为了保证现代以交换为导向的生产是可预测的，劳动一定要是抽象和可量化的。具体劳动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生产出真实的、可量化的、有形的效用。劳动的交换价值是工资：某一数量的金钱。剥削来自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差异。工人通过具体劳动生产出新的价值。然而，只有他们的抽象劳动得到了报酬——按照时薪支付。
卢卡奇既加深了对商品生产的批判，还将批判拓展到社会关系的总体。他注意到，一个工人在劳动中变成了客体：工人通过例行、可预测、可量化的劳动换得工资。
卢卡奇相信人类的本质是创造性和非量化的，因此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堕落。卢卡奇认为，时间应当被视为具体的。他举的例子是一位工匠或抚养儿童的人。对于一个做吉他的工匠，工作时间就是制作吉他需要的时间，它依赖于工匠的技艺、吉他的质量等因素。或者以一位父亲(或母亲)为例，喂养小孩或哄孩子睡觉，工作时间该多少就是多少。
另一方面，现代生产过程依赖于这些人类劳动的标准化。时间本应当是流动的、非量化的和具体的，如今却变成抽象的和量化的：时间被化约为平面空间。卢卡奇认为，这让工人变成了客体。而且这一逻辑并不仅仅发生在蓝领身上。在白领的工作中——例如教学——成果越来越以量化标准衡量，从而无视了成果的质量。
这一社会逻辑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生活、生产和组织世界的方式。资产阶级是一个交换的阶级，需要可预测性和理性，从而牟取利润。因此，每天都有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以及管控这种生产模式的法律体系，整个社会变成了抽象和可量化的。
比如，卢卡奇延续马克斯·韦伯的论证指出，在法律上，法官变成了一种和机器类似的东西，只要提供必要的输入(和报酬)，他的任务就是做出可以预测的判决。或者以刑事司法系统为例。惩罚越来越以罚金(轻罪)或有期徒刑(重罪)为主要形式。刑事司法系统实现了标准化，和理论上理性的监狱系统相配套。
这些形式理性的体系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深深的非理性：流水线上的工人面临痛苦，或者是现代监狱的一位囚犯遭遇官僚的非人道。因此，现代社会结构表面上的公正背后隐藏着残酷。当然，管理这些体系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不偏不倚的职业人士。然而，没有人性的理性主义却往往要求他们向被压迫者身上倾泻怨恨和暴力。这就产生了一位经理愤怒的欺凌、一位官僚的麻木不仁和一位狱警的施虐狂。
危机与直观
通过强调人类的创造性和非量化性，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虽然试图到处强加表面上的理性，但是没有创造性就无法延续下去。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张力充满整个社会和我们的个体经验之中。这种张力在社会层面和个体日常经验层面都产生危机和不协调。
卢卡奇认为，在社会层面上，危机代表一种从未被消解的非理性再次出现。金融危机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数十亿的交易——每一笔都是理性的——加起来却是极其非理性的模式和结构性矛盾。投资缺乏多少规划或监管就涌入一个部门，导致投机、通货膨胀和供给过剩。
当这些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以至于经济无法承受之时，就会出现经济衰退：生产过剩的危机。卢卡奇认为，危机可以让作为经济体系基础的暴力显现出来。驱逐租客——或者贫穷工人在这个不断遭受厄运的生活中竭力维持生计——就是一例。
卢卡奇称，物化就是在个体身上强加一种“直观的态度”。换言之，个体无法控制支配着我们、组织我们生活的社会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以直观态度面对社会，将其视为自然和不变的。物化隐藏了这么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和社会关系是在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可以在历史中被推翻。这一点解释了右翼思想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认为不平等、女性或非白人的“附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直观的态度”不能被误解为在描述一种被动性的状况。“直观的态度”指的是一种无力感。一个人可以是狂热的无力，也可以是认命的无力。直观的态度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像帕特里克·贝特曼(Patrick Bateman，《美国精神病人》的主角。表面上是华尔街成功人士，背地里是一位连环杀人犯。——译注)一样，成为形式理性的化身。
让我们以一位硅谷科技精英为例。这位精英一方面迷恋于人工智能的反工会主义和“微剂量驱动”效率(microdosing-driven efficiency)，另一方面又如同末世一般狂欢纵饮。火人(Burning Man，“火人节”是美国始于1986年的一个狂欢节，现在成为世界性艺术家、嬉皮士和雅皮士的聚会。——译注)这一独特、迷人和令人厌恶的形象就是最极端的例子。硅谷科技精英没有改变社会法则的实权，但是他们有改变自己的权力，更加活跃地迎合社会法则，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理性主义的过剩导致它的反面——非理性主义。
对于被压迫人民，这些经验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一个经理或一个功成身就的职业人士，直观性态度——在适应和辞职间摇摆——也许算得上舒服，甚至还是权力和财富的源泉。然而，对于一个工人而言，沦为客体是非人道的。对于一个单亲妈妈来说，适应一个性别歧视社会的法则，真的如同千钧压顶一般。
卢卡奇认为，在体系和个人层面，这种强烈失调的经验暴露出，资本主义绝非“自然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是历史性生成的。这一洞见为抵抗创造了可能性。
产生和摧毁资本主义
幸运的是，批判物化的工作并不仅仅依靠社会主义者：卢卡奇指出，每一场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对物化的批判显露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自然法的体系，而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历史上的表现。如果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那么资本主义就是历史中产生的的：历史上产生的东西也可以被摧毁。然而，摧毁资本主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需要一个能够重塑世界的主体，其次这个主体的位置能让它理解它正在重塑的这个世界。
正如马克思在早期革命文章中一样，卢卡奇指认无产阶级可以承担这一使命。他的理由有二。首先，无产阶级产生价值——无产阶级物化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本质。除此之外，无产阶级的劳动生产了一切：防暴警察盾牌的塑料、支撑互联网的程序代码、医疗和住房。和其他阶级都不同，无产阶级的位置能让它让一切都停下来。
让一切都停下来需要动机。卢卡奇提出，这一动机的来源存在于工作中整体客体化的经验。当然，有许多方式可以让一个人沦为客体。一个残忍的强制性社会体系可以让一个奴隶沦为客体。性别歧视将女性客体化。囚犯被当做管理和控制的客体。无产阶级和他们不一样，工人是自身客体化的实施者。我们自愿上班。因此，即使我们身处最深刻的客体化之中，我们依然留存有一点主体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描述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商品。
以上为阶级意识提供了前提——不过还不是全部条件。因此，当卢卡奇将无产阶级形容为“历史的主客体”时，他的意思是，虽然这一集体性主体拥有
改变世界的能力，但并不是一个已然存在的事实。卢卡奇明白，完全的阶级意识(比如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积极、有意识地改造社会)可遇而不可求，只能出现在严重危机和撕裂的情况下。
这种理论只能在实践中证明。对于卢卡奇来说，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关系解释了哲学的意义：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革命性的实践。
政治与实践
有些悖论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主要面对的读者并不是无产阶级。他面对的读者更多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运动的知识分子领导层。这一选择明显和他失败的经历有关。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相信共产主义理论需要更加灵活、具体，从而领导政治革命，消灭社会的物化。在这一方面，卢卡奇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研究着类似的一些问题。
和葛兰西一样，卢卡奇明白，为了让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阶级意识需要形成并在政治上获得表达。卢卡奇认为共产党是这一使命的主要履行者。共产党将会成为无产阶级意志的道成肉身，成为无产阶级在智识上的领导。
有些人对专断的共产党中央(或者是流亡的但同样专断的托派中央)感到担忧。对他们而言，卢卡奇将党视为阶级意识的承载者听上去很是不祥。
不过，关键是要分清“被灌输的”(imputed)阶级意识和真正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差别。被灌输的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者赋予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借用韦伯的术语，是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让我们假设整个无产阶级都意识到自身利益——解放自己，和资本利益相对立。这样的无产阶级就算是拥有阶级意识。从这种灌输行为出发，就可以勾勒出社会主义理论。
不过，这一假设还是显示出“被灌输的”阶级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毕竟，大部分无产阶级都还受到明显非社会主义思想的支配。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抛弃“被灌输的”意识的理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辩护》中写道——为了回应早期批评者——灌输属于严肃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比如，一位政治评论家也许会说，共和党领导层背离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一种灌输：一个人假定自己了解共和党基本盘的利益是什么，并根据共和党领导层的倾向而做出评论。这一评论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做出这一评论的行为本身却并无不妥。
当社会主义者将阶级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头脑里时，也是如此。是的，废除雇佣劳动、结束种族歧视确实会让无产阶级收益。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将会或必须这么认为，那就是错得离谱。减少被灌输的阶级意识和实际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距离蕴含着危险。我们应当将被灌输的阶级意识视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必须接受实践检验。
实际上，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有能力领导斗争——例如一场罢工或一场选战——获得一场显著的胜利，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在一个特定行动中，成功沟通起了被灌输的阶级意识和实际的阶级意识。这一行动首先取决于拥有视野和战略的政党，其次取决于这一战略能否得到人民响应。
战略多半要在实践中得到改进：因此，领导层和群众之间——或者用更学术的话语来说，被灌输的阶级意识和实际的阶级意识之间——需要对话。在一场成功的斗争当中，有关无产阶级权力的理论假设要和实际行动相互动。产生的结果就是实践。
在一个工作场所或斗争舞台中，实践也许成果有限。然而，除此之外，卢卡奇相信，党——以及工人委员会——在将无产者组织成一个能够改变社会的整体阶级时至关重要。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党和苏维埃沟通起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的距离。
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哪个专横的中央委员会能够决定前进方向：借用梅洛-庞蒂的话，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一定不能是一方领导、一方服从。它更像是一场对话，利益交织、观点相通。
无论对错，卢卡奇都在列宁的政治手段中观察到了一系列特点。他在著作《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中勾勒出了要点。
在现代人看来，卢卡奇的研究所得出的许多明显政治性结论已然过时。毕竟，20世纪的人们一直在尝试重复布尔什维克革命——多半是建立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没有一例成功。距离上一个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建立也过去几十年了。
类似的，今天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政治议题也不同了。如今不再需要谈论殖民地问题。农民阶级几乎整体消失了。另一方面，今人在文化层面要比卢卡奇时代高得多。几乎所有人都认字，我们面前是一个信息社会。
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卢卡奇的政治理论过时：他阅读列宁的本质是具体性。他认为，列宁的重要性在于，比起同时代人，列宁有能力——通过对理论的把握和参与活生生的运动——更具体、更精准地理解他所处的“局势”(conjuncture)及战略形势。重要的是，卢卡奇对列宁主义的解读强调民主。这种解读在今天很重要，因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传统斯大林主义或托派对列宁的解读。
尽管如此，卢卡奇的主要遗产不在于政治。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卢卡奇的论点，那么就意味着，一个政治纲领只能形成于它自身的历史局势之中：照抄政治纲领就是把它变成物化的抽象。卢卡奇的遗产在于哲学。这也让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相区别。虽然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和葛兰西、托洛茨基等人放在一起解读，但卢卡奇不同的是，他用哲学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政治观。当然，这并不是说葛兰西、托洛茨基不懂哲学。
不过，比起他的同时代人，卢卡奇创造了一种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哲学方法，这是他最重要的遗产。
抓住精神自由
从物化和直观性态度出发，卢卡奇指出，社会现实塑造了我们思想的结构。思想和现实一样分裂、矛盾。这些矛盾以多种方式呈现。
例如，在不知不觉间，塑造生产和社会的矛盾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中。比如，不同政治理论竞相解释政治体系如何运作。自由派相信体制内在的理性，认为在理想的言论自由下，我们能够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保守派熟悉暴力、权力和非理性传统。虽然保守派也许准确地把握这些因素在当今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彻底的现实主义不过是把世界物化了。再一次，资本主义收纳了非理性主义和非人性。
这些意识形态和矛盾绝非错误的观点。它们深植于支配社会的结构之中。因此，他们影响社会主义者的实践。比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合法性和非法性”中指出，社会主义策略必须在崇拜合法性(自由派)和崇拜非法性(无政府主义者)这两个极端间持中而行。他指出，这两个极端都显示出对法律的迷恋——虽然后者是秘密地迷恋。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律的要点是，要在思想上解放社会主义者，从而让他们以清醒的目光决定战略方向。
简而言之，有必要拥有同时遵守法律和在必要时违背法律的能力;关键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卢卡奇指出，哲学——一个致力于反省知识的领域——向我们承诺，我们也许可以意识到思想和现实的矛盾结构，从而为我们赢得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由。
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人变成社会主义者之后，他会面临丰富和详尽的智识传统。在这些传统中，有着相互对立的观点、方法、政治争论等等。我们不可避免要做出选择：我们通过阅读、谈话和经验决定哪些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我们因此成为一个正在进行的争论的一部分，也成为一项传统的一部分。
这一传统在理论上十分丰富。然而，社会主义理论往往甚少得到质疑。因此我们很容易不加批判地套用理论。毕竟，我们的选择(加入一个党，而不是加入另一个党;读一个理论家的作品，而非另一个)看上去是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们受到一千种环境因素制约，而我们只能部分意识到制约的存在。我们无法逃离制约。如果我们不想深陷于历史和环境之中，我们需要找到看清全局的方式。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出发点，从这里反思我们知道的东西和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
对于卢卡奇而言，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哲学——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让我们获得思想上的自由，从而让我们有意识地使用理论，而不是被理论所支配。我们见证了左派内外教条分子的抽象和愚钝。同样，让我们想想许多传统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或托派的教条主义吧。
在这些教条主义中，理论和传统成为牢笼：教条主义不仅没有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世界，反而错把理论当成现实。这也是卢卡奇在他周围所发现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审视往往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代表理论正统的人。
因此，卢卡奇相信，哲学允许我们赢得相对于理论的具体自由。这里不是要抛弃理论。正如同对非法性的执念暴露出对法律的暗恋，“实干派”公然拒绝理论则暗示：这个人毫不自知地在思想层面受到支配。
卢卡奇的观点是将理论提升到意识层面，让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建构一个适应当今斗争的理论。它也让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会屈服于传统。简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将原则施加到自身之上。
卢卡奇，过去和现在
今天的匈牙利正被欧洲最令人反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所统治着。在维克多·欧尔班总理和青民盟(Fidesz)的领导下，匈牙利猛烈地迈向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智主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岌岌可危。
因此，卢卡奇的遗产在祖国匈牙利也面临危机。卢卡奇档案馆被关闭了，政
府没收了收藏的档案。与卢卡奇有关的学者——包括他的学生阿格尼斯·赫勒(于2019年7月去世。——译注)——被指控腐败，遭到反犹主义修辞的骚扰和抹黑。
奇怪的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卢卡奇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他的作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阅读。这部分是因为人们重新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未来，卢卡奇永远将是一位令人着迷的人物，尤其是对于那些喜欢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彻底和道德批判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我们认为卢卡奇热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然而，迄今没人准确领会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且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变革也没有一个可行的样板。没有哪个社会主义革命被证明是可以长期存在或可复制的。我们距离1917年10月还差得很远。我们比起以往更需要理论和哲学。
在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者因苏联而两极分化。因此，争论总是反映出党派界限。马克思主义理论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其中包括传统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派、毛派、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新左派，更不用说还有许多各种派别的杂糅。有些理论家——例如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在这些争论中寻找到一个有利地形。当80、90年代保守主义到来之际，有些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需要贬低这些传统以证明我们再也不属于过去的世界。我们也不需要背负苏联或苏联解体的包袱。我们的世界是充满新的可能性和危险挑战的一个世界。不过，21世纪要更加让人幻灭。没有哪个人敢声称掌握绝对真理，不过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思考我们的道路。当然，一旦我们开展理解周围世界的沉重工作，我们就会遭遇传统和理论。
假若对理论不加反省，那么传统必将在我们的头脑之上投下阴影。
情况就是这样——既充满机遇，又幻想破灭，还被传统所笼罩——从而让我们以全新的目光审视卢卡奇。卢卡奇讲述的理论是一份礼物。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从而超越卢卡奇，赢得一个更加自由的明天。
来源：《雅各宾》杂志，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1/lukacs-hungary-marx-philosophy-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