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创办于1919年，创始人司徒雷登曾长期担任过燕大校长、校务长。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该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英文是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
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曾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司徒雷登的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所说的真理，指的是基督教。而在他的学生中，有将近一半最后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真理，因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也是司徒雷登始料未及的。在另一半学生中，相当一部分相信了上帝。这部分相信上帝的人，就是众所周知的崇美派。他们中很多人都去了美国和台湾。留在在大陆的那部分，有的早已觉醒，有的至今不改初心。一有风吹草动，不改初心的那些人就通过各种渠道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的强烈愿望，比如有段时间甚嚣尘上的“宪政”之说，其鼓吹者就这些人及其接班人。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为燕京大学，并不是一天到晚都上《圣经》课，那样的话还不如就直接办一所神学院。因此，很多学生上燕京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也是为了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既可以谋生，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那时的燕京大学，经济学、理工科等当然也很不错，因此培养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这是不可否认的。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教育家，在客观上为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很大作用，值得肯定。但他的办学的根本目的还是培养“精神美国人”，这也是历史的定论。
因此，当他投身政界，成为驻华大使后，马上就急匆匆地赶到到庐山，去见相交已久、宗教观和价值观相同的蒋介石，共商改造中国之道。
在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中的三家，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基督教家族。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从事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
蒋介石归信基督，与宋美龄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龄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
孔祥熙在9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
在这三大基督教家族周围还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长期“爱中国”的司徒雷登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
司徒雷登说，只有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制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
司徒雷登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评价蒋介石说：“据我所知，报刊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他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由于司徒雷登一直认定美国社会制度是最能体现上帝旨意的理想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燕京大学校长任上就多次公开推崇和赞扬。同时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自己要享受最优越的制度，还应该帮助他国人民去实现这种制度。他把在中国推广这种制度作为上帝赋予他的终生使命。因此，在担任大使后，调停国共双方冲突时，不厌其烦地向两方人士介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为了帮助宗教观和价值观相同的蒋介石全盘接受美国的政治主张，以建立类似美国的政治制度，司徒雷登在第一次以大使身份会见蒋介石的时候，就向蒋介石提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生灵涂炭，通货急剧膨胀，无法摆脱的物价上涨”的担忧，指出“委员长现存的威望并不能弥补整个党及政府信誉的丧失”。他天真地提出，国民党“对付共产主义运动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认为“它将比共产党所鼓吹的改革更加得利”。对于国民党能否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司徒雷登一度充满信心，强调自己能与蒋介石就此问题作相应的沟通和说服，前景令人鼓舞。
但是，实际上打着信仰上帝旗号的政治人物，在遵从上帝的旨意和关注自己手中的权力之间，往往更看重自己的权力一些，就像当今的美国政客的表现一样。所以，蒋介石并不想完全顺从司徒雷登的意见。蒋介石当时认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各种力量的对比方面已经占了绝对优势，应该按照自己的理想，实现国民党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政令、军令统一，将整个中国置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针对司徒雷登为缓解军事冲突与矛盾，代表美方提出绕过棘手的军事调停，开展政治谈判，组建国府委员会，再解决军事问题的要求，蒋介石提出了6项先决条件。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些极为苛刻的条件，虽然司徒雷登也觉得十分过分，但从同为基督教徒的天真想法出发，从维护国民政府强势地位，从试图将中国改造成为类似美国的自由、民主政府的目的出发，他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从调停人中立的角度出发，为共产党据理力争。他不仅将蒋介石的条件原封不动地交给周恩来，而且还主观臆想共产党只会在接受个别条件上讨价还价，但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强烈反对，也使司徒雷登的理想调停最终失败。
司徒雷登在执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时，由于对蒋介石的的情有独钟，有时比美国政府走得更远。当国民党丧失民心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他有时甚至敢“越过最高统帅，把部分美国军需直接交给在战争中表现杰出的国民党军指挥官”。他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独裁、堕落，但他以为只要用美国的政治模式的药方来治疗，即可药到病除。其结果却把自己与国民党政权紧紧地绑在一起，不仅履行上帝的使命无法实现，还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坚决反抗。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所做所为，不仅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也站在了中国民众的对立面。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遭到了彻底失败。尽管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表现“感到灰心”，也认为蒋介石应该下台，但他在回忆录中，不但对蒋介石作为自由主义的反共斗士的形象毫不吝啬笔墨，而且对其人格魅力大加赞赏。不过，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并没有领情。他认为自己在大陆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美援不到位。而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在华的最高代表，肯定难咎其责。
司徒雷登在华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在自己的故乡——美国，其父母、妻子都葬在中国(自己也临终遗言希望归葬燕园)。他在担任驻华大使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从表象看，一直都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效劳，当然从根本上说是为履行上帝的使命，为推行体现上帝旨意的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司徒雷登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来华的所有西方人士。可历史的结论偏偏是：司徒雷登成为20世纪上半叶在华的所有西方人士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了最大反感的外国人之一。而这些反感掩盖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工作，这的确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除了死心塌地支持反人民的蒋介石集团外，司徒雷登还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支持台湾独立，亲自操刀签订新的中美不平等条约，等等。受司徒雷登前期办教育的事情和抗战期间被日本人软禁事件（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软禁司徒雷登，以防战争失败后充当与美国沟通的管道）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对其印象相当不错。据说这其中有著名的民主人士闻一多。然而，当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当局暗杀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民怨沸腾后，明明知道真相的司徒雷登，却向蒋介石提出一项措施：“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如果闻一多九泉之下有知，真不知道会怎样评价司徒雷登。
尽管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一度因“失去中国(政权)”之责与蒋介石产生龃龉，但他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始终抱有强烈的期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仇恨。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司徒雷登作为一个著名爱中国的教育家重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并且基本上掩盖住了他作为扶蒋反共的铁杆分子的逆历史潮流的行为。此时在九泉之下司徒雷登，想必应该和蒋介石一样，为他俩在精神上反攻大陆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而感到欣慰。
平心而论，司徒雷登作为教育家的功劳的确也是不可磨灭的。他使那么多因追求“真理”的学生投入了人民革命的阵营，在邓小平访问美国的21人代表团中，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就有7人，尽管这可能违背了他办学的初心。
值得一提的是，司徒雷登也有他复杂的一面，他也曾经欣赏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纪律严明也深表赞赏，等等。不过就他一生而言，是为培养“精神美国人”鞠躬尽瘁的一生。
只要读过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读者，都可以发现，司徒雷登晚年表示出来的敌视新中国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虔诚的基督徒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都鲜明地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敌视。假设有一天，蓬佩奥对华态度来了个大转弯，笔者敢担保，蓬佩奥就会霎时变成新时代的司徒雷登，许多中国人就会给他戴上耀眼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