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时节》与《法兰西内战》
[摘 要]无
在巴黎公社诞生120周年之际,再次阅读曾参加过巴黎公社斗争的法国优秀作家和记者茹尔·瓦莱斯的剧本《樱桃时节》(原名《巴黎公社》),一下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岁月,仿佛又看到了无畏的巴黎人为推翻旧制度、建立理想社会而英勇奋战的宏伟壮观场面。瓦莱斯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受过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存在某些错误,但他革命的坚定性与勇敢精神却是不容怀疑的。在公社诞生后,他被选为公社委员,任教育代表,主编当时复刊的《人民呼声报》。在流血周里,他跟工人并肩浴血搏击到街垒枪战的最后时刻。公社被镇压后,他幸存下来,后流亡英国,并在第二年为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诬蔑,他饱含革命激情,写成此剧本,用艺术形象的语言,抒发巴黎工人阶级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新生活的探索和对旧世界的愤怒抨击,同时也热情赞颂巴黎公社人民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剧本,对巴黎公社斗争史的概括提炼,跟马克思的几篇经典著作、特别是《法兰西内战》这一经典著作的论点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从瓦莱斯对当时斗争情景之惊心动魄的描绘中,在《樱》剧对革命勇士之一往情深的感受中,再次认识到马克思以理论形态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和革命规律性的分析是多么精辟、深刻!因此,把《樱》剧看作是对马克思几篇有关公社著作的艺术注释是毫不夸张的。
(一)
巴黎公社的出现,是法国1848年到1870年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写《法兰西内战》之前,就对法国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十分关注,先后于1850年和1852年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篇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著作,系统地总结了法国这一阶段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重要观点。他指出,1848年六月起义被镇压的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其政权是大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妥协的产物,是一种更加反动的统治形式,因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但没得到缓和反而愈益加剧。
《樱》剧的第一、二场,就是以形象的舞台画面反映法国工人阶级1848年六月起义及其被镇压,到1870年无产阶级再次起来准备推翻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的斗争经历。在第一场《被镇压的人民》中,主人公彼埃尔·波杜安准备奔向街头继续指挥部下撤退时,他哥哥对他说:“你决定要去了?可是你自己也说起义已经失败,没有希望了。”波杜安回答:“所以更得尽自己的义务,坚持到底。”短短几字,相当逼真地刻画了主人公履行自己信守的品质。当他被俘后,看到了被反动派枪杀的哥哥尸体时,他不害怕、不退却,相反十分坚决地断言:“再过二十年,如果说死者不能复生,他们的儿女定将长大成人,为先烈复仇。到那时,起义者的队伍将不是今天的几千、几万,而是几十万几百万!”
在第二场《帝国末日》中,人民已逐步认清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曾把“那么多好人、那么多可尊敬的公民放逐到监狱船上。”于是,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帝国的屠夫们示威”的口号响彻在巴黎的上空。
无独有偶。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刽子手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竟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对人民的倒行逆施中重复闪现。《屠夫》剧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用惊人的艺术震撼力把曼海姆剧院文化使者们对法西斯的控诉转达给了中国朋友。与《樱》剧严肃、悲壮的舞台处理手法不同,《屠夫》在鞭挞法西斯对人民的凌辱时,运用的是诙谐、幽默的表现方法,以便让观众在笑声中蔑视和挖苦那不可一世的反动统治人物。例如,在“庆祝元首”登上铁塔的那一天,规定各家须挂卐旗。结果,艺术家们让男主角在特意设计的一面很长的旗帜上故作姿态,表现各种亵渎纳粹的荒唐举止,令人捧腹大笑,达到讽刺的效果。在审讯男主角的过程中,程序是严肃的,对话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男主角以他特有的“粗人”方式对希特勒、戈培尔等所开的一些小玩笑中,我们总能触摸到那个时代中人们精神生活的某种侧面。联系到梯也尔反动政府在俾斯麦援助下卷土重来攻入巴黎并对城里人民进行空前的大屠杀这一史实,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愤慨:“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樱》剧第六场《流血周》就揭露了由于巴黎公社起义者们因没能乘胜追击所导致的反动派血洗人群的卑劣行径。
(二)
马克思在普法战争(1870.7.19)爆发后,于7月23日和9月9日先后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他曾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他并指出战争性质随战争进程而改变,以波拿巴的投降和色当失陷为转折,法国由侵略转为自卫战,而普鲁士则由防御性转为侵略性。正是战争性质的转化,致使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法国30%以上领土。普军所到之处,大肆屠杀掠夺法国人民,逐步向巴黎逼进,激起巴黎人民爆发革命,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第二帝国的崩溃!1870年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工人和人民参加国民自卫军。马克思在第二篇宣言里指出,这个第三共和国政府即国防政府,是由一批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组成的,且这些共和党人中有些是镇压六月起义的刽子手。他希望法国工人要加强“自己阶级的组织”,因为“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樱》剧第三场《被围困的巴黎》就是反映已经被包围几个月后的巴黎情况。在这一场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波杜安(已是国民自卫军上尉连长)所代表的法国工人阶级面对巴黎被普军包围、处于困难境地时,不对国防政府抱任何幻想,坚信只有靠工人武装力量起来反抗普军侵略才能拯救法兰西的革命坚定性和敏锐性。当剧中小店主杜朗不理解革命与普鲁士军队入侵这两件事的关系时,波杜安告拆他说:“国防政府妥协投降,连吃败仗。所以我认为只有革命、只有把民众武装起来,才能从普鲁士的魔爪下拯救法兰西”。当杜朗对通过和平革命所成立的共和国寄于幻想时,波杜安一针见血地说:“共和国?这完全是跟1848年一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说:“一次和平的革命?我看问题正在于此,一枪没发?一滴血没流?您等着瞧吧!您很快就会听见枪声的!不久就会流血的!那是您的血,我的血,人民的血,血流成河!都是因为让反动派站稳了脚跟!”就连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律师雅克·勃里亚,也坚定地不愿与卖国的国防政府同流合污,要为保卫巴黎而战斗。
巴黎工人阶级为正义而英勇斗争的业迹又使我们自然地回忆起我国抗战时期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党领导下顽强抵抗的动人情景,在纪念巴黎公社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缅怀那些为民族独立和工人阶级解放而无私奋斗、流血牺牲的文艺界前辈,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众所周知,在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中,我国广大话剧、电影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艺术为人民呐喊的传统,通过艺术的形式为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仅以上海为例,从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演出的《保卫芦沟桥》开始,到“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文艺界各种救亡协会的成立,大部份文艺工作者根据党的指示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发动广大民众中去。面对着日寇的野蛮屠杀以及汪伪特务的阴恶暗杀,有很多人把自己个人安危置在一旁,大量地上演了揭露旧社会黑暗、启发众人爱国之心的作品。而有些具有相当寓意的历史剧,也都因主人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之伟大作为而给观众以深刻的教育。可以十分自信地说,在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浴血奋战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大部份文艺工作者艺术胆略之高超、人格构建之强撼,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精神是相通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从法兰西工人阶级的率先觉醒,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揭竿而起,从西欧劳资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到东方“孤岛”艺术园地的长夜斗争,都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对人类未来美好社会必将实现的信念。
(三)
巴黎公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激动岁月,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艰难年代,马克思从公社原则中总结出的科学结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在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前提下还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去克服和清除各种不利因素和障碍的过程中,重温马克思关于公社领导成员是“人民公仆”的谆谆教悔,学习公社领导成员为政清廉、与民同乐的感人事迹,更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与影响。
《樱》剧第五场《社会公仆》中通过对两件事情的描绘,来颂扬巴黎公社培养出的干部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的公仆精神。一是公社公安局处长鲁雅克,这位曾参加六月起义和3.18起义的老战士,天天工作18小时且工作一丝不苟、不徇私情,常常是边吃饭边处理事务。一块面包、一薄片冷肉和半瓶酒——就是这位老革命者的进餐食品。正是由于以鲁雅克为代表的公安干部的出色工作,故巴黎治安大为好转,这正如他自己所言:“自从公社成立以来,人们再也听不见关于偷盗、抢劫和谋杀的谈论了,或者说所有的盗贼都逃到凡尔赛去了”。再是公社营长勃里亚,奉中央委员会之命与另一位同事去侦察凡尔赛敌人的炮兵阵地。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他们度过了危险的一夜并镇定地摸黑记录了敌方情况。为使情报迅速、安全地送回驻地,他让战友先行一步返回,而他自己在归途中却被公社群众当作叛徒误抓。在当时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有人建议立即枪毙这个“叛徒”,而勃里亚,这个公社的忠诚战士,为使自己的特殊任务不致暴露,宁死不肯亮出自己的身份。最后,直到先回去的同事赶来说明情况时,大家才知道误会了。难怪波杜安不无感慨地说道:“勃里亚,我们知道了,你真不愧是公社高尚的公仆”。联系公社成立后在政权建设中一系列变革和创新的事实,特别是监督、制约干部执政的一整套得人心的措施,我们更体会到马克思论断的正确与深刻:“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我国话剧舞台上曾上演过一出名为《公正舆论》的戏,反映的是罗马尼亚人民在对待“公仆”时所产生的甜酸苦辣。在这个黑海之滨的国度中,也有着一些不如人意的东西:把公仆奉为神圣、把“部长”的话视为“指南”。上级随意的一个意见,下面尊为金科玉律;表面上,有些人非常关心建设的速度和工作效率,高喊“时间不等人呐!”暗地里却总抱怨:“变呵,改呵,整顿呵,鼓动呵,让人透不过气来”。值得回味的是,此剧结尾有三个可能的答案让观众去思考,一是卑鄙者向正义者低头,献殷勤;二是双方闹崩了;三是“国内发生了变化”,正义者被任命为报社的社长。剧作家最希望看到的是第三种结尾,因为“人类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愿望应该同我们的领导者的决定和谐地、辩证地、典范性融为一体”。此剧虽写于十多年以前,但剧中围绕主人与公仆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各种提示,却有着惊人的敏锐性,这正如作者借剧中人所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在成长着,但是,人们身上最卑劣最颓废的东西也在暴露着”。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这种倾向,只有通过民主与法制的程序不断规范与普及才能加以克服和杜绝。巴黎公社虽然没有时间来系统地解决此类问题,但它所作的某些尝试却至今仍对我们具有启迪。
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人们公社的原则是怎样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得到再现的。尽管当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波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巴黎公社的失败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永远失败一样。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看,无产阶级要从根本上挖掉私有制这个根,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经过无数次跟资产阶级的较量,几经反复才能最后取得胜利。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之所以能在狂风恶浪中不断冲过激流险滩,就因为牢记和坚持了巴黎公社原则。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本质上继承巴黎公社的精神,在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承担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份责任。
时刻铭记我们任重道远的神圣使命——这或许是一切立志为普天下人民大众奋斗终身者在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时所发出的最忠诚的誓言!
作者:许梓楠
文章来源:《戏剧艺术》1991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