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在上海西康路上，有个小小的永福元五金厂。老板周錫生，原先是个地主，后来他在上海凑了点钱，租了间小房子，雇了两个老工人和三、四个童工，弄起了这个小工厂。他把在纱厂当“拿摩温”（number one,指工头）的老婆沈杏娣叫了回来，做监工头。到上海解放的时候，这个厂扩建的厂房有600多个平方米，雇用了150个工人、学徒，拥有电动车床、冲床、刨床、钻床三十多台，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大量财产的工厂。那么，这个厂的资本家是怎样发财起家的呢？和世界上所有资本家一样，这个厂的资本家也是吃了工人的肉，吸了工人的血，才喂饱了他自己的；他的财产，都是工人用双手劳动创造出来而被他剥夺了去的。
这个厂的资本家最残酷的剥削手段，是雇用大批包身童工。解放前夕，这个厂150个工人当中，包身童工就有127名。他们大多是从乡下被招骗来的，年纪一般都是10来岁。资本家招收来了大批童工以后，首先是延长工作时间，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那时厂里规定，凡是童工，一律从凌晨4点多钟开工，到夜里12点钟歇工，实实足足要做20个钟头。老板娘沈杏娣，每天天还不亮就起床，打开收音机喇叭，同时高声念着什么“阿弥陀佛”，故意吵得童工睡不着觉。接着她一手拿着念佛珠，一手拿了鸡毛掸子，走到童工们睡觉的通铺旁边，对着起床动作较慢的童工，按次序打下去，一面嘴里喊着:“小死人，懒死人，都快给我起来！太阳爬上屁股了。”童工们被她逼迫起了床，脸也没洗，跑到机器旁边，“蓬蓬蓬”踏起冲床来，开始了一天的奴隶生活。
中午，童工们就在机器旁边吃饭；一放下飯碗，又得马上干活。这时老板娘却舒舒服服睡午觉去了。到了晚上呢，童工们连做了十几个小时，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抬不起手脚；可这时老板娘却神气十足地来监工了。要是谁打瞌睡，她就拿了鸡毛掸子往谁头上抽打，碰到谁完不成老板规定的劳务，也要被老板娘毒打一顿。
有一次，一个叫丁林富的童工，做一种手表带上的零件，因为铜皮很薄，东西难做，没有办完成老板规定的数量。夜里歇工以后，丁林富累得一头倒在床上，却忽然被老板拖了下来。老板骂道:“小赤佬，你倒定心睡觉了，这不是存心给我捣蛋！”一边骂，一边拿了一根皮带，猛力往他身上抽打。丁林富光着膀子，只穿了条破烂短裤，被打得浑身是一条条血痕，痛得在地上打滚。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老板娘沈杏娣，忽然变作一只“笑面虎”。她见老板打得乏了，就拉住老板手里的皮带，假惺惺地:“林富，赶快去做吧。不然更要倒霉了！”老板娘拉着丁林富走到工作台旁边。又矮又小的丁林富流着眼泪，缩着身子，在阴暗的灯光下，又“蓬蓬蓬”干了起来。老板一边收好皮带，一边恶狠狠地:“明天下班前，你不做好一万四千节表带零件，我要你的狗命！”......
资本家为了从学徒身上刮更多的油水，还有更残酷的手段:长期不让童工吃饱肚子。每天，童工们吃的粥像米汤一样稀薄，能照出人影儿来。而且老板规定八个童工吃一小桶薄粥，吃完了不能再添，吃不饱只好饿肚子。童工们每天过粥的小菜常常是一撮盐，用筷子沾沾，有点盐味就下肚了。到了夏天，老板娘叫童工到垃圾箱里去拾西瓜皮，切成小块，放上盐粉童工当小菜吃。
这还不算，更加毒辣的是，每天早上，老板娘总要故意多烧七、八木桶粥，放在她房里。夏天天热，到了中午，粥发馊了，她才拿出来给童工们吃。这样，可以使童工们少吃或不吃。有一次，一个童工拿了发馊的粥实在吃不下去，老板娘就瞪起眼睛说:“为什么不吃？”伸出手掌，“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
还有一次，有个叫陈兆祥的童工，因为肚子实在饿得慌，就拿了碗到老板娘房里去，说:“我没有吃饱！” 老板娘听了，奸笑一声: “来，小赤佬，你没有吃饱我端给你吃！”说着捧起她自己吃的一锅又厚又白的粥，跑到楼下来，在车间里当着许多童工的面，盛了满满一碗，放在陈兆祥面前，叫陈兆祥吃。她看着陈兆祥吃完一碗，又给他盛满了一碗，这样，两碗、三碗、四碗......陈兆祥实在吃不下去了，可是老板娘还是硬逼着他把满滿一锅粥吃下去。粥是吃完了， 陈兆祥却胀着肚子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干活去！”这时老板娘一下子露出了凶相，硬是逼着陈兆祥去于活。陈兆祥站也站不起来了，怎么能干活呢？“你吃倒会吃，做倒做不动！”老板娘骂着， 举起手拼命地朝他打了起来。从此以后，童工们即使饿得身子发抖，再也不敢说个“饿”字。
童工们白天黑夜地干活，用双手创造了大量财富，都被资本家占为己有。童工没有工资，每月所得到的是刚够理一次发的“月规钱”。童工个个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而且，就童工们为本家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双手，也保不住要被资本家“吃” 去指头.......
是这样:虽然工厂发展了，扩大了，资本家发了大财；但是资本家的贪财欲望是无止境的。资本家为了赚更多的钱，对机器从不肯花钱修理，机器上也没有安全防护设备，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常常发生流血的工伤事故。
有个15岁的童工，叫王才寅，他的两个手指被机器轧断了，但是骨头还没有全部断下来。老板娘看见了，硬是逼着他用剪刀把骨头剪断。剪断后，用油布包扎一下，老板娘又当场逼着他用另一只好手干活，结果王才寅痛得昏倒在车间里。王才寅昏倒后，童工们把他抬到阁楼上，他不吃不喝，老板也不给他医治，过了一星期，在王才寅就要死的时候，老板对童工们说:“轧掉个手指不会死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时正好有辆垃圾车从门口走过，老板就逼着工人把王才寅摔进垃圾车，一面欺骗:“送他到医院去治疗。”结果王才寅在半路上就死掉了。
还有一个10岁的童工，叫缪福兴，手指被机器轧伤，老板娘拉他的耳朵，拖进佛堂间去说:
难道说，这是被机器轧掉的吗？不！这是被资本家吃掉的，是被万恶的旧社会吃掉的！解放前夕，这个厂里的150个工人当中，被机器轧掉的或被本家截去手指的人就有120多名，占80%以上。
1949年，上海解放了，这个厂的工人获得了新生。解放后，当时我党特别关心这个厂的童工。1951年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1952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初步把老板的凶焰压了下去。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解放前在这里得了肺病的30多个工人、童工，个个得到了治疗，有的还进了工人疗养院。全厂工人的工资也进行了合理调整，工人生活得到了提高。后来每台机器都安装上了安全防护设备，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人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这个厂的童工，解放后，在当时我们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他们大部分人响应当时我们党的号召，到外地参加建设，北京、天津、福建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留在厂里的，有的当了技术员，有的当了干部，有的还入了党，担任了厂长。当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他们常常看着自己的手，悲愤地说:“这是阶级的仇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