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曾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人类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上千名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军战俘，于此接受教育、改过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线时，已由战争分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1979年夏天，我们6人再次访问了延安，那是时隔34年的故地重游。对我来说，与其说是‘访问’，不如说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青年时代在那里接触到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如果不介绍出处，人们难以想象，这段饱含深情的讲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华日军士兵之口。抗战期间，被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军人香川孝志，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光。
宝塔山每天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半山腰背后，游人罕至处有几排窑洞。窑洞中，深藏着一段历史。
日本工农学校旧址。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曾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人类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上千名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军战俘，于此接受教育、改过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线时，已由战争分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在这个学校里，真理战胜了邪恶，进步战胜了落后，文明战胜了野蛮，一切蒙蔽、欺骗被戳穿、被抛弃，和平、友好的理论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担任过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的外交家赵安博，曾撰文这样回忆。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进行学习讨论。（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提供）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前线开展对日作战。随着战事推进，我军俘获的日本战俘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战俘并对其开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1940年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军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释放或移交给国民党外，战俘大多分散在八路军各部。他们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较深，反动顽固，需要有一个安定的改造环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学习的机会。”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霍静廉说。
事实上，宽待俘虏、将普通日本士兵同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思路。
早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1937年10月，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再次明确，“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条基本原则之一。他说：“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农学校应运而生。
1940年春，驻共产国际的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抵达延安。经他提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创办一所专门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
当时，关于学校的选址，曾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外景。（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提供）
“学校选址在宝塔山半山腰上的原‘东北地区干部学校’旧址内，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不宜为战俘居住。”宝塔山景区讲解员谢羽说，八路军总政治部斟酌再三，认为这里安静且空间较大，可以为学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考虑到战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泽东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然而，对这些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军人进行改造，又谈何容易！在押送战俘赶赴延安的路上，一场场考验就已经开始。
“绝食、谩骂、抵抗，甚至想杀害八路军战士，这些日本兵非常顽固。但在我们的真诚感化下，有些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在路上，八路军战士甚至会背着受伤的日本兵，这让他们很受感动。”霍静廉说。
在一部名为《幸运的人》的回忆著作中，曾任日军军医的佐藤猛夫谈及了他的逃跑计划——
被八路军俘获后，他经常在早晚散步时观察地形、伺机逃跑。直至有一次他突发高烧，失去知觉三天三夜，八路军医护人员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料，还给他带来稀有的酱菜。自此，他彻底被感动了，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又重新穿上白大褂，开始为伤病员治病。
1940年10月，晋西北等地首批日军战俘抵达延安，学校随即开始教学。中共中央从延安各界选派了一批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本战俘担任教员。当时，学校的设施为一间约20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纳1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6孔学员窑洞宿舍。冈野进曾回忆，“窑洞墙上涂着白粉，因此显得很明亮。”
日本工农学校旧址。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顽固的日本战俘被感化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冈野进此时已化名为林哲，担任学校校长，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担任副校长，学校校训为“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
次日的《解放日报》详细记录了这场典礼的盛况：15日下午6时，在八路军大礼堂，朱总司令、各界代表及学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主席台上悬挂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旗、日本工农学校校旗，以及毛主席为大会的题词“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说，希望不久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能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军”，来与中国的八路军携手，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随后，学校全体学员登台宣誓。典礼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演出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语话剧《前哨》。“至夜十二时，大会在欢洽的空气中宣布结束”。
长期研究日本工农学校办学史的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常改香说，这场开学典礼，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对日本士兵的真诚关怀，热烈温馨的场面打动人心。学员小林清在第二天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一年多来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的大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然而在此时，多数日本战俘还远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曾这样记载：“做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他们起初认为是莫大的耻辱。即令在学校多方面体贴、安慰下，他们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弃，十个中有九个企图逃跑或者跳崖自杀。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脸，随地大小便等，来表示消极的抵抗。”赵安博也曾写道，学校宣告成立时，学员极为怀疑，以为八路军要“赤化”他们，利用他们反对日本。
对于这些思想极其顽固的日军战俘，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开设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还根据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分为不同的学习小组。
开学第一年，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自然科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到了1942年，随着学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提高，教学内容也由浅入深，增加了联共（布）党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在政治理论教学中，学校特别注重学员对理论系统、深入的掌握。为此，1942年的‘时事与日本问题’课程安排了如共产党宣言、农业生产衰落及农村危机、资产阶级的壮大、工人为什么组织工会、日本法西斯的弱点之类的内容。”常改香说。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让许多学员的世界观开始改变。
1942年下半年，一些学员开始学习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学员前田光繁后来回忆道：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很深刻的学问，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过去我认为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对于社会结构我根本不懂，对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无从怀疑……经过反复学习，我觉得书中讲得有道理，开始积极参加有政工干部参加的讨论会。
日本工农学校还开设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以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改造战俘思想。当时，在学校最著名的“日军暴行座谈会”上，学员们揭露了日军轮奸妇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练刺刀、用瓦斯毒杀百姓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越讲越气愤，开始反思受到的毒害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者的邪恶本质。
与此同时，学校教员们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热忱细致的工作态度展示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魅力，也在无声中感化着日本战俘。
香川孝志在他后来所著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中回忆，中国教师王学文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清楚，重要的地方反复讲。他经常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来给我们上课。有一天下大雨，我们认为“王先生大概不会来了吧”。但他却卷着裤腿，渡过正在涨水的延河按时来讲课。“他的工作热情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工农学校部分学员在延安宝塔山的留影。前排左起：山田一郎、梅田照文（香川孝志）、和田真一（山室繁）；后排：森健（吉积清）、吉田研二、野村（日系二世）、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堺清。（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提供）
“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
对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战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打压报复，反而对之平等相待，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生活待遇甚至远超八路军战士。即便是在陕甘宁边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陷入极大困难之时，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农学校旧址，一张菜谱记录了1943年学校的伙食状况：从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猪肉或牛肉，主粮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给充足。
当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每人每月领取3元津贴，而八路军排级干部仅有2元。由于保障水平较高，有的学员在星期天还到街上去买两盅高粱酒喝。
宝塔山下、延河之滨，日军战俘得到了中国人民兄弟般的友爱。宝塔山景区讲解员秦莹说，日本工农学校没有高墙，没有荷枪的士兵看守，课后学员可以自由活动，同其他学校没有两样。
小林清曾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吐露心声：“学校和中国的同志们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在这一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士兵……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受束缚的感觉。”
除了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农学校还创办了图书馆、俱乐部，经常举办舞会、演出等文艺活动，学员们跳樱花舞、编演反战话剧、高唱革命歌曲，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学员回忆道：“我们平时的文体生活有打麻将、扑克和下围棋、军棋，有时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华报》曾报道，“当时宝塔山下的延河河滩较宽，是一个很好的棒球场地。”有时，中央首长散步，偶尔赶上学员们打棒球，也饶有兴趣地观看。
延安现存的大量资料图片定格了日军战俘当年的生活场景。学校旧址内一张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员和学员身着八路军军装，站在宝塔山下，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写满了重获新生的快乐。
正义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让这些受到军国主义蒙蔽的日本战俘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
学员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我的转变》的文章，他说：“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半年以后，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优待感化战俘的举措，甚至连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大为震惊。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后，认为中共对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写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会感受到一种舒适友好的氛围，他们身边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也曾写道：“我感觉这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生气蓬勃得很。”
1945年9月，日本工农学校部分师生合影。（资料照片）
化敌为友的学校创造了奇迹
随着时光的推移，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
常改香说，大生产运动开展后，按照政策，日本学员并无生产任务，但他们受到边区军民生产热潮的感染，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他们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木工组等，开荒种菜、自盖房屋、帮百姓锄草。1943年秋天，学员们收获了1万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组已做出纺车103辆。
许多人或许难以相信，中国共产党宽大的战俘政策，甚至给予他们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当选为参议员。
在竞选中，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演讲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随着改造的推进，一些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及日本在华反战组织，信仰战胜了血统，从战俘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毛泽东所预言的“国际纵队”成为现实。
谢羽说，学员们在前线发放传单、书写反战标语、制作慰问袋，到火线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俘政策。他们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阴暗的心，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弟兄们，归国去吧！”学员们还创作出大量反战歌曲，到前线向日军传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八路军为即将回国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9月18日，学员们离开延安。
至此，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学校。从1940年筹办到1941年5月正式开学，再到1945年停办，加上山东分校、晋西北分校、华中分校等在内，先后有上千名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说，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尽管学校就此停办，但它所教育培养出的日本学员中，有的回国后撰写回忆录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有的继续从事反战宣传，终身为推动中日友好而奋斗。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们从“皇军”成为反战斗士的经历，介绍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写成《幸运的人》一书，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主张中日友好奔走呼号。改革开放后，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访延安，为增进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学员中，小林清是唯一没有回国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还加入了中国国籍，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忆录《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宝贵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与世长辞，他的骨灰一半被带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事务局局长小林阳吉在《人民日报》撰文，深情回忆了父亲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日子。
文章中写道：“父亲曾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
二、更进一步的详实了解
八路军中还有个“秋山良照部队”，这是日军的传说，其实确有其事。
秋山良照是个机枪手，顽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八路军俘虏。但开始死不认罪，经“反战同盟”现身说法，慢慢地觉醒了，后来也加入了“反战同盟”。
抗日战争中，在延安、在太行山、在山东、在华中、在苏北，有一支神奇的日军“抗战部队”——日军反战同盟。
衫本义夫等3位日本青年创造了日本战俘参加八路军，组建日军反战同盟的奇迹。
图一 衫本义夫（原名前田光繁）后排右二等日籍八路军战士在延安宝塔山下合影。
衫本义夫参加八路军10个月后，他和日本青年又在中国创造了新的奇迹。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和衫本义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人越来越多。衫本义夫想，对日军的宣传要以日本人的组织为主，那效果就会更大，对俘虏的教育也是同样。于是，他和“日本八路”们商量建立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组织，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八路军敌工部的支持，他们决定给这个组织起名“觉醒联盟”，并制订了简单的纲领和章程。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他们在山西省辽县（如今的左权县）举行了“觉醒联盟”成立仪式，“日本八路”庄严宣告日本反战组织诞生了。它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成立后，朱德总司令专门到“觉醒联盟”表示祝贺。
此后不久，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觉醒联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到1942年已经拥有山东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太岳支部等5个支部。
图二 图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家冀支部成立大会，宫本哲治支部长领导全体盟员诵读宣言。沙飞摄
日军战俘森健在战后写了《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的回忆文章，描写了建立“反战同盟”的情景：
【“王震旅长指挥的八路军攻击了太原至同蒲线上的平社村车站，我当时被俘，成了八路军的俘虏。1938年末我来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3个月。日本俘虏的住处离敌工科办公室不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拉铁丝网。也许还把我当作国际友人对待吧。刚一进屋，看到4个40岁左右的日本人，穿着八路军的蓝色军服，盘着腿坐在炕上，正吸着自制的香烟。
“我和他们交谈了解到,4个俘虏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们是从大阪经过朝鲜被送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在离开日本的第一周就让八路军给俘获了。
“转眼我到八路军里已经两年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作为一个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进一步地理解了日本军部称之为‘圣战’的本质。我认识到应该把以前对准中国人民的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军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组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后，反战同盟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晋西北支部、胶东支部、滨海支部、渤海支部、鲁南支部等在华北其它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
在新四军中也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在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图四 日本共产党创建者之一野坂参三(林哲)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同志的指导下，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衫本义夫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1944年4月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此外，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成立了朝鲜反战组织。日本在20世纪初就吞并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他们把朝鲜作为兵员的补充地，强迫朝鲜人加入日军。因此，侵华日军中有大量的朝鲜人。
在华朝鲜人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
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总会长是武亭，副会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朝鲜人郑律成。朝鲜义勇队转入华北抗战后，隶属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1941年12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形势的需要，一致通过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选举金白渊、武亭、崔昌益、朴孝三等为同盟执委，朴孝三兼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支队长，李益星任副队长，金昌满任政治委员。他们召开朝鲜士兵大会，通过了《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内朝鲜人士兵要求书》，号召朝鲜士兵“绝不为日本天皇而死，要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打回祖国去！”
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中国的日本和朝鲜战俘为主体的反战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瓦解敌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特殊作用，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
一、编写日文宣传品。
图七 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解放画刊》
“反战同盟”成立3年多时间里，就编写宣传品100多种、印刷80余万份。“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先后编印出版了《士兵之友》、《阵地通信》、《曙》等宣传刊物，特别是日文杂志《觉醒》、《士兵之友》，很适合日军口味，非常受日军士兵欢迎。
这些宣传品对于日军官兵了解战争性质、战局真相和八路军的宽俘政策、帮助日军官兵从战争中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参与八路军、新四军组织发动的政治攻势。
战场喊话是我军瓦解敌军的重要手段，但八路军官兵不懂日语，所学的日语喊话口号数量有限，效果不明显。“反战同盟”成员参加战场喊话后，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他们熟悉日军情况，精通日语、习俗相同、对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又有切身感受，对日军的战场喊话发挥出八路军难以发挥的作用。
【“我们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慰问你们。过去我们也是日本军队的士兵，3年前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现在我们明白了，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阀、财阀，我们为他们打仗卖命太没意思了。日本在战争中是打不赢的，因为来中国杀人放火侵略人家，遭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太平洋战争注定要失败。在中国也打不了几天。战争中得利的是军阀、财阀，受苦、受难的都是你们和日本的劳苦大众，是我们的家人。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财阀！日本军队彻底失败之时，就是咱们返回日本和家人团聚之日……”】
这是“反战同盟”盟员加藤对吴城日军据点喊话的情景。据点的枪声停止了，日军士兵在静静地听着，后来据点中有人向八路军投诚。
【“我是反战同盟盟员，不要惊怕，我们在八路军内的生活很好。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你们要活着回去，你们的亲人最怕迎接你们的小白盒（骨灰盒）。你们不要给法西斯当炮灰了，你们战死在异国他乡，你们家中的妻子儿女多么伤心！你们家中困难，父母妻儿挨饿受冻，不少贫穷人家的妻女，为生活所迫沦为慰安妇，送到中国军妓院，XX的妻子当妓女你们知道吗？她已经自杀了！……”】
这是“反战同盟”盟员小林、藤泽等在用电话向日军做反战工作。
【“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为谁卖命？又是为谁效忠？圣战的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一位女子站在麦克风前，用流畅的日语向日军官兵进行反战宣传。她那动人心弦的话语，撞击着日军官兵的心灵，使许多日军官兵觉醒、忏悔，有的跳海自杀，有的喊着妻子的名字剖腹自尽，有的拒绝参战。
图十 绿川英子
她叫绿川英子，是日本少女，虽然也是“反战同盟”盟员，但却不是日军战俘。绿川英子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出生于日本，父亲是日本有名望的工程师。17岁那年，英子跨入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30年，因抨击社会的黑暗，被学校开除。但她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反战民主运动，并从事和传播世界语。
在反战运动中，英子结识了同学世界语的中国留学生刘仁，俩人在共同的奋斗中产生了爱情，1936年结婚，1937年英子随刘仁回到中国上海，共同从事中国的和平事业，用上海世界语编辑的身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不仅翻译了反战文章，寄回日本发表，呼吁日本人民反战，还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反战宣传。
英子的反战宣传搅乱了日本的军心，日本政府首脑恼羞成怒，经过特务调查得知流畅的日语广播员就是绿川英子，便在日本报纸诋毁她为“娇声卖国贼”。英子我行我素，日本当局又对英子父母进行恐吓，威逼他们引咎自杀以谢天皇，并要“千方百计杀了英子！”任凭日本当局用尽任何卑鄙手段，始终没有动摇英子的反战行动。
英子的反战行动不仅受到日本当局憎恨，也受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国民党当局多次捏造罪名要驱逐英子夫妇出境。但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后来在郭沫若任厅长的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国际宣传处从事对日广播宣传。1941年，在庆祝郭沫若回国4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同志拉着英子的手动情地说：
【“日本帝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子表示：
【“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的一半愿望，我还要留在中国，继续参加反蒋斗争。”】
1946年冬，英子与刘仁到东北继续从事我党的宣传工作。不幸的是1947年1月10日，英子做人流手术时引起感染，经多方抢救无效，病逝时，年仅35岁。同年，刘仁也不幸病逝。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日本女性。1973年中日两国复交后，中国应邀参加日本第60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叶籁士在大会上曾这样评价了英子：
【“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做出贡献的人，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中，献身两国亲善事业的就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甚至把自己的骨头都埋在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绿川英子外，再没有别人了。对于这样一位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整整十年之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自己青春的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如今，英子和刘仁长眠在中国东北的四丰山，一座汇集着中日两国民族风格的合冢墓屹立在青山绿柏之中，墓碑上镶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手书：“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合墓”。中国人民将永远祭奠这位抗日战争中的“樱花女杰”！
日本“反战同盟”还采取给原所在日军部队写信，在日军据点投放慰问品等手段，开展宣传工作，起到了瓦解日军斗志的效果。特别是写信，往往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一针见血：
【“某某：你的妹妹因生活所迫，被骗来中国当了军妓，你甘心让她任人凌辱吗？”
“某某：你那年老的父母，已是风烛残年，病魔缠身，他们盼望你回去呢？你怎能忍心离开他们死在异乡呢？”
“某某：你那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日日夜夜地想念你呢？盼望你早日回去和亲人团聚。”
“某某：日军的‘三光政策’使中国处处火光浓烟，断壁残墙，死尸遍地，妇女被强奸，儿童失父母，这样的‘王道乐土’，‘东亚共荣圈’你忍心目睹吗？”】
这样有的放矢的信件，得到了非常理想的瓦解日军效果。
三、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做好战俘工作。
“反战同盟”成立后，日军新战俘的教育争取工作大都由“反战同盟”负责。那些思想顽固、对八路军、新四军抵触情绪大的日军战俘，经过“反战同盟”盟员的艰苦工作，绝大多数得到了转变。松山一郎是在战场上走投无路准备举枪自杀时，被八路军俘虏的。被俘后他在地上耍赖，让八路军杀死他，当八路军一名战士背他时，他狠狠地咬了那个战士一口，挣脱后又躺在地上嗷嗷叫，让八路军打死他。他被几名八路军抬回驻地后，“反战同盟”的盟员田中、东忠多次教育开导他，当他了解到田中被俘前是日军少尉军官时，非常震惊。他看到八路军没有杀田中，而且田中还成了日本“八路”，开始相信八路军的宽俘政策，最后终于觉醒，他悔恨自己当初不该伤害救护自己的那位八路军战士。并加入了“反战同盟”，后来成长为一名反战勇士。
1944年初，日军飞行员山田敬马从济南基地起飞，因发动机故障，降落在潍县北部海边时，被民兵活捉，送到渤海军区后，非常顽固，抵触情绪很大，经“反战同盟”做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态度有所改变。这时，他的父亲、关东军的高级将领，托济南敌酋向八路军提出：愿以在押的八路军两名重要干部换回山田。当时，八路军设想换回坚贞不屈的渤海区公安局长李振和临淄县县长李铁峰。但当把这一交换条件告诉山田时，他却表示坚决不回去。交换出现了僵局，后来经“反战同盟”劝说，山田才勉强同意。山田回去后，拒绝再与八路军作战，又被派往马来西亚前线作战，最后战死在异国他乡。
1944年，八路军地方武装在博兴县的一次伏击战中，俘虏了50多岁的日军大尉官竹田，为了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决定释放官竹田，但他顾虑很多，担心回去被处决。后经“反战同盟”做工作，官竹田苦思冥想了几天，同意回去。临行时，八路军为他饯行，几杯酒喝过，他老泪纵横，一再表示感谢八路军不杀之恩和宽待政策。
四、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
“反战同盟”主要是承担瓦解日军工作，一般不让他们承担军事战斗任务。但一些特殊的军事任务也曾让他们给予协助。1944年10月，日军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配备了大量的军犬，这些军犬一嗅到我方人员的气味就狂叫不止，给八路军侦察员侦察日军的扫荡情况，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搞清日军用什么办法让军犬区别敌我的秘诀，“反战同盟”盟员宫本主动请战，冀东分区领导考虑到宫本曾在日本军犬训练队当过驯犬员，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宫本潜入日军军营进行侦察，终于搞清了日军的奥妙在于带不带白胡椒。从而，为八路军反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宫本在完成侦察任务撤离时，光荣负伤。
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这是日军的传说，其实确有其事。秋山良照是个机枪手，顽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八路军俘虏。但开始死不认罪，经“反战同盟”现身说法，慢慢地觉醒了，后来也加入了“反战同盟”。八路军对日作战，他经常请缨上战场，在日寇“4.29”铁壁合围时，他端着机枪奋勇冲击，从重围中杀了出来，使日寇闻风丧胆。刘伯承师长在太行《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
【“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秋山良照后来把太行日本“反战同盟”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负责人，配合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日寇胆颤心寒。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回到了日本国。回国后，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他重返中国，受到了他当年在八路军中的老领导宋任穷的亲切接见和盛情宽待。
日本“反战同盟”还教八路军如何使用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和歪把子机枪，使这些武器得以发挥作用。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胜，一对一就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反战同盟”的盟员就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刺杀，把“气、铡、体”一致起来，也就是喊杀声、刺杀方向、猛扑对手三者要一气呵成。为了增加臂力，盟员让八路军战士头顶烈日，练习枪举过头，一举就是上千次。
图二十一 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沙飞摄
盟员们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在比赛时，被刘伯承师长看见了，他认为这项运动可增进部队的体力和灵活性，命令在全军开展这一运动，请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当教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反战同盟”两次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独立同盟“也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发出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通电。
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还随同八路军、新四军进出敌战区进行接受工作。日军独立混成第5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进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和日军中的朝鲜战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今野博在同八路军武工队深入敌战区日照县付瞳一带活动时被捕，后遭日军杀害；
铃木宏在博兴县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时，与八路军敌工干部林殿卿一起被捕，同时遇难；
黑田在日军“九.二七”大扫荡中，和八路军并肩战斗，英勇牺牲；
藤勇在“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任支部长，1945年夏在配合新四军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坂谷义次郎在1944年9月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他拒绝利诱，不怕刑讯，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松田在解放高邮战斗中主动请求入城谈判劝降，不幸被日军杀害；
宫川在瓦解日军的战场宣传中，光荣献身；
坂本寅吉为新四军送过大量的情报和急缺的药品，他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日本投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华东野战军1纵3旅当炮兵教员，泰安战斗中他带领几名炮手，用两发炮弹打掉了敌碉堡。淮海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共有52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战同盟”34人，他们是：寺泽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铃木宏、松野觉、森增太郎、大野静夫、后藤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田钿恙、吉田武、福冈留、宫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实、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与津、富田、绀野、宫崎、田中实、吉圣次郎。
牺牲的朝鲜“独立同盟”盟员18人，他们是：孙一峰、王贤淳、韩清道、朴吉东、石正、陈光华、胡维伯、金学武、金巴伦、文明哲、韩乐山、崔指南、李镛寅、金永信、吴均、林平、韩震、金明华。
他们的英名永垂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本部分作者：陈辉，新华社原北京军区支社社长，高级记者，大校军衔，获新华社“十佳记者”荣誉。】
三、另一个秘闻
隐身在兰州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
2005年，在日本出现了一条令人惊讶的新闻。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日军号称“四大天王”的四名王牌飞行员之中，有一人活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居然是“死”在了中国兰州！
而且当他去世时，只是个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这名日本王牌飞行员就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大尉山下七郎。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是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和梁添成，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四大天王，为南乡茂章，加藤建夫，山下七郎和潮田良平。
四大天王 折戟苏州太仓
山下七郎，1907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福冈，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第57期，曾因技术优秀担任试飞员，中日战争爆发后担任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大尉分队长，驾驶126号九六式舰载战斗机。
1937年9月26日，山下七郎在苏州附近空战中被中国空军飞行员罗英德击伤，最后迫降于太仓双凤的一片坟地里，被当地民众生擒。
山下七郎驾驶的“九六式”126号飞机也被收缴。
审讯时山下七郎供认，他是日本九州福冈县久留米市梅满町人，1937年9月9日，从日本大村机场起飞，经韩国济州岛着陆加油，当天飞抵上海公大机场，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9月19日起，担任掩护轰炸南京的任务，没想到9月26日就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
随着战局的变化，山下七郎与其他日军战俘，从南京再到武汉，几经转移，最后被押解到四川成都战俘营关押。
根据日方记载，山下七郎在1937年9月26日，于掩护轰炸机队攻击南京途中失踪。
1937年9月以后已经不再出现在战斗序列之中，却直到1944年才被从飞行员名单中除去，计入阵亡人员。
而且，这位大尉并没有如一般日军军官，在战死后得到特进一级的待遇。
一首赠诗 引出生死悬案
鸿飞偶遇战句容，嘉定城边恨未东;
紫金山畔承君让，也曾金锁释飞熊。
军部狂言原幻影，田中奏折尽成空;
八年苦难应强记，南海乡间葬巨龙。
——《送山下君之兰州》
这首诗，是抗战胜利后，一名叫罗英德的中国飞行员赠给一名日本飞行员的。
这名日本飞行员，就是日本海军航空兵里号称“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
山下七郎在1937年9月26日被中国空军飞行员罗英德击落之后，并没有当场阵亡，而是被中国方面俘虏，并自此一去不归。
一份回忆录揭开了山下七郎魂归兰州的真相，这份回忆录的作者是击落山下七郎的抗日空军名将罗英德。
罗英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述了他从击落山下七郎到与其成为莫逆之交的经过。
1937年9月，击落山下七郎的第二天，罗英德怀着好奇的心情去拘押地看望他，并且从人道的立场和同行的角度拿出自己的津贴让军医为山下七郎疗伤。
1938年初，罗英德在武汉参加后撤行动的时候，在后撤的人群中发现了山下七郎。罗英德很高兴地帮山下七郎和其他日俘解决了住所问题，并为他们提供了一批飞行皮衣，还曾经邀请山下七郎一起去洗澡、吃饭。
罗英德注意到此时山下七郎已经有意为中国方面工作。罗英德将山下七郎介绍给了空军通信科科长夏伧一，并促成他和另一名日本飞行员进入中国空军监察大队，为中国空军服务：主要的任务，是协助破译日军密码。此后，山下很认真地投入了工作，而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秋，罗英德与山下七郎在四川成都再次相见。山下七郎见到罗英德时非常高兴，向他介绍自己在中国已经重新成婚，有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一个孩子，另一个也要在明年出生。
以后，两人又有多次相见。
罗英德回忆到：山下七郎无论国语还是四川话，都比自己讲得好。
两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48年， 这时罗英德正在西安，奉命调去驻英国大使馆任武官。山下七郎找来后，罗英德问他，为什么不回日本去？
他说他绝对不能回去，因为他不回去，家人还可以领撫恤金过活，他如果回去，家人就沒有饭吃了。而且在这里，他又有太太和三个孩子，他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留下來。
罗英德问山下七郎生活如何？他表示，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失业了，因为他的工作对象已经消失，虽然航空委员会依然发月薪，但是他个人总自感惭愧。
所以，他决定去太太的老家兰州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教的是数学、理化和英文，孩子们也可以免费上学。这次到西安是要转道去兰州的，特別停下来看看罗英德。
隐身兰州 巨龙见首不见尾
2003年，一名日本记者,爆出了让人难以相信的消息-在战争结束之时，被中日官方公布已经“死亡”了两次的山下七郎还活着，他并没有死在战争之中，而是此后又生存了五十年之久。
日本记者在抗日战争结束五十年后，1999在中国西部遥远的兰州找到了山下七郎。这名昔日的日本王牌飞行员，此时的身份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
除了昔日的回忆，从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当年“四大天王”的影子。
在得知山下七郎的生死之谜后，萨苏2005年曾与日本著名作家、《陆军下士官兵物语》的作者斋藤邦雄在日本相约到兰州对这位隐身兰州的昔日王牌飞行员进行一次访问。
可惜的是，准备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出发前往兰州之际，斋藤先生了解到，山下七郎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兰州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并埋葬在他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地上。
本部分作者作为兰州本土历史文化工作者，一直关注并查找山下七郎在兰州的蛛丝马迹。2000年前后，不断有外地学者到兰州，通过作者了解兰州解放前后女子中学或者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情况，目的就是寻找作为教师的山下七郎的踪迹。
作者曾前往兰州市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收效甚微。
之后，又通过熟悉兰州时代变迁的相关知情人，寻找兰州中等学校教师中有日本背景的或者有空军飞行员经历的人和事，仍旧一无所获。
也许，山下七郎和他的妻儿只想在兰州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不愿意再被尘世所打扰。
续：飞虎研究学会文章
山下七郎是抗战时期日本海军航空队四大天王飞行员之一，于1937年9月21日掩护轰炸南京行动时，遭中国王牌飞行员罗英德击落于太仓获救，幸免一死后，经罗策反，伪装遭击毙，实则投入我破译日军密码行列，贡献良多，个中传闻甚多。
一旦被冠上「天王」的称号，人们对于这些飞行员的精神崇拜和重视就又高了一个层级。近日一”
朱力扬所著《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一书中收录〈罗英德将军回忆录〉，讲述罗将军与日本战俘山下七郎之间的往来因缘。
王牌飞行员杀敌忙1934年至1937年，可说是中国空军孕育的黄金时期。
空军积极建军备战，在各地整建140余处飞行场，绝大多数相当简陋；也尽一切可能向欧美购买飞机，然而多是较落后的机型。
航校的教官、毕业生，也成队地赴欧美学习；同时更派遣了80余名机械人员到意大利、美国学习航空机械。
在这备战时期，空军作战能力几乎从无到有，虽然达到的规模，也只能有限度地和日军抗衡，但开战后，却也成功地吓阻了日军一段时间。
开战前，中国面临「有钱买不到」好武器的窘境，同时要建立一个能打仗的空军，除了要有充实的财力、完整的国防体系，实在还有太多太多设备与物资需要建构与添置。
其中飞行人员训练、修护后勤系统的建立，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中国空军就是在这种匆匆建军、准备不足情况下，和有备而来的日本全面开战了。
1937年8月14日，青涩的中国空军与日本空战队正面交锋，打了一场激烈的「空中肉搏战」──军备不足、训练不久的中国飞行员，不但没有被猖狂的日本空军吓跑，反而同仇敌忾、以不要命的精神打近战、拚刺刀，甚至是连人带机冲撞上去，创造了两天击落日机33架，自己则不伤一兵一卒的胜绩，谱写了中国空战史上胜利的首页。
8月15日、16日两日，又连胜日军；3天内，共击落日本空军41架各式飞机，而空战中中国空军遭击落的数目仅为1架，这巨大的对比使中国空军及全国军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前线捷报不断传来，地面情报军官及报社记者也忙着到处验证成果。
若是将1937年8月中下旬的中国报纸一字排开，几乎全幅都是有关空军的消息，报社记者像吃了兴奋剂，只想着如何以最快速度编辑空军新闻，付梓印刷，让全国军民共同庆祝这胜利的果实。
辉煌、或者说是被刻意放大的战果如同庆典，延续了整个8月。
实际上，随着华北与东北沦陷、上海沦为战区，国民党政府的重心更应该要纵观全局，尽快制定好战略计划，而不是沉浸在空军战果的喜悦中。
此时此刻，中国太需要振奋人心的消息，只要从气势上压制日军，都会被放大检视，庆祝一番，作为精神安慰。因而在陆军失利情况下，更希望从空军上扳回一城。
英雄的诞生是时势所趋。
当时，几乎全国军民都在关注这些英雄飞行员的一举一动，关注他们的战果，著名的中国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丹桂、乐以琴等，便是因为他们的战绩彪炳，且飞行技术高超，又刚好同为第四大队飞行员──在当时，「第四大队」就像是个必胜符号，信仰之则安之。
其实，不仅限于中国，日本也有所谓的「王牌飞行员」。他们分别是三轮宽少佐、山下七郎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和南乡茂章大尉，是日军通过多次评比选出的4名最优秀的飞行员，号称「四大天王」。
一旦被冠上「天王」的称号，人们对于这些飞行员的精神崇拜和重视就又高了一个层级。
在他们心中，天王飞行员必定能化险为夷，以寡击众，扭转局势，这也大大激励了飞行员们。以寡击众振奋人心正是因为飞行员人数较陆军或海军少了许多，又乘着战斗机在空中盘旋如鹰，单人单机的飞行员很容易就受到了全国关注。
只因空中之战是陆海空三军当中战力差异最小，最能够扳回一城的。
在领空战场，飞机数量有限，飞行员人数有限，比拚的不再是武器或军火的数量，而是飞行员的飞行技巧与攻击判断，这样的感觉如同一对一单挑，或是小团队作战，当然也令军民感觉是较为公平的了。
报刊对于空军辉煌战果一定以最好的篇幅抢先报导，只因在抗战艰恶时期，在空战上的胜利就像定心丸，大大的鼓舞了全中国军民同胞，甚至是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
尤其是在抗战初期，欧美列强尚未理解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性与必然性，他们更关心的是欧亚大陆上法西斯势力的危害，因而忽略了中国作为亚洲战场对于欧美国家的求援讯息。
幸而，以寡击众的空战首捷，让驻上海的外电记者们立刻可将报导拍至欧美，大大的震撼了世界一把。
当中国国军被迫放弃上海，他们的首重任务，就是要保卫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此时，空军的状况不太好。英雄符号、金字招牌「第四大队」相继换了3任队长，到最后严重短缺飞行员，已经没有大队长的人选了！
因此空军编制开始改组，罗英德此时奉命调到第五大队第24中队接任副队长，原先的第三大队第7中队因人数过少干脆散编，罗将余下两人带到24中队，至于第三大队地勤与机械人员，则被收编在罗之下。
此时，仅剩的飞行员正在执行防卫首都南京任务。随着日军在上海赶建临时飞机场，以及新式96战斗机加入战斗，中国空军作战越发吃力，时常被数架日机围剿，飞机数量与飞行员数量不断减少。
至此，中国飞机完全无法补充，废一架少一架，已经无能力再大举空袭任务，只能够靠着夜间单机或双机轮流执行作战任务。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他们住在南京中山陵图书馆中，每天早晨由大卡车运到10公里外的大校场。因为飞行员牺牲数量多又缺乏替补，余下的飞行员需要日夜轮流值勤。
据罗英德回忆：他们当时日夜轮勤，最高纪录曾一天起降13次，回到宿舍后沾枕就睡，已经没有多余力气思考，明天是否还活在世上。
9月21日这一天，晨起，用过早餐，全队于6点30分在操场集合，罗英德安排警戒人力。这一日天气报告云上碧空、云下乱云甚多，属于不太好飞的天气。
9时40分，监视哨报告附近有可疑敌机，于是罗便带着徐葆昀、邹赓续两个小组出发探查。当日气候不佳，罗英德决定将方向兵分三路，罗自己则往句容方向飞。
到了10时左右，因为日晒关系，开始有阳光照下来，罗英德紧紧盯着紫金山，突然，一道亮光闪入眼前。
他瞬间判断这可能是飞机的反光板或是玻璃，果不其然，一架日本96式战斗机正在飞行。罗立刻追击上去，朝着飞机机尾发射一串子弹，这辆96式飞机立刻逃开，最终被打中油箱，不得已在嘉定一处农田迫降了！
此处有陈诚下辖的部队，很快就来支持，俘虏这个神秘飞行员。
后来，罗英德回到南京后，他们已经打了长途电话来，说这个日俘活下来了，刚刚醒了一下，只不过处于昏迷状态。
因为前线这里没有人可以说日语，所以要请空军派人来运走。罗英德同意了，并上报此事，将击落飞机的战功也上报，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了。
如果看1937年9月27日的上海《中央日报》，还可以见到「太仓坠落敌机，金衢亦被轰炸」的新闻。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通信科长夏沧一，和罗英德的老师张超西到访，张超西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发动机学，学养深厚，后来转来研究密码。他们希望找到人，从打下的日军侦察机和轰炸机中，破译日军密码，因此，罗英德便带着他们去了日俘收容所。
或许，山下七郎此前已经考虑过，会被征召协助中国的可能性了，而罗英德对他释出的善意，和他内心对日军的矛盾之情，使他考虑接受这个恩人的要求。
只是，他有3点条件：第一，绝对不能将他被俘的事情纪录下来，要求假装他已经被击毙死亡了。第二，让他拥有绝对的自由。第三，在他死亡以前，不要公开这件事。这几个条件并不严苛，刚好罗英德就是当事者，他可以改写自己的飞行日记，让山下七郎遁死以获得自由。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早期的历史研究，在提到山下七郎这位四大天王之一时，说他最后因为逃跑而被击毙的原因，其实是伪装的，他活了下来，并且为中国的密码破译事业贡献许多。
隐姓埋名破译密码山下七郎和难民里的女子结了婚，在张超西手下，做密码破译工作，生了一个儿子，第二个就要出生，在成都探望罗英德时，他们像是亲密朋友谈着天，若非知道详情，谁会猜出这两人原先属于敌对阵营，且都是空军的王牌呢？
后来，因为战事，罗英德没有机会与山下联络，只从旁人口中得到他一点消息，据夏沧一说，那两个日本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1年12月3日，监察大队发现日本海军舰队与统帅部之间的联系状况有异，因此通报了美国情报单位，就在几天后，珍珠港事变爆发了。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山下七郎他们破译的，现在仍扑朔迷离。
对这件事稍有研究的，都将功劳归在一个叫池步州的密码破译人员上。
实际上，有一些文章已经反驳了池步州的谣传，因为之前许多信息已经破译出来！
所以，山下在此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份珍贵史料，是少见完整的审问纪录，因为战争大部分档案都毁损佚失，以史料为历史证言，就更加难得。
抗战胜利后，1948年山下七郎与罗英德见了最后一次面，山下最后没有回到日本，因为他已经算是死亡人口了，在日本的家人领着抚恤金过日子，所以他不能回去。
山下说，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基本上算是失业了，所以打算去兰州找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而且夏沧一在兰州开办了一间密码研究所，也希望他去工作。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碰面了，在那之后，两岸分隔，通讯不易，曾有一次请托友人查询山下七郎下落，电报里说他已经病死狱中。
罗英德知道，山下很谨慎，很多消息似真似假，倒不如相忘于江湖。
罗英德在文章当中，讲到审问山下七郎的过程，不过并不是写得很清楚。
湾湾国史馆有一份〈择要报告〉，竟是审问山下七郎的纪录。这份报告是手写稿，应该是在审问之后作的笔记。
不过，这份史料中所提的地点显示为昆山，日期是在1937年9月30日，审问者是张孤山。
这位审问口供的张孤山，是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额外编制人员，职称为秘书，阶级同上校。张孤山曾赴日求学，翻译过《日本陆海空军之国防观》、《日本的假想敌劳动赤军》等书、以及日本讨论中国的报刊文章，提供给陈诚。
以他优异的日语能力与对日本军情的了解，由他审问山下七郎再适合不过。
山下七郎的口供透露出许多信息，包括对于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战力和机型分析、舰队所在之位置、目前的组织架构、日军制造飞机的能力等，若是有不可信之处，审问者还会特别注明「此言多不可信」，不过仅在文中3、4处写着。
另外，审问者也询问了山下的信息。
台北国史馆中收录有《陈诚先生淞沪抗战电文档案》，在数字档案数据库可调阅全文。
山下七郎为福冈县人，在佐佐山寻常小学、明善中学毕业后，进霞浦海军兵学校，卒业后，编入霞浦航空部队，练习11个月的飞行法（时26岁，升至中尉），嗣编入馆山海军航空部队，在该处服务1年半，调至凤翔航空母舰服务2年，升上大尉，旋调至大村航空部队，到现在还不到9个月，飞行生活已有4年半多，现年30岁。
此外，关于山下的个人信念，他说「赞成5．15文件；反对2．26文件。」（系指1932、1936年日本两起失败的军事政变），同时「认近卫是理想的总理大臣」，认为「谓日本海陆两军之间有隔膜（隔阂）」、「中国人对他很客气」、「与在日本时想象之中国人不同」等，同时，他也表示，希望早日回家，以后不当兵，说妻子必以为山下七郎已经死了，如此一来，妻子亦必自杀。
当审问者问及「日本海军之假想敌是谁？」山下据答「美国吧！」而问及「中日战争结局谁胜？」答「不知」。
这份珍贵史料，是少见完整的审问纪录，因为战争大部分档案都毁损佚失，以史料为历史证言，就更加难得。
这份审问山下七郎口供，据说曾在上海宝山区淞沪抗战纪念馆展出。
事实上，有记者一度试图寻找山下七郎坠机的地点。
记录在一篇〈日寇天王飞行员覆灭记〉文章。他们根据《申报》记录，一路追逐线索，认为坠机地点是在太仓，不过《太仓县志》编写者没听说过这件事。
记者又找到88岁的季位东，当时他非常年幼，印象中确有飞机坠落在太仓毛家市，只是没有亲见。
记者就透过采访太仓的老人，寻找线索。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位编写过《新毛镇志》的老人王祖森，曾在当天听到外面一声巨响，听说有架日本飞机坠落在此处。
于是他们又到了坠机现场网船坟一探究竟，网船坟是河边一块坟地，属于双凤区项脊乡。一行人到的时候，正好有位老先生钱友洲在旁边劳作，他一听来意，激动地表示他亲眼见到飞机坠落。
历史不停只会遗忘书至此，不免神游其中。历史并不是死物，只要生命有传承，时间会流逝，历史就不会停止他的脚步，但是，历史不停，却会被遗忘。
这段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和刻意地隐藏，已经模糊不清了。若没有罗英德将军的文章，恐怕也只剩下广而谣传的山下七郎因作间谍工作，而被枪毙的一段吧？
这正是我们应当关注抗战史的原因。历史，或者说记忆，并不是永远存在脑海中，供人凭吊的，当一段记忆不再被提及，当一段历史沉潜于江湖，后人会渐渐遗忘，先祖前辈们为了国家之存亡，如何抛头颅、洒热血，贡献生命，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国，只是，这一段历史，随着时间过去，随着众人陌生，渐渐被遗忘，似沉入海底，乏人津问。
有朝一日，也许可以再见到罗英德的后人、山下七郎大尉在兰州的后人，以及审问者张孤山的后人共聚一堂，那么，这分情谊、这段动人的历史继续延续下去，让罗英德、山下七郎等人在浩瀚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一个灰暗而模糊的影子，而是活生生，曾经风云，曾经的真实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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