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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无映射现实政治）
“无罪之人内疚自责，有罪之人心安理得。”
笔者写下这个标题，并不是要否认苏联对社会主义探索做出的功劳；相反，笔者承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也承认无数苏联红军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
然而，真实的历史从不是三言两语的结论性句子就能概括的，它是错综复杂的，是有血有肉的。只给历史下一个教科书式的结论而不去实事求是地研究其细节，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就比如，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基本没有提到过爱沙尼亚这个小国，以及它在二战中的经历，乃至宏大战争之下小人物那充满抗争与无奈的命运。
今天我们就从电影《我们的1944》来看看细微之处的历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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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简单概括一下电影情节。
1944年，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上 势如破竹。在东欧小国爱沙尼亚境内，已兵临首都塔林。作为第一个主角的卡尔·塔米克是爱沙尼亚的一名普通青年士兵，他跟随着所在的德国党卫军阻击苏军的进攻——当时的爱沙尼亚已经沦为了苏联和纳粹德国博弈的棋盘，爱沙尼亚人民只能夹在二者之间生存。从战斗到撤离的过程中，塔米克见证了战友的逝去乃至于战争的残酷，最终在撤离途中的一场战斗中被一名苏军的爱沙尼亚士兵击杀。
剧情至此，主角转换成了杀害塔米克的那名士兵尤里·约吉。他在杀死塔米克后发现对方是自己的老乡。伴随着愧疚的情绪，尤里带着塔米克写给妹妹的信随苏军进入了塔林。在塔林他找到了卡尔·塔米克的妹妹，并亲自将信交给了她。在尤里随军驻扎塔林的时间里，他与塔米克妹妹产生了恋情。然而在之后的行军途中，尤里所在的队伍遇到了几名被迫加入德军的爱沙尼亚少年，上级官克雷穆尔命令他让手下人将他们枪毙。尤里不愿意杀害这几个孩子，因此抗拒了长官的命令，结果被克雷穆尔当场枪杀。尤里的战友义愤填膺，最终这名长官也死在了他们中的一名狙击手的枪下。
电影的结尾，那名狙击手带着尤里写给恋人即塔米克妹妹的信登门造访，就像尤里第一次与她相见时那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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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近乎轴对称的结构——前半段以塔米克为主角展示德军视角，后半段以尤里为主角展示苏军视角。而两位主人公的经历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塔米克在其所在部队取得一场胜利后，代表纳粹德国的领导来“慰问”，在这支由爱沙尼亚人组成的部队前鼓吹着元首的信任与德意志帝国的荣光，说“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就是雅利安人的一份子”，并赠与了他们人手一份的希特勒照片。
而在尤里那边，作为上级长官的克雷穆尔也是重要人物。手下军官向他汇报他们没法去追逐对面德军的所有爱沙尼亚小伙子，他说：“他们不是小伙子，是法西斯。”在命令尤里枪毙被德军抓入队伍的孩子时，他说：“投靠敌人的苏维埃公民都应该被枪毙。”
这两位官僚形象，分别代表了“法西斯”与“苏维埃”——二者看似对立，本质上都是宏大叙事。两位官僚都“PUA”他们的下属，去为了一个宏大的事物而去杀害他人、牺牲自我。宏大叙事本身并没错，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需要这种叙事来团结民众；但是，脱离了个体叙事的宏大叙事只会带来灾难，二者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也是电影延伸出来的一个启示。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国政治理论家，“平庸之恶”理论的提出者
而主人公卡尔·塔米克和尤里·约吉，他们原本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塔米克冒着生命危险从飞机的扫射下救下一个平民小女孩，尤里宁愿违抗命令也不愿杀害孩子。可是在战争的巨大机器下，这种善良终究是脆弱的，个体被迫卷入了你死我活的杀戮之中，甚至从前的同胞也变成了枪口下的敌人，兄弟阋墙。
影片中尤里为自己杀害了塔米克感到愧疚，他的战友安慰说：
“杀他的不是你，是战争。”
这就是战争的伦理学——真正有罪的，是发动战争的政客。诚然，那些烧杀掳掠的士兵也是恶的，但这是一种“平庸之恶”——面对宏大体制给予他们的命令，他们不加思考地就予以执行，接受了符号系统的规训，最终酿成了大屠杀这样的悲剧。而那些被迫上战场杀敌的人，又有什么罪呢？他们原本也是善良的普通人，可是在战争的阴霾下却被异化成了杀人凶手。
电影中，被救下的小女孩拿着她的洋娃娃对塔米克说：“这是我的凯蒂。”塔米克则笑着对她说自己的妹妹也有一个这样的洋娃娃。
这小小的、弱不禁风的洋娃娃，却正是人类社会的正义所在。只有当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再是为了虚伪的宏大事物，而是为了个体的美好不再被践踏、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时，人类才能迎来公平、正义、和平。
战争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供奉的是那有着不同名称的道貌岸然的神像，祭品是无数个洋娃娃。
电影中的一个德军爱沙尼亚士兵与战友聊天时，将自己远在家乡的妻子称为他自己的“元首”；撤退的德军士兵们看见流亡的难民中一名农妇让自己的丈夫丢掉车上多余的货物来腾出位置给孩子们，一名士兵说道：
“这才是真正的元首。”
生命中真正值得我们去为之效忠为之牺牲的，正是是这些朴素的美好情感。
（电影中的一首歌谣）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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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爱沙尼亚人自己拍摄的电影，其剧情当然也会有失偏颇，甚至是用春秋笔法不能完全把他当成真实的历史看。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看看真实的历史。
翻开爱沙尼亚的历史，映入眼帘的多是小国的无奈。爱沙尼亚是位于欧洲东北角的一个小国，由于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共同位于波罗的海东岸，因此被统称为“波罗的海三国”。从12世纪丹麦十字军征服这片土地以来，其先后被波兰、普鲁士等国占领。从1710年开始，这里成为了沙俄的统治范围。
进入了19世纪，随着俄国国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爱沙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愈演愈烈。然而由于力量弱小，直到1918年，刚刚成立的苏维埃俄国政权为了保卫革命果实，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放弃了俄国在东欧的势力，爱沙尼亚才正式在趁机于同年11月28日宣布独立——尽管这种独立实际上也是受德国控制的。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事情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苏联在尝试与英、法联手予以遏制却无果之后，反手与德国暂时联手，于1939年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爱沙尼亚被划分到了苏联势力范围下。彼时的苏联在斯大林的执政下，大国沙文主义大行其道。爱沙尼亚的命运也可想而知。次年苏联出兵占领爱沙尼亚全境，强制成立新政府，并宣布对其拥有主权。
或许有人会说，苏联代表着共产主义，而当时的爱沙尼亚本是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苏联占领爱沙尼亚对后者的人民群众来说应当是一场解放。事实上在苏联占领前，当时波罗的海三国的共产主义者确实也持有这种观点。但是，苏联真的有对爱沙尼亚做到解放者、革命者的职责吗？
我们从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来看看。
政治上，苏联一方面确实建立了苏维埃的选举制度，让劳动群众代表加入执委会；但同时，在1941年一年的时间里，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人被打上了“反苏分子”的标签并被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
文化上，苏联采取了强制灌输意识形态的政策，抵制原先在群众中影响深远、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比如，与宗教相关的很多事物都遭到了破坏，修道院被查封，教士被捕入狱。
在苏联的高压政策下，当地民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甚至一度将纳粹德国视作解放者。同时民众也自发成立了名为“森林兄弟”的游击队，与苏军作战。
笔者当然也坚定地反对实行种族屠杀的纳粹——事实上正如电影里的那名军官所表现的那样，纳粹德国一直有着吞并当地的野心，在控制波罗的海三国后，德国便解散了当地政府，建立了新的行政区划。
但是，共产主义难道不应该支持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吗？强制粗暴地消灭一切不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事物和人，而不去关注当地人民的思想状态与真正的所需，并非共产主义的理念。
（内容参考安会敏《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三国民族问题研究》及部分网络资料）
查阅文献写这篇文章时，看到有人说：“人类历史从来不怜悯弱者。”而我想说：人类历史就应当怜悯弱者。只有从弱者出发，从为了女孩能幸福地抱着自己的洋娃娃而不是王侯将相的冠冕堂皇出发，未来人类的历史书才不会是鲜血淋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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