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挺直脊梁 实现“三不”
向东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简称“三不”，是反腐战线一个目标口号，也是人民群众希望看到的良好社会境界。党中央把它作为战略决策，明智举措，民心所向。
反腐败，就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但是，在现实社会还存在阶级的情况下，又经过十八大前相当长一段时期事实上的故意纵马入深池，要让政坛、社会短时期内回到风清气正，真正做到“三不”，极不容易。然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面前，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人说，如果开国领袖能够多活十年，这个问题可能得到解决。这仅仅是一个主观愿望，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以发展的眼光、用唯物辩证法去面对。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三不”目标早晚一定能够实现。
一 四十年腐败现实
腐败，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也是阶级社会永远不可能彻底根治的顽症。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哪个统治集团，哪个政党，哪个社会团体，真正解决了自身和社会腐化堕落而免于倾覆的难题。即使用尽了诸如“请君入瓮”和“剥皮揎草”的酷刑，最终也未能遏止住官员贪污、朝政腐败、进入更迭周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能否免俗，中华儿女尚需努力。
贪污腐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基本特征，根源于最初人类社会形成时，不慎选择了私有制，加上伴随始终的等级制、自利天性和剥削阶级法权，财产私有与权力相结合，长成这个祸害人类自己成千上万年的毒瘤。
先贤们总结经验，已经认识到朝代兴衰更替被历史周期律裹挟，因此不断向社会革命者提出呼吁和警告。
为什么历次改朝换代，基本都是从官员贪腐开始，社会跟着腐化衰败，然后引起被剥削受压迫者反抗、起义推翻旧的统治者，紧接着夺取政权的新贵，重蹈前者腐败亡国的覆辙，周而复始呢？其中腐败就是导致更替的导火索，主导社会运行的私有制，结合人们的自利天性，争名逐利、放纵贪念，正是形成周期律旋涡的原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的头二十八年，政府清廉指数全世界名列前茅，1976年之后恰巧相反。以伟人逝世为转折点，座标曲线犹如高耸的山峰，世上最廉政府仅维持了不到三十年，然后，曲线一路陡峭下滑，出现财富两极化分配，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贪官塌方式落马，国资大量流失等各种网传信息骇人听闻，党政领导声望滑坡惨不忍睹。大概数据表明，中国不到2%的人占有全国80%以上的财富。当然这是财富不均状况，不能完全反映腐败程度。不过，在同一国家政权下，从全民“平均主义”，转瞬达到贫富悬殊如此严重，除了体制转换，腐败当居首功。四十年来腐官落网总数可以直接证明中国腐败现状。如此严重的腐败，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临界点。
殷鉴不远：
明朝末年官员贪得无厌，腐败是其败亡的第一原因，清军不过是摧枯拉朽，顺势而为——官员腐败导致明亡；
李自成进京，大肆抢掠、荒淫无度，一夜之间颠倒了起义时的誓言，以致大顺王朝42天覆灭，功败垂成，胜利果实轻易落入清军之手——创起义者快速腐亡记录；
太平天国兴亡倏忽，同样是反别人腐败起家，成功后自己更加腐败，十四年而亡——造反成功腐败即亡的缩影；
清王朝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最终被辛亥革命推翻，更是机缘巧合，实乃满族入关进京的一次轮回。其真正败亡的原因，是上自慈禧、李鸿章，下至各级官僚贪得无厌、满朝文武彻底腐败所致——朝廷腐败亡国；
蒋家王朝卅八年，贪渎时多辉煌少。竭泽而渔金圆券，逃台不忘刮地扫。——党国腐败流亡；
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始于反剥削压迫，革命成功后，官员背叛无产阶级，腐败变修走资——亡党亡国；
┅┄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血的教训，历历在目。
可以得出结论：腐败是周期律运转的动力，改朝换代的主因。
记忆犹新的是，共和国开国领袖，用了一种独特的革命方式，以化解党内腐化变质危机，防止复辟、破解周期律。结果，遭到李自成、刘宗明们的集体反抗，使十年革命功败垂成，受半个世纪诟病。
在臭骂文革的同时，骂者自己大面积腐败继发，当年革命功勋的子孙后代们、党的高级干部们，涉污比率高得令人发指，一个个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了，甚至因此转移财产，走上叛党叛国之路。少数人满足了私欲，共和国却带病在邪路上走出很远很远，真正到了崩溃雷区，有了国破家亡的危机。
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贪污腐败现象爆发，尤其是各级干部，上自帝子阁老，下至品外村官，已被老百姓指成“无官不贪”。这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有关统计部门透露的审计数据证实，四十年来落马的干部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时段干部额定总数。换句话说：四十年党政干部，瞬间沦亡了一遍，的确令人震惊。
劳动人民为了保家卫国，不惜身家性命。贪官却完全相反，他们为谋出路而参加革命，为发达混迹官场，为致富贪污腐败，为攫私利而卖国，最终难逃法网。这就是一切腐败分子走过的轨迹，也是贪官的处世逻辑。
经济腐败，贪财暴富，往往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历史上的贪官与卖国密不可分。秦灭六国，重金收买敌国高官是重要手段；徽钦被虏，岳飞枉死，秦桧使夷坑主，难辞其咎；清末赔款割地，李鸿章签约卖国，罪魁祸首。
无独有偶，丙辰“下不为例”事变后，僭越出访，借机投诚，恬姿御君，与敌国元首签订密约，出卖本国改革开放、生产经营主权，形同自愿被奴化殖民，己未访美已成铁证。得到敌方支持后回国，立即显露真相。动手改制家国体制；用“康华”做样板，另起炉灶，破坏党政组织正常运营机制，教唆党政军干部跳槽，预备更替迭代；用双轨制破坏计划经济；拆散城乡人民公社，以承包制代替社会主义全民、集体所有制工农业生产方式；以个人发家致富代替共同富裕，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搜刮大量民脂民膏存入外国银行实现财富转移，为更迭换代筹备资金等等，等等。
这是当年扭转方向、改道易路、制定弃善从恶政策的实施过程，也是造成四十年来腐败狂潮席卷中华的深层次原因。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人们亲眼目睹当年，有人作主让党的一部分干部，带着政府公行的市场双轨制下海；公然买卖物资统配批文；公然将国企让管理层囫囵收购······目的是让一部分干部快速先腐起来，然后先腐带后腐，大腐带小腐，甚至直接让党政干部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把党、政、企业私分给高干子女，与蒋帮四大家族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用枪杆子逼出来的私有化之风，刮穿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底线，殃及华夏大地进入全面腐败模式。由此各种化公为私、拆分公产、拆社分田等等层出不穷，带动了腐败之风一发不可收拾。特别奇葩的是：让军队直接经商，带枪走私，武装对抗军警；科技人员、政府官员留职经商；邓氏家族兄弟姊妹，直接分头到全国各地，向盈利企业直接勒索等等，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式腐败。直到国家被带上悬崖绝路，只待跌入万丈深渊，这才触人猛醒。原来党内极个别领导人，是做好了解散聚义、拆伙分赃的预案。
党中央面对腐败实况，号召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贪方针，多好的清廉治国！可悲的是，多年来满堂官员的历届代表大会，却有99%的代表竟然连年否决了公布官员财产的大好提案，正好注解了腐败程度。这岂不是对“为人民服务”、党中央高调反腐的极大讽刺吗？说一句大不敬的话：这样的代表大会本身，是不是应该首先被否决了呢？
正是：千年腐败臭未散，而今加厉惨人寰。但使刘（青山）张（子善）教训在，不教贪渎撼江山。
如今，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现任党中央特别是领导人，指望着收拾腐化官场，从头越。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不断高压反腐、倒查，有效扼止腐败势头。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强调“三不”决策一体化推进，下决心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有望让社会主义清纯健康向前发展。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民群众撸袖以待。
二 社会主义时期反腐斗争是常态
私有制和腐败是一切剥削阶级的特征，换言之，凡有腐败存在，必与私有制相关。整个社会主义过程，是消灭私有制、反腐败的过程，在私有制被消灭、社会主义时期完结之前，腐败现象会继续存在，就像人们现实生活中经受的一样，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将成社会常态。不腐败是相对的，腐败却是绝对的。因为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殖民制、帝国制、黑社会等一切私有制剥削密切关联。一日不消灭私有制，腐败将存在一日，社会主义过程中私有制与腐败逐渐减少，人的觉悟逐渐提高，这个过程未曾完结，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到来。
消灭寄生剥削的私有制及其腐败，是社会主义的天然任务。可是，剥削阶级及其制度却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它们消亡之前，一定有个垂死挣扎的过程，正与社会主义过程相重合。因此社会主义过程就呈现出腐败与反腐败、剥削与反剥削、劳动阶级反资本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一对对矛盾与斗争将伴随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样定义社会主义阶段与过去的说法有些不同，敬请大家讨论。
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与社会上一样，存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同阶级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作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劳动阶级要求彻底反腐，并且将腐败连同剥削与阶级一起消灭，在实现共产主义前夕，社会呈现无产阶级专政状态，直到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社会的到来；而资产阶级反腐，只反危害资本统治的腐败，并且还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巩固其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因此，反腐败斗争显得更加复杂与艰巨。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将伴随整个社会主义过程。
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腐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共产党人和反腐主体人民群众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根本原理基础上，针对腐败与反腐斗争瓶颈，本文以下章节从做人准则、制度漏洞两个方面作些探讨。敬请大家批评、关注，参加讨论，供执政者参考。
1坚持正确的做人准则
历史经验证明，酷刑并不能扼止住人的贪欲，株连也不能阻断腐败的蔓延。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纵观历史，酷刑反腐从来未能获得满意效果。然而，是不是人类面对自身腐败就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及其最亲密战友周朱等等，已经以身作则、亲自垂范，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出了榜样。
伟人说过这样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君不见“满门忠烈”与“满屋黄金”两种格局对比，胜于一切雄辩，孰正孰邪，一目了然。正是中国经过最近百年沧桑，在实践检验面前，最终有了鉴别。怎样做人，做什么人？准则就在其中。
做人需要有准则、有底线、要有精神。做官，做党的干部，更需要准则，更需要以身作则。毛主席以身作则，一生克己奉公、克勤克俭为全党干部作出了榜样。他以白求恩为典型，要求共产党员树立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中国共产党以张思德为典范，确立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我们党经过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了如刘胡兰、白求恩、张思德、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许许多多模范榜样，有了做一个合格党员、干部的准则。“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经过七十多年的检验，已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鲜明标志。为不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是不是好人的试金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绝不会干贪污腐败的无耻勾当。
可事实出乎人们意料，一些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干部，把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做人准则，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统统丢到马里亚纳海沟去了。一面站在珠穆朗玛峰上，狠毒诬批伟人“错误”，另一面让自家富可敌国，腐败溃烂得不成样子。从去国家食堂吃饭，人人付钱付粮票，他就是不付的小事，到拿数百吨国库黄金，以个人名义存入外国银行，变相私吞的大事。证明了他们“敢腐”、“能腐”、“想腐”，是三腐干部的典型。其所作所为，暴露出中国第一大贪加汉奸卖国贼本相，是令人十分厌恶的人类狗屎堆。
“敢腐”、“能腐”、“想腐”与“为人民服务”，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和行为准则。一心想发财暴富者，他们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威权掩护下，四十多年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检验出自己的贪欲和自利，走上了自己先富、暴富的腐败不归路。
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政策向着先富者倾斜，大多数人就得为少数先富者让路，为先富者服务，作出牺牲。社会主义制度下，把人民群众应有的公平利益，不公平地让给少数人，共产党的公平公正就此被践踏，社会主义共富被丢到了犄角旮旯。获得先富机会的一小部分人，恰恰是一些有权有势的勋爵权贵及其子孙亲眷们、胆大包天者、党政企业管理者和一些有靠山的不法分子。这些人得到先富许可证，从侵吞公有财产、盗挖矿山、国库和贪污国家建设资金、批贷回扣、接受贿赂入手，进入全方位腐败。他们手中权势就是敢腐、能腐、想腐的本钱，劳动人民成了他们“先富”的工具。这样一来，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多数贫穷贱民为少数权势贵人服务。少数权贵可以巧取豪夺、专横跋扈、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而被欺骗、剥削的人民群众，却告状无门或进了黑监狱，只能走在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永远贫穷的路上。
做人坚持原则，党员坚持宗旨。如果每个党员和人民群众都能自觉遵守做人准则，切切实实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用“人民至上”勉励自己，人民群众一定会热烈响应，坚决拥护、勇敢跟进，实现“三不”就有了党和群众的共同基础，“敢腐、能腐、想腐”的人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2社会主义时期造成腐败的制度、决策漏洞
一个国家政权，只为少数人、小集团利益制定政策、确立制度，因个人意志而随意更改行之有效的既定国法，为不可告人目的改变党的政治路线，这就偏离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轨道。沿着这个趋势，发展到“废除贪官死刑”提案，被一次性通过；而一个利国利民符合宪法原则的“公开官员财产”提案，却屡提屡黜。两个提案，代表人民群众与官僚群体对立的利益和政治诉求，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大会议上正面碰撞，符合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意愿一败涂地，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义政治轨道的意志宣泄！而劳动人民的意志衰弱到极点。这种状况，是不是当年四千人大会诉求的延续？！请问现今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
在资产阶级代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政治经济外交路线和各种政策制度，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是非常危险的，起码会存在致命漏洞。而这些漏洞一定是某些人的故意安排；一定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地位在共产党内巩固与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化；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有利于官僚买办黑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榨与欺辱；有利于贪污腐败合法化。因此，四十多年来形成的与人民民主专政相悖逆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畅通无阻，即使是最高领导集体有意改变难堪局面，既成的疾患一时也很难纠正。
四十年前一位非第一国家领导人，得到美国派专人预测获准、应邀出访美国，僭越与美方签订密约，擅自出卖国家利益。回国后不久，亲自修改宪法，把共和国宪法中惩办汉奸卖国贼的条款删除了，为自己肮脏的卖国罪行杜绝了后患，也为汉奸卖国大开绿灯，并且延伸到大量滋生进口、国产间谍。随即用“先富论”、“猫论”打破“均富” 论——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溃退总漏洞！
三十年前的一位国级领导人，一言九鼎，导致前后共有8千万工人下岗，其中约有一半产业工人流失，社会主义栋梁就此被砍倒，几乎放干了社会主义的血液，国营企业一蹶不振——社会主义政治屏障被拆毁；
二十年前的一位国级领导人，竟然以总理身份公开说要将“灰色收入合法化”。什么是灰色收入？说白了，就是非白色、见不得光、有猫腻的收入，甚至是肮脏的收入。这些收入，除了盗与贼，只有当官的、有权的、敢于违法的人才能获得。为什么要使灰色的亦即不合法的收入合法化呢？答案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门外已有许许多多改开造成的非法收入等着合法化，需要开闸放水，社会主义没有为灰色收入放水的闸门，只好制造制度决策漏洞，明知故犯，配合腐败。虽然最终未成条文，但领导人的意向已然昭告天下，尽人皆知。此风一张，果然后患无穷，贪污分子弹官相庆蜂拥而至，腐败之风比前更甚，大部分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子女，相继成为百亿千亿的灰色资本家——腐败进入合法化快车道；
就在近十年当中，又有国级领导人，利用大会讲话，说出了“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惊人之语。这是公然突破道德底线、诱导人们放弃道德约束、为谋私利而寻找法律与制度漏洞，准备对中华民族竭泽而渔——脱掉道德外衣，为腐败赤膊上阵。（文后还有补叙）
十八大前，连续数届领导人的品性、思路、行为如出一辙，之后还有延续。他们确实是能臣干将，代代相传。但他们谋求和维护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做出了明显伤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社会主义决策制度的勾当。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占据部分主导权后，兴风作浪大肆腐败的佐证！
“让一部分人先富”、农民分田失去集体家园、大批工人政策性下岗、“灰色收入合法化”、“法无禁止即可为”等有脉承的决策，反映出合法腐败在党政高层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一届届权臣宰辅，把错误的信息密码通过执政平台传递给社会，教唆人民群众为发财致富不顾道义，为获取私利伤天害理。公然企图使腐败制度和政策漏洞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使公共资财流失合法化，这与共产党领导风马牛不相及。卑贱者请明察！
即使如西方资产阶级政权，也要保守国家利益、不允许卖国、也要给工人农民一条出路、灰色收入亦属违法、治国理政也按资产阶级标准讲究道德，何况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近四十年当中，中国究竟有多少制度和政策突破了底线，被腐败分子撕开了裂口、钻了空子？一定要倒查，追溯源头。
国有灾殃必有妖，一切社会乱象都根源于制定国策与制度的乱臣贼子。只有对“先富论”、“猫论”能深刻领会、并忠实执行的人，才会有害党害国害民的歹毒主意和举措，才会打击工人农民，才会灰色当白色、非法变合法，才会缺德治国。进一步追问，出这种下三滥主意、导致腐败不断升级的国之宰辅，是怎样升任到国家要位？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党和人民的正常选择。那么是谁推荐？谁任用的？推荐任用与腐败之间有何关联？做了什么交易？
三 社会主义是人类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过程
马克思主义诞生，使人类预见到最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前的革命斗争阶段，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预备阶段，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很长的、革命的、脱胎换骨改造过程。
社会主义阶段,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已经尝试,虽然失败者众，但它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依然旺盛不衰，所以，它还在世界各地继续发酵。惨遭失败的俄罗斯人民和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前景依然信心百倍。这一点，可以从美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恐惧面容看出来。
就中国国内而言，实践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虽然与之前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斗争有了很大不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也已同处于同一个政党、同一个社会体制内。但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依然异常激烈，而且更加复杂。在一国一党之内呈现两个阶级共同或交替执政的状态，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也呈现胶着与斗争，公有与私有两种体制的斗争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剥削与反剥削斗争也有了新的特点、内容与形式。因为共产党内有了内奸、有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严重影响，
共产党宣言“两个决裂”，只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二十八年进行了初步尝试，资产阶级尤其是党内走资派，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时时刻刻在对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着反攻倒算。五星红旗，一旗成籖，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既团结又斗争、互相改造的名副其实的标识。无产阶级只能继续存在、继续磨砺、继续斗争、继续革命。此时此刻，才真正理解了伟人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了一条似曾相识之路，对此人们曾感到迷茫。过去毛主席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明明白白把私有制改革成公有制、老板当家作主改成工农兵当家作主、按资分配改成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而现在到处都弥漫着私有制，人的心思全用在了发财致富，发了财就能做主人，就能按资分配。把解放前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全搬了回来，无论社会关系还是生产关系，都与解放前差不多。有鉴于此，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农兵学应该对此有个清醒认识，对过去七十多年实践，作个基本估计和判断，摒弃牢骚和埋怨，重新确定方向，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以利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前进。
七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是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两个决裂，并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的过程，也是逐步消灭阶级的过程。因此，除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外，应该赋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确切的、社会学意义的定义和称谓。也可以继续叫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为什么叫过渡时期或过渡阶段呢？
1949—56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商业改造后，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形态，客观上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形态。客观事实反而让人认识到资产阶级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共产党内安营扎寨，或由民主革命者蜕变而成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年文革时期的形势，仅仅是无产阶级暂时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且很快被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颠覆了。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很快恢复到1956年前，短暂的不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亦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虽然经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科技、国防、工农业建设显著进步。但决定社会性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政治经济结构方面的社会形态，回到了解放初期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状态，仅仅是具体的人物作了替换，原来的资产阶级由共产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干部代替，党外的资产阶级也通过入党进入党内，变成人民代表。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四十多年，虽然共产党名义上维持了领导地位，但党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甚至还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决定权。1949年以前蒋介石统治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重新出现在中华大地。政权色彩呈现红绿交替现象，社会状态也跟着阴晴不定。
因此，这种社会状态，应该客观地继续沿用解放初“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称谓，或用“社会主义过程时期”来描述和界定，也可以直接叫社会主义阶段。而且估计这个阶段，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因此，把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时期，简称为“过渡时期”或“过程时期”是比较恰当的。或许红色工农兵阶级与绿色资产阶级在党内、政权体系内的斗争与权力交错，也会反映到社会上，或许这正是社会主义过渡期应有的特征。
第二，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必经之路，是一个痛苦过程,可谓人类的凤凰涅槃。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过程，既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剥削阶级的过程，更是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人类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脱胎换骨，把人类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统统去除干净。
可是，对这个痛苦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并接受的。无论那个阶级的人，都有接受或拒绝改造的权利。所以，过渡时期中在如何改造社会、改造人的思想意识等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是难以避免的，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斗争，以至于采取革命、流血手段。
在过去一百多年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国人民的七十多年，人类初次品尝了社会主义的酸甜苦辣，不同阶级感受幸福苦痛也各不相同。有人针对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阶段前置了一个“初级阶段”，并冠名为“初级阶段”理论，他并未论及初级阶段的任务，目的是什么，更未设想它的高级阶段是个啥样。只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个含混不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稀里糊涂成了创新理论。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未尝不可。但是，加上“先富论”，“猫论”，就有了明确的资产阶级色彩。与社会主义的“两个决裂”形成鲜明对照。其后人进一步明确：“首先，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言下之意，要让今后几百年社会进程，限制在有阶级、有等级、有剥削和压迫的“初级阶段”，这就把社会主义方向搞模糊了；不仅不按照共产党宣言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去消除阶级差别、贫富悬殊，反而谋划“一部分人先富”、鼓励不择手段“抓到老鼠”、“拉开差距”，巩固和加强私有制社会基础；私下勾结帝国主义，谋划在中国恢复殖民经济和奴化政策；阴谋策划无产阶级政党改名换姓、改弦易辙、改换门庭；为贪污腐败、敛财致富，接续贵族法权美梦······这是明确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实在在发展资本主义。
有人说这样的“初级阶段”是修正主义，不如说它照搬蒋帮统治模式，从社会主义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完全是臭不可闻的剥削阶级破烂。对这个变味的“初级阶段”，人们必须有深刻的、清醒的认识，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在“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搞成了何种局面呢？看看中国目前财富布局和干部生态实际情况。有人粗略地估计近四十年来，仅反腐被抓贪官：贪污百万元以上官员不下百万人；贪污几万、几十万的更是不计其数，简直如割不完的韭菜；贪污几千万上亿的不在少数；贪污几亿几十亿也司空见惯；贪污几百上千亿的时有曝光；破万亿记录的贪官已经见榜。如果加上未曝光的腐败分子，再与瓜分国有资产、私占股份的五百多万各级官员（14亿的0.4%）合并计算，与当年蒋军800万相比，只多不少。把他们贪污包括转移出国的赃款总数，与瓜分到手的国资总额相加，该是个多么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蒋帮逃台时窃走的财富与之相比，不啻小巫见大巫。中国当前除中小民营外，官僚买办资产包括私人大资本总数，估计已经超过全国浮产的80%。这与土地革命前中国的财富布局有什么差异吗？不过是换了一批掌握财富的人而已。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初级阶段”是个什么货色？！完全是与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东西。作为领导全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输掉了大部分资产，还帮资产阶级数钱！
这是出现在近四十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两个阶级斗争中，资本主义怎样逐步占据上风的大致状况，也许正是走资派希望看到的初步结果吧！
腐败与反腐败，是正反双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较量，既是新旧体制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亦是阶级较量。只要私有制及其观念尚未完全铲除，资产阶级就有存在空间，到处都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和藏身之处，包括上层建筑政权内部，腐败就有寄生体。反腐败斗争就是这个时期中，正方工农商学兵劳动人民的政治任务。
四十年来，上层建筑中官员贪财腐败，反映到社会上，熏陶毒害人民群众，使得社会状态同样非常严峻，医、食、住、行、文、教、娱、乐、军、政、商、贾，无不充斥腐化气息，黄赌毒黑、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盗人体器官、草菅人命到处泛滥，汉奸卖国、间谍横行等等，应属于正反双方斗争尤酣的表现。依法治国和严刑反腐依然是治理腐败必不可少的手段。
有人提出加大反腐惩处力度，放宽极刑标准和量刑尺度。在腐败泛滥的时候，极刑完全必要，特别是贪污所得，属于人民财富，必须一分不少悉数追回。然而，历史经验却证明，严刑反腐如凌迟、诛九族等等，是消极办法，并不能根除腐败，反而使腐败分子生出许多对策，变反腐斗争为政权更迭危机。
阶级社会中，人的贪念无止境，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能让生意人冒杀头的风险，何况现时贪污成本极低。人类尚在私有制阴影下挣扎，潜意识里受着“人为财死”占有欲的控制，贪欲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人是扼止不住腐败的，靠处死腐败分子获得反腐效果，是人类内心深处软弱、胆怯的表现。成功改造才是大智慧。
反腐败在厉行依法治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按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从精神层面入手，从儿童抓起。进行大规模有效的群众性教育运动，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属于剥削阶级一切法权和旧文化、旧思想意识，提高人的觉悟。软硬两手，双管齐下才能奏效。
这是共产党遵照两个决裂化生出来并且曾经尝试有效的办法。社会主义的反腐败，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而是为了改造。应把教育改造作为重点，与社会主义全面改造相结合，把腐败分子改造成正常人，把腐败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这才是共产党人反腐的目的。
人类受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浸润和地主资产阶级法权毒害太久了，旧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盘踞在人的头脑，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过程，才有重新做人的可能。
腐败是旧时代的痼疾，与旧社会一切旧事物，特别是富贵勋爵人上人，即法权思想意识紧密相连。可见反腐败，除了从严肃规矩、加强法纪入手外，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用社会主义新三观，重塑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树立正确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代替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意识、旧观念、旧规矩、旧标准、旧纲常、旧习俗、旧生活方式等等，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并使之深入人心，才能收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
要认认真真地借鉴党的历史，虚心地学习前人留下的经验，发扬光大，举一反三。
从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几经斗争和选择，恰恰是毛泽东主席秉承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抓住了人的思想改造这个牛鼻子，早在井冈山上吃缺盐南瓜汤进行革命斗争时，就有了“士兵委员会”、“官兵一致”等民主集中的办法，延安时期便启动了文化领域的思想改造。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嘹亮雄壮的曲调，伴随反腐脚步，从井冈山唱起，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唱到陕北、唱到天安门，把一个腐败透顶的蒋家王朝替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廉洁清明的新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埋下了民主反腐的种子，留有使党政官吏“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伏笔——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彻底反腐。
中华民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为消灭剥削阶级连同它的遗产——私有制和贪污腐化，创造了条件。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历史，不难看出，除了革故鼎新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整治党的作风，特别是干部作风，其中反官僚腐败就是一项核心内容。可是，由于党内右翼和走资派反抗、干扰，一次次无功而返，最后被逼到革命的路上。这些都是现存八十岁以上老人的亲身经历。一场文化革命，令大大小小走资派——党内腐败分子魂飞魄散。确实有不少意志薄弱者选择了自杀，在他们看来，彻底的思想改造比死更艰难。有人觉得自己参加革命，是用生命换取大好前程，指望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发家致富、乐享威福。不曾想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黄粱美梦，所以，他们从工商业改造过程，看清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走的路，便选择了对社会主义拼死抵抗。
走资派的反抗曾一度得逞——充分利用伟人的离世，使用违法手段对稚嫩的社会主义左翼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疯狂的反攻倒算。毛后四十多年社会实践，使人看清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曲折；让人们进一步懂得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两个阶级、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矛盾的敌我性质；见识到了剥削阶级及旧制度怎样卷土重来；令年轻人领略了剥削阶级手段的恐怖和灭绝人性；亲眼目睹了两个阶级、不同路线之间斗争的你死我活。因此理解了为什么一些人那样痛恨文化革命，而另一些人执着于文革精神至死不渝。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一场让腐败分子最害怕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运动，是自我革命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它首先让包括无产阶级自身在内的所有人，产生一种“不敢腐”的效果。不由想起令人兴奋的岁月，一种精神升华的感觉，左右着人们的行动。平时那些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特别是向往西方世界生活方式、手脚不干净的官员权威，简直是吓破了胆，他们的感觉与民众正好相反，似乎灵魂出窍、精神崩溃，非常害怕。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还在咬牙切齿。
那个十年当中，虽然激烈的政治斗争从未停止，贪污腐败现象却被基本杜绝。那些还在盘算着走资的当权派，除了走走后门、吃个不肯付费的便餐，算得上贪污腐败的事，再也没有人敢干了。那一段历史充分显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行两个决裂时的巨大威力，连全国最高级别会议喝茶也必须自掏腰包。这时的社会主义，是工农兵代表共产党占了上风，却深深地得罪了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那批人。
人们不会忘记毛后那个著名的四千人大会，会上疯狂反毛、反十年文革，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一场真正的革命过后，总是会有反复，有时反弹还非常激烈，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最终革命者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做代价，文革也不例外。可惜的是，反文革的人及其子孙们，在他们似乎得逞之后，不仅没有吸取教训，也未能为自己争口气。反而在后来的三四十年中变本加厉，如文革预料的那样，他们大部分成了腐败分子、汉奸卖国贼，终于坐实了走资名分，相当一部分人因大贪特贪而已经进入或有待进入监狱。这不是本文主题，只是为了说明走资派腐败分子并不怕坐牢、杀头、株连等等，他们最怕的是毛泽东文化革命思想。因为它是继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触及人的灵魂更深。是一场更彻底地改造人类灵魂的伟大工程，志在彻底斩断剥削阶级老根，与旧制度旧意识彻底决裂的伟大变革。
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一切旧社会、旧制度、旧意识、全部剥削阶级法权进行斗争的继续。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从官场腐败层面开始，荡涤过去革命斗争过程残存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扫除结郁人民心中的块垒，驱散社会主义道路上遮眼数十年的阴霾。这一场自我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巨大胜利！
补叙
无论“德智体”还是“德智体美劳”，“德育”总是摆在教育方针的第一位。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治国离不开德，有德才能服人。中国人讲究礼义廉耻，每个字都以德为基础，德为先导，缺德者难以为人，何以治国？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任何法权都已消灭，为人之道德却依然存在，不过已经升华为人的自觉行为。
就在反文革的人兴高采烈地在先腐路上狂奔时，有国级领导出来为改开中官员腐败、社会糜烂推波助澜，开脱罪孽。面对全国不惭大言：“法无禁止皆可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大跌眼镜。这是明目张胆否定民族文化中的道德传统，否认社会主义道德、良知、廉耻、礼仪在治国理政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基石作用。
老一代的剥削阶级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不料新一代权贵富豪，竟然连装门面的仁义道德也不要了，直接宣扬只要不被法律抓住，不管什么缺德事、伤天害理的事、不要脸的事都可以做，男盗女娼又何妨。这分明是李自成进了京城嘛！把“法无禁止即可为”及其行为，与墙上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比，真让人笑掉大牙，要多讽刺有多讽刺、要多虚伪有多虚伪！？
法制有很大局限性，依法治国需要其他功能配合，才能完成社会治理任务。就像人的五官，各有所司，相互配合，彼此补充。治国大事，岂可缺德。
中华民族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义廉耻、道德治国，有悠久历史，道德良知是中华民族数千年长存不绝的重要维系。这些优良传统与依法治国没有冲突，反而互为倚重。新中国成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风尚使社会面貌一新。雷锋式的道德英模层出不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风气逐渐形成，枫桥经验曾经是时代骄傲。这与传统礼义廉耻道德良知紧密相连。可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政策倾斜，引起遍地假冒伪劣、处处坑蒙拐骗的环境下，再进一步提倡司法未及的行为，不管伤天害理、缺德损良，都可以干。这不是给世风日下的社会治理雪上加霜吗？！简直是无道执政！缺德治国！严刑峻法尚且扼止不住违法犯罪，还要废除道德约束、取消廉耻堤防，这不是故意放水助澜腐败、破坏党国根基吗？在如此治国理念影响下，各个领域出现千万个马户又鸟许家印、柳传志等等，在社会上横冲直闯、烂施祸害，就不足为怪了。
“法无禁止皆可为”，廉耻百姓万般哀。德缺世乱广施法，魔常道消末日来。
人是要有点廉耻的，否则就会如行尸走肉。教唆人去信仰金银财宝、发财致富，那就搞错了做人的方向，会把人带到贪念爆炸的歧途。当官的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就要天下大乱了，劳动人民就会去走革命前辈们走过的造反道路。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把人带上了克己奉公之路，毛主席亲自垂范，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平等待人，不谋私利，不留遗产······信仰慢慢升华成公平正义的信念，与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新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就逐步地建立起来了。人有了一个无私的公共的精神面貌，谁还会保留那个肮脏无比的贪念呢？
无限放大法权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建树无私道德意识才是人类进步方向。
2024年12月2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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