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为西路军幸存人员的回归，付出了大量努力。
援西军援助西路军的任务解除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办法营救西路军幸存的将士。
西路军失败后的当月26日，毛泽东得悉马步青部有西路军被俘将士后，即电正在西安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顾祝同谈判的叶剑英：“被马步青俘虏之红军官兵要求顾祝同电马悉数解来平凉，经西峰镇到镇原交我方收容”[1]。
4月3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又联名致电叶剑英，要他向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提出抗议，督促马步芳归还被俘的西路军将士：
剑英同志：
甲、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中特别是四方面军中极大的愤慨，认为彼方有急难时，我方不食旧仇全力协助了彼方，而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此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
乙、现集凉州之俘虏六千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
丙、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
丁、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
以上各项即交涉见复。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
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2]
而就在李先念等率左支队转向安西前进途中的4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得悉一批西路军被俘人员将被押往兰州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叶剑英：“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平凉接受[3]”。
4月底，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辗转奔波一个多月后，终于在镇原境内遇到了红四军参谋长耿飚等外出侦察人员。4月30日，徐向前被护送到援西军司令部所在的镇原县城，与刘伯承等老战友喜极相拥。徐向前连道“我对不起党”，刘伯承安慰他说，“不要难过，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4]
当日，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个消息：“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5]”，同时还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于次日（5月1日）回复援西军司令部并向徐向前转致问候：“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6]。
在援西军司令部休息了半个月时间后，徐向前又来到云阳与周恩来、彭德怀等相会。
随后，他又随周恩来去西安治疗牙疾，直到6月18日随周恩来飞返延安。
回到延安后，徐向前向毛泽东汇报了西路军的情况。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此前，在得悉徐向前已脱险回归后，毛泽东又继续打探陈昌浩的下落。6月5日，他还专电叶剑英：“要求顾祝同介绍张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7]”。
其实这个时候陈昌浩也已脱险回了老家，后又来到武汉。
抗战爆发后的8月间，陈昌浩也辗转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失败后，究竟被俘失散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被敌人杀害了呢？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1年12月编辑出版了《悲壮的征程》一书，该书中《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一文（刘世杰执笔）称：“西路军失败后，有9000余名红军将士被俘而陷落虎口，有2000余人流落民间，境遇极其艰险[8]”，而据中共青海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办会室撰写的“初步查证”，被解往青海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押解途中被害约300人，在西宁及零星遇难约1600人，拨归军营及地方约3400人，从西宁送兰州的约1000人，共计6300人左右”[9]。
在甘肃被杀害的西路军将士的数量也在四位数以上：
在张掖，马步芳一○○师三○○旅韩起功部伙同当地反动民团，在东教场、王母宫、牛王宫、下摊子、十里行官、北城墙下、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多次残杀和活埋我被俘红军。据张掖地委五人小组1958年社会肃反时统计。仅张掖一县就残害被俘红军2093人，其中活埋的1633人，枪杀刀砍的380人，用火烧死的53人，扒心、挑喉、割舌、断颈残害致死的27人。
经查证，韩起功随从副官马兆祥曾两次指挥部下活埋被俘红军139人。张掖民团团副韩绍华亲自参与活埋红军370人。民团团长罗兴章亲自带领民团清乡数次，先后将俘获的180余名红军全部交韩起功活埋。
据幸存者回忆，在康隆寺俘获的部分西路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韩起功以“解往青海”为名，在一天深夜全部活埋在南门外的义园广场。
当地农民李成文回忆，东关外的飞机场有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尺的大坑。193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深夜，全城戒严，韩起功部下押着装有被俘红军的一辆辆大车，向飞机场方向驰来。第二天拂晓，他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两个大坑被尸体填得满满的。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浑身血淋淋地从死人坑里爬出，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又被拉去埋掉了。
据马步芳的军官马三顺、赵述讲，在张掖所有战俘中的老弱病残及重伤员，奉马步芳的命令，悉数残杀，掩埋在张掖东城外飞机场。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10]
截至1938年底，被俘和失散浪流落于民间的11000余名西路军将士，除了被敌人杀害的以外（据各种资料不完全统计，当在4000人以上），有4000余人以上在党的营救下，先后回到了延安。其中比较重要的批次情况是这样的（不完全统计）：
1937年5月～1938年8月，经过党中央全力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和失散人员返回延安的主要有以下几批：
⒈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将兰州拱星墩“感化总队”关押的1300余被俘红军(其中军官队130多人)，押送西安、郑州等地去补充部队。行至于定西四十里铺时，党支部决定组织逃跑。在援西军的策应下，乘黑夜大雨，大部分跑回镇原援西军招待所或红一军团所在地及云阳红军总部。未跑出来的300余人，被押送到西安后，也经红军联络处营救，回到云阳红军总部。
⒉1937年5月，马步青骑五师将被俘在武威修公路的红军近2000名（其中有十几名女的)）押解武汉做苦力，到兰州后交西北军转押，路途跑出一些。7月初，行至西安时有1200余人，上火车后，适逢大雨，前方铁路被冲坏，等了一天一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西安红军联络处派王立人同志到站慰问，并且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使这一批同志全部回到云阳红军总部。
⒊1937年7月，马步青的骑五师将24名被俘红军干部欲送往汉口“感化院”，到西安后关在皇城。西安红军联络处得悉后，经多次交涉，于8月回到延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朱德在西安接见了他们，朱德看到他们衣着破烂，形容憔悴而流了泪。
⒋1937年8月，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政训处长李晓钟，将被俘在西宁的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秘密带出青海，经兰州、平凉，押往南京。途经平凉时，张琴秋等人在街上遇到援西军一战士，便递给这位战士一张条子，说明他(她)们将被押往西安或南京，请中央设法营救。中央得悉后，即派人到西安寻找，后了解到张琴秋等人已押解到南京关在反省院。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严正交涉，要求释放政治犯，还同叶剑英等到反省院探望。过了几天，张、吴、陶回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回到延安。
⒌1937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令武威交送1000名壮丁。马步青和武威专员兼保安司令袁耀庭商定，将由被俘红军编成的骑五师第三“补充团”(时在永登修乌鞘岭到红城子的公路)900多人和关在武威的被俘红军300多人，计1200多人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这些人被押解到兰州后，谢觉哉向贺耀祖交涉，提出移交八路军，同时电告西安设法营救。10月下旬，到西安后，西安八办伍云甫去住地看望，经与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交涉，回到延安。
⒍1937年4月，骑五师将武威关押的被俘红军500人左右，送交兰州九十七师，分散编入五七七、五七八、五八二各团新兵队和七七〇团新兵营。9月，经兰州八办交涉，救回一些干部。后又二次被编入八个老兵连。10月，开往郑州补充陈诚第十五军。途经平凉、彬县、永寿时，有一些人零星逃回镇原、庆阳等地八路军部队。
⒎1938年8月，马步青童子军营的红军小战士500多人和张掖韩起功“补充营”的被俘红军400多人，共900余人，交兰州九十七师后，经“兰八办”多次交涉，部分被营救回来。其余补充了第八战区的国民党部队。
⒏西路军失散后，许多伤病失散的红军干部战士逃离虎口，艰难跋涉，来到兰州。有的流落街头，有的做徒工。兰州八办派人到街头、旅馆访问调查，直接收容，对他们热情接待，更换衣服，治疗伤病，然后送往延安。兰州八办第一批收容了100多名流落街头的残废者，发给他们路费，开路条资送回家。除此，还陆续收容了200多人送往延安。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一年内，西安八办曾零星接待了500多名西路军失散人员，分别由办事处送归八路军部队。[11]
1937年11月24日，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报告，报告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继续了国焘路线”造成的，并称：
西路军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下旬西渡黄河，与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作战80余次，毙伤敌20000余人。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浴血奋战，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0余人）血洒疆场；近万名战士被敌俘获，备受凌辱磨难，其中5300余人被敌残害；4000人(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流落在甘肃、青海、新疆、宁夏，或返回鄂、豫、皖及川北故地；470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被俘后经党中央、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群众营救，及进抵新疆的左支队战士)回到陕甘宁边区。[12]
在抗战爆发前，西路军回归人员主要由援西军负责接收。回到党的怀抱的西路军幸存将士由援西军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抗战爆发后援西军撤编，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士的政治审查和甄别的情况也与援西军时期一样，都是很快恢复了党籍和工作。
综上所述，可能有近5000名或以上的西路军将士陆续回到了党的怀抱。
1941年7月15日，时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伍修权向中央报告：
内部做的工作，在三八、三九年还陆续收容了少数干部和战士，有一个团政委，一个营长，连排长若干，战士数十名；三九年秋由马步青放出百余残废，我们曾协助他们向战区找到了一部分路费回家。[13]
1937年12月14日，西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乘飞机离开迪化到达兰州，从兰州乘汽车经西安于26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安慰并鼓励他们：“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14]
1938年5月，刘寅等2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中第1期无线电学员返回延安。
1940年2月5日，在新疆的西路军指战员除少数人留在新疆继续学习外，其他人员329人，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40年1月11日由曾玉良等率领，分乘30余辆汽车离开迪化，于同年2月5日胜利回到延安。在欢迎大会上，西路军指战员代表喻新华发言称“我们跟张国焘错干了十年”，毛泽东当场纠正道：“你们没有错干，干得对。过去的错误张国焘负责，你们没有责任，你们是千两黄金买不到的”[15]。
1940年2月下旬，饶子建等31名西路军干部和病员乘飞机到兰州后转乘汽车回到延安。
1940年8月，31名原拟赴苏学习未能成行的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
1946年7月11日，吕黎平等学习航空的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
至此，到达新疆的西路军指战员全部返回延安。[16]
他们都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为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继续肩负重任。
在全国抗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7月初，王稼祥、任弼时在归国前与季米特洛夫谈话时，曾经提出请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而季米特洛夫的回答是：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季米特洛夫表示：共产国际将从他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折合法币约101万元）。[17]
这笔款项后来由王稼祥带回。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孜孜以求的那些“国际援助物资”，后来由苏方援助了盛世才。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8]
“自力更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强大敌人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心骨！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血的历史教训痛定思痛中，不断加强了钙质的一根脊梁。
注释
[1]《毛泽东关于要求顾祝同电马步青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交我方收容致叶剑英电（节录）（1937年3月26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2]《毛泽东、朱德等关于向顾祝同交涉河西红军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1937年4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63～第1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4] 李聚奎《我的经历》第78页，1983年自印本。
[5]《徐向前传》第2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3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8]刘世杰执笔《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7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9]《西路军被俘解青及遇难人数的查证》，《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12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0]《西路军被俘人员蒙难纪实》，《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100～第10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1]刘世杰执笔《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77～第7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2]张闻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节录）（1937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第64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13]《伍修权关于营救西路军失散同志的报告（摘录）（1941年7月15日）》第64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4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5]喻新华《新兵营片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16] 董汉河《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28页。
[17]《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18]《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11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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