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话说1968年4月3日，中央农业部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中总结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主要有7条：
1、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2、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
3、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6、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写道：
“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接着，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字删去，并批示道：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是：
主任：黎原，51岁，河南息县人，47军军长。副主任：龙书金，58岁，湖南茶陵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华国锋，47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章伯森，54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杨大易，50岁，四川苍溪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顺文，55岁，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胡勇，32岁，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长沙“工联”（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叶卫东，30岁，长沙市第1中学教师，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共青团员。
其他常委：刘善福，53岁，47军副军长；郑波，48岁，47军副军长；李振军，50岁，47军副政委；张立宪，50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张骥，46岁，原47军141师政委，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长沙市革委会主任，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春阳，53岁，原湖南省经委副主任；万达，50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孙云英，51岁，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现长沙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厚，49岁，山西交城人，原中共邵阳地委代理书记；王敬，44岁，原湖南省外贸局局长；唐忠富，34岁，长沙国营曙光电子管厂工人，长沙“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尚春仁，42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负责人，中共党员，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玉吉，52岁，《湖南日报》社工人，“红色新闻兵”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陈勇，25岁，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李敬林，35岁，湖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湘江风雷”负责人，中共党员；邹定国，22岁，湖南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雷志忠，32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金世钧，26岁，湘潭市航海俱乐部运动员，湘潭“红造联”负责人；许云秋，36岁，株洲市冶炼厂工人，株洲“工联”负责人；张万宏，51岁，会同县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江才香（女），21岁，湖南酃县人，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农民，民兵营长，广州军区军民双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社论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0日这一天，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原来在4月7日，聂荣臻因被人说成是杨成武的黑后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与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与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便在他的信上批道：
荣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毛泽东 1968年4月10日
不久，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他说：
“主席，你给我的批示：安心静养，勿信谣言，我看了。林彪他们说我是杨成武的后台，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杨成武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毛泽东说：
“什么后台？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毛泽东；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原来在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毛泽东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1963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4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在《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陕西省两千一百万人民，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发展很快。根据中央、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关于‘就地搞协商’的指示，我们组织各革命群众组织，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先学习，后协商，边学习，边协商，把协商的过程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因而，在充分协商后，先后成立了西安地区工代会、农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陕西省大专院校红代会。西安地区的工厂企业单位，90%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有一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24所大专院校，21所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13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8个专区、3个省辖市，已有两个专区、两个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个专区、1个市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94个县（市），已有22个成立革命委员会，48个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第4次会议充分协商，现提出如下方案：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49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3名，占55%（工人代表33名，贫下中农代表15名，红卫兵代表26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名）；军队代表29名，占20%；革命领导干部29名，占20%；8名留作机动，占5%。
二、拟从革命委员会中推选出35名常委。其中革命领导干部6名：李瑞山（原省委第二书记），萧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斌（原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刘国声（原省水电厅厅长、省委委员），鱼得江（原省农业厅厅长，省委委员），暂缺一名；军队干部7名：黄经耀（省军区司令员），胡炜（21军军长），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谷凤鸣（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刘建功（21军政治委员），方升普（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白辛夫（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工人代表10名：张培信（工联负责人），马希圣（工总司负责人），安文保（工联负责人），吴文杰（工总司负责人），王法政（工交捍卫军负责人），单英杰（工矿总部负责人，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传铭（铜川‘212’派负责人），姚荣斌（铜川‘219’派负责人），暂缺两名（女工）；贫下中农代表4名：田杏云（女，农民，农总会负责人），马金台（大队支部书记，农总司负责人），李守林（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王凤琴（女，大队党支部书记，专区劳动模范）；红卫兵代表6名：李世英（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孙福林（统指负责人，西北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洪明（红造司负责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杨梦云（女，统指负责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暂缺二名（中学、男女各一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2名（暂缺）
三、 建议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革委会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4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4月29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35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一天，首都北京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欢庆“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林彪等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欢悦的军民游行方阵。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焰火晚会。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通讯，报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此时，江青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中已经跃到了第9位。
据1967年10月调到江青身边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5月7日，是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开始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笔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说：
“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
“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毛泽东在讲到一个实例时，说道：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尔后，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和各地党政干部及群众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
5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5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一句下面划了双线，并批示道：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要予以指正。”
5月16日这一天，从湖北省黄冈市各地赶往林彪的故乡林家大湾的各界代表人物，及当地群众3万余人，在湾里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巨幅画像落成暨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表2周年”大会。
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划时代的文献》一文，文章中写道：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中写道：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一再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使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5月13日呈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了批示。
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基本经验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消息，报道中说：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地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
报道中又说，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和陪同的人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里怀、陈仁麒、吴烈、陈士榘……”
报道中还说，大家一致表示：
“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批示道：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九大”做准备。毛泽东问道：
“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呀。”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做个调查报告，然后政治局审查通过。由于康生同志对情况比较了解，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又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可以由他负责全面。”
常委会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968年6月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与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谈话中说：
“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
6月2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于18日第二次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毛泽东先问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说：
“你来了多久？”
大使回答说：
“不到两年。”
尼雷尔插话说：
“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毛泽东感到很诧异，兀自又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
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毛泽东的话，脸上不悦，他说：
“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
毛泽东解释说：
“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
周恩来说，中国在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使馆押送回国处理。毛泽东立刻显出怒意，他说：
“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把他撤回来。”
尼雷尔再三解释说：
“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
毛泽东慢慢平静了下来，他说：
“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
毛泽东又谈到了国内的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蔽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工作，坏的踢开。”
尔后，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
“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
尼雷尔回答说：“有。”
“山上有雪吗？”
周恩来插话说：
“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
毛泽东颇为惊讶，他说：
“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又发奇想，问道：
“山上有老虎吗？”
尼雷尔笑了，说：
“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
翻译将此话一译出，客厅里顿时响起了轻轻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过后，说道：
“我们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经报道了我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的时候苏联等一些国家使节退席的消息。”
尼雷尔吃惊地说：
“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
毛泽东一举香烟，笑道：
“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30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人民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军区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的一系列破坏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恶性事件，发布了一个布告，史称《七三布告》，全文如下：
照办。毛泽东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623”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1968年7月3日
欲知广西问题解决得顺利与否？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老人家一言中的。柳州、南宁地区的武斗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除了本地群众组织里一些派性严重的头头无政府主义思想作祟以外，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外地人在那里帮倒忙，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破坏捣乱、制造反革命事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的南巡指示，已经宣传贯彻多时，这些人就是不听招呼，恣意妄为，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有道是上帝要你灭亡，必先教你疯狂！此言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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