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杆子”竟成政务机关的普遍痛点
Deepseek的兴起，在国内掀起了新一波AI热潮。跟上一轮AI热潮不同，DS狂欢的主角变成了党政机关。观察DS推出以来的舆情动态，可以看出各级党政机关都在热烈拥抱这项最新的AI成就，很多单位要求干部职工掌握DS，还有报道称DS极大地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譬如参考消息引用台湾中央社2月19日报道，“以往要花一天时间写的公文，现在只要一秒就可生成。”
这句话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在现今的党政机关，公文写作已经成为最大的、根本无法立即解决的难题，所以DS的横空出世犹如久旱逢好雨。这符合我个人的观察。我曾在大学讲授公文写作，后来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和文稿工作，虽然这几年谨遵医嘱，退居于西部阳光地带静心养病，但难免与昔日学生、同事们有联系，偶尔聊起机关公文写作，大家都是一声叹息：“难！实在太难！无法可想！”
公文确实很难。若排除通知之类简单文种，一篇合格公文的形成，至少得过“三关”：一是文辞关，公文注重规范严谨、简洁流畅，不提倡刻意修辞，故尔此关易过。第二关是义理关，即基于原则和逻辑，依靠政策和事实，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原创性思路，这考验的是撰文者对国家政策、上级部署、单位职责和实际状况的悟性，能过此关者不多。三是协作关，公文毕竟姓公，得经过集体研究，体现各方智慧、兼顾各方偏好，对于一篇经过多人修改的“花脸稿”，撰稿人必须逐条分析，尽量采纳，不能采纳者，需有充分理由；如果是职务文稿，那就更要体现署名者的风格和观点。此关体现撰文者的集体观念以及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把握，亦属不易。
公文写作不易，但又是党政机关不可或缺的信息载体，在文稿人材一时难求的情况下，很多领导干部就只好在“差公文”与“抄公文”之间作出权衡取舍。抄公文已成公文写作的重度灾害，可按三重境界论之。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上网抄。这是网络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蔚为大观。在一些需要讲理论、谈认知的场合，时常出现两篇以上发言稿整段甚至通篇雷同的情况。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隔墙抄。我有一友在单位主抓制度建设，奈何单位文稿水平极差，屡修屡审屡不过，最后在审稿会上愤然掏出一枚U盘掷于桌上：我已拷来友邻单位的全套制度，改个单位名不就是本单位文件了么？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翻饼抄。个人和单位年终总结之类的文稿不易自外取得，但工作内容年年相似，那就采取“今年抄前年”的策略，只须改动数字和事实，必要时将章节段落重新组合，即可成篇。
“抄公文”现象的普遍性，表面看是文稿人材缺乏，这应归咎于高校课程体系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存在缺陷。但更深层次的因素，却是各类机关政治意识、学习风气和创新精神的缺失，这导致干部职工政治素质普遍不高，从根本上抽空了机关公文工作的灵魂。
二、机关滥用AI写作将严重削弱干部政治能力
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AI写作是“抄公文”的升级版，是一种高级的“文抄公”。正因为如此，党政机关的“文抄公”们立即直觉地察知到AI的价值所在，并迫不及待地接受它。这就是说，AI写作顺应了干部政治能力下滑的趋势，并且将进一步恶化此情势。
AI写作之所以是一种“文抄公”，这是由它的算法所决定的。一切写作AI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素：
1、大数据。这里我们把“大数据”界定为AI可以获得的一切信息。
2、公理体系。AI所赖以运算的基本原则、前提条件，它凭此确保政治和理论的正确性。
3、一般逻辑。AI进行逻辑运算的基本规则，它符合人类思维规律，据此按照前述定理体系，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4、规范表述。AI将处理结果用合乎人类语言规则的文字表述出来。
这种AI写作的优势十分明显，最为突出的是它远超人类的搜索能力，以及基于分析框架和搜索结果的编辑能力。或者说，它能在人类无法企及的时间内，不仅“抄”，而且一口气完成“读”、“摘”、“编”三大步骤，输出结果远优于干部中常见的“搜索+复制+粘贴”模式。
然而它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单纯依赖网络的AI写作勉强相当于“抄公文”模式的前两重境界。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眼下运行的AI都只能进入互联网体系，无法接入政府内部信息系统，很难做到“隔墙抄”，更遑论“翻饼抄”。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样的文稿是“空洞”因而是不合格的，必须通过很细致的改写，使其“本土化”，从而具有本部门和本地区的可识别性，但这样就无法做到“一秒钟成稿”。
所以我非常疑惑中央社所谓“以往要花一天时间写的公文”是一篇什么样的公文。一般而言，一名合格的文稿人员在一天时间内可以完成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合格文稿，因此它不是通知之类的简单公文。如果进一步排除不属于机关公文文种的财务报告、法律文书等基于固定框架的摘编性“填空”型文件，那么这应是一篇包含现状、问题、对策等内容的综合性材料。我不怀疑AI能够在一秒钟内给出3000字的结果，但不相信它是一篇令人满意的公文。
这是AI写作的天生缺陷所决定的：它是“规则强化”型思维，或者说是一种“演绎推理”，亦即从作为前提的“公理”出发进行逻辑计算，整个过程中不能反对预置前提。譬如，倘若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基本国策，那么AI系统在写作一个解决人口下降问题的建议时，只能基于“一孩”前提，提出如何引导不婚者结婚、激励无孩夫妇生育之类的措施。它不会提出修改“一孩”政策，因为这是其预置前提。这能够确保AI写作系统“合规依法”，但并不符合机关文稿写作要求，因为机关文稿遵循“规则优化”要求，具有某种“归纳推理”色彩，即当现行政策导致问题无法解决时，可以建议修改政策。
AI写作系统既然不具有政策创新能力，就无法超越人类写作。然而，由于政策创新能力极度依赖文稿人员的政治素质，当一些单位不能创作高素质公文的时候，有关责任人完全有可能接受AI写作系统用一秒钟创制的文本。
很悲哀，这正是当下党政机关的现实：相当一部分官员不假思索地热情拥抱AI写作，而不是通过学习、思考、实践而扎实地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我试用过一款手机
AI程序，开始界面是这样的：
你好呀，很高兴再见到你~
我已经准备好为你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啦，和我聊聊吧~
（接下来是选项）
帮我写请假条/帮我写入党申请/写一份工作计划
有种灾难感吗？
这反映了社会上对于AI写作请假条、入党申请、工作计划等公务文书的需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广大机关干部职工的工作总结、学习体会、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都将由AI在一秒钟内完成，看似省事省力，但那是一个被二进制代码主宰的机械时代，人类职业沦落为代码系统的角色扮演，人的灵魂将无处可寻。
三、政务AI应从助推需求侧革命寻找突破口
人工智能的实质是用二进制代码体系模拟人类行为，目前只涉及人类思维模式，核心是可公理化的逻辑推理行为。至于非理性的情感、非逻辑的文化等，则绝非AI可以模仿。AI融入政务是历史趋势，但它的正确用法绝不是以机器之短弥补人类之短，而是发挥其超过人类的优势，促使社会治理的革命性升级。
AI的优势体现为“一大二公三快”：一是大，理论上AI可以覆盖全球的所有网络空间，因此拥有人类难望项背的信息收集和发布能力；二是公，AI绝对照依法照章做事，完全不掺杂人类必有的情感和情绪，毫无私心可言；三是快，AI的数据处理速度远超人类，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但它也有其严重局限，一是网络空间的信息量虽然巨大，但并不是人类信息的全部，而且质量严重不均，有大量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机器不一定能够准确鉴别；二是机器算法根本无法拟合“人性化思考”，难以满足人类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应基于扬长避短的原则推动AI融入政务，助力社会治理水平跃升。当前政务AI化的突破口，可能在于单靠人力无法完成的需求侧改革任务：通过AI+大数据，实现对社会和经济微观主体的贴近观察，并且提供主动、精准的公共服务。这将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其先进的技术特点。
1、改善宏观管理。政府统计数据具有专业、权威的优点，但其数据采集渠道偏于狭窄、僵硬，其“平均”“整体”思维会遮蔽微观主体的具体问题，不利于提高宏观管理效益。而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间接路线”甚至“全息影像”开展数据收集分析，正好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符合当下传统统计学向数据分析技术转型的趋势。数据分析技术在规划地区产业发展、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方面极其有用。
2、服务微观主体。我国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移动通讯时代，各类微观主体的各种信息进入并在互联网留下痕迹，这为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优越条件。凭借现有算力和技术，已经不难实现对所有规模以下企业经营及财务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并提供相应服务。譬如对于令人头疼的企业间债务问题，可通过追踪企业资金流向、权责关系等，理清其脉络和因果，抓住其关键节点有序化解；也可借此掌握企业成本—收益状况，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其“健康”。
3、沟通市场供需。现有的政府在经济管理中主要提供被动服务，即经济主体有所求，政府方能有所应。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客观上要求政府提供主动服务，而AI+大数据技术可消除政府在巨量市场主体面前的无助感。眼下的关键点在于创建基于AI+大数据的供需配对平台。即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企业需求，由AI研判后进行供需匹配，并主动向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将市场配置效率提升至更高水平。这也适用于要素市场。
4、加强民生保障。在社会管理中，AI+大数据可以通过观察自然人的网络信息，对其生活状况进行研判，并提供相应服务。这将极大提升基层的人口、社保、治安等管理效率。譬如AI+大数据可轻易判断社区居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对于无业人员可根据其学历和特长，推荐就业、安排培训或提供社保服务。数据分析技术也是进行贫困监测的有力武器，可校正和强化社区入户调查效果。
固然，这些功能是Deepseek等程序所不具备的，但可通过代码设计而实现，并无技术上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存在于思想层面，即囿于新老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拒绝政府对市场的适度介入。但如果我们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就会意识到：将市场视为“黑箱”，因而只能从利率、价格、产出等宏观指标进行观察的自由放任观点，实在是“笔算时代”学者们因分析工具的不足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现在，当我们已经掌握AI+大数据的利器，有何理由坚持停留在算盘时代呢？
四、人有人的用处
显然，AI写作不能替代人类。AI的作用是在人类能力已达极限的地方极其有效地扩张人类力量。说到底，AI是人类力量的助推器，而不是主体。早在上世纪中叶，维纳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在这本讨论控制论（这正是自动化/AI的基础）的著作中，他试图通过这样的书名，告诉读者：人类必须主导自动化技术，而不是被自动化所取代。然而70多年后，当AI浪潮汹涌扑来的时候，这位IT先贤的告诫却显然被抛弃了。在Deepseek的热潮中，舆论界主流观点几乎都在兴奋地欢呼AI取代人类。这是不正常的，反映了一个高度“内卷”社会中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度退化，值得重视。
但在全球范围内，始终有一种反对滥用AI的声音，这推动了政府间在规范AI研发方面的合作。我国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制定AI开发及运用规范，这对于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发达经济体是重要的。这其中的难点，是如何辨识人类能力的边界，然后充分地将AI资源部署在此界线之外。这是一项困难但必须的任务。因为从“DS一秒成文”之类的案例，可以看出很多人倾向于轻易放弃提升自身素质的努力，转而依靠AI来填补自身能力不足。
必须使人有人的用处。对于政务部门而言，AI写作并非不可以，但必须施以极其严格的约束：首先，应开发党政机关专用AI，符合安可要求，以便其充分利用政府内部信息；其次，党政机关安可硬件亟需升极换代，同时开发和部署适合AI办公条件的软件系统；第三，AI公文写作实行分类管理，通知、财务报告、法律文书等“填空”型文稿可用AI生成；请示、报告等较复杂公文可以由AI进行形式合规性检验；入党申请、理论体会、个人总结、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一律不允许AI生成。第四，党政机关AI写作必须可溯源，任何利用AI生成文稿的终端都应留下记录，并自动向同级保密部门备案。
在防范AI写作滥用的另一面，是真正下功夫提高机关干部“笔杆子”基本功。这无疑是最难的难题。据我所知，写作能力从来不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点。高校开设的公文写作课程，基本上是送学分，学生学了等于没学。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招录虽然有考核写作能力的项目，但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取得高分，完全违背写作规律，分数不等于能力。各级党校培训干部，一般不会开设写作课。各级组织部门考察任用干部，也绝不会将“写作能力”作为考核标准。从这样的流程成长进步为单位领导的干部，一般都不会重视本单位职工的写作能力。譬如有一些机关单位规定，干部职工从事业余写作，稿件必须经由领导审批，然而结果却是从此无人发表文章，个中原因竟然是这些高学历的领导同志拿不准所审核的诗歌、小说、散文是不是有问题，索性一律不予批准。也有一些干部胸中少墨，却自以为思维敏捷、口才无双，开会作报告必定宣称“已有书面材料，不再照稿念”，于是脱开稿子随口侃来，看似滔滔不绝，实际却是东拉西扯、错谬百出。当下不少舆情热点，正是此类干部轻视文稿、信口开河引发的。
写作，因其体现人类特有的创新性、情感力、文化素养，故尔成为人类思维超越机器算法的优势领域。然而写作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经过后天的持续培养和锻炼，在实践中逐步显现和加强。因此，无论是为国家大业还是为干部职工计，写作能力都应当成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当前政务AI化带来的冲击，只要看清人类与AI各自优势和缺陷，着力在人类特有优势领域下功夫，那么自然能够立足于人类的智力高地，在AI浪潮中拥有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