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认为，只有他们挡在美国梦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尽管11月大选中特朗普的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Joe Biden）并不主张此说，但他也确实支持 “结束股东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再一次成为公共观点和选民支持竞争的前沿与核心。但是，与过去几十年不同，资本主义的标准辩护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被削弱了。“清醒资本家”，如高端服装品牌Lululemon等，灌输营销信息“抵制资本主义”，就连传统资本家，如炙手可热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一个由美国最大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组成的组织），也在鼓吹根本性改革。类似地，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谴责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抨击全球化和“市场”的滥用。今天的思想混乱很大程度上是拜技术干扰所赐。数字化和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的广泛扩散推翻了关于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既有观念。传统上，资本主义鼓吹者将去中心化说成是确保系统韧性的手段。当系统组织合理时，坏决策无关紧要，因为后果很快就会明确，市场参与者会学习和适应。系统最终是稳定的，能够自我修正。但没有重量的数字经济和规模经济重要性的不但提高改变了这些观点。生产无形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网络效应给了在某个领域赢得规模之争的人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ICT还破坏了定价，而价格在过去是市场交易的关键信息输入。数字经济的特点是以从前无法想象的规模实现价格区分和歧视，价格日益与消费者需求脱钩。与此同时，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也发生了改变。旧社会主义主张——中心化的（社会）计划能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永远无法解释人类决策者受到信息不完全的约束的实时。因此，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计划者认为未来计算能力的进步最终将填补知识差距，而批评者的回应则是自主的市场永远会比计划者知道得更多。
这一争论在每一次ICT的重大进展后都会自我重复，比如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主机，8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以及21世纪初的智能手机
。但这一次也许不一样。我们确实已经达到了计算机可以处理比复杂人类社会能够处理的更多信息的阶段。
中央计划和个体选择开始趋同，这不是新鲜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管理资本主义的高峰期——许多人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大公司都将以同样的方式经营。因为它们自身便是计划性机构，所以它们不会响应市场信号。类似的趋同在十九世纪早期也发生过，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用词才刚刚产生。一些最著名的工业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家本身是资本家。法国前贵族圣西门构想了这样一个未来：银行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将推翻过时的形而上学和封建制，支持他所谓的“工业主义”。威尔士纺织厂主欧文试图在美国和英国创造乌托邦式的利润分享社区，制定了一个基于劳动的货币替代机制。这些早期的趋同例子应该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词汇最初都是为了相同的功能目的而创造：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分配制度，让自发的需要和愿望能够满足。随后几百年证明，这两条道路都因为产生了权力的过度集中而变成破坏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寻找新的去中心化框架就像是重温原始社会主义者和原始资本主义者的旧梦。但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我们能够想象这个梦在混合的“社会资本主义”下真的实现。毕竟，从前需要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才能准确估算经济活动或贸易规模，而这些数据正变得越来越实时可得。但数据可能出问题。一些数据由政府和国际机构管理，但还有很多数据存放在别处，包括大学（比如COVID-19数据存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个人（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伊·切蒂（Raj Chetty）汇编的消费者数据）和公司（将数据作为商业机密保存）。特别是政府和公司所存放的数据，它们总有一种抑制不一致和令人不安的数据的轻向。此外，COVID-19疫情刺眼地表明，健康结果与社会和经济差异有关，这一认识导致了其他数据的政治化，比如与犯罪率、收入和种族身份有关的数据。十九世纪初的斗争是关于生产的所有权和手段的斗争，但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现在可以具体得多。今天最需要的是异常确保数据所有权的全面运动，效仿十九世纪初工人要求拥有自己的劳动的模式。数据可以以不顾社会利益、个性和隐私的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共享吗？全世界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必须联合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除了数据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普林斯顿—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由共产党管理，而从前资本主义大本营正在被一个自己的公司破产过六次的人暴政。主要政治思想变得越来越混乱，标签也似乎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