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沙龙，探讨、回应两会热点——“基础教育学制是否应当缩短”问题，引起了热烈反响。在前次讨论的基础上，研究院于7月13日举办“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研讨会”，进一步讨论基础教育学制分段等问题。本文即据此会议发言整理。
学制改革在各国都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的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沿用1922年开始形成的“633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延续已近百年。对于该基本学制，自上世纪60年代遭到较多批评，主要认为学制太长及其分段合理性存在问题。那么，在从1922年整个教育环境和年轻一代成长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学制是否应当、又应如何做出调整与变革？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系列沙龙与研讨中，专业人士主流的意见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学制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改进；出于对青少年成长规律和教育功能的认识，缩短学制并非重要的选项，需要探索的主要是中小学12年学制应当如何分段。“633学制”之外，国内外实施的“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54分段”、“534学制”、“444学制”等都具有借鉴的价值，应当鼓励多样化的改革探索。由于基本学制的改变牵涉面很大，通过实行学分制和灵活、弹性学制，允许学有余力的学生跳级和提前毕业，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缩短学制无法直接解决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
2016年上半年，社会舆论对于学制改革的热议聚焦在基础教育究竟应当年限几何这一问题上。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沙龙和研讨会上，发言的教育专业人员普遍认为，基础教育阶段12年学制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世界主流，不应缩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杨明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杨明全曾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3月的沙龙上介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全世界199个样本国家，各国基础教育年限从10年到14年不等，10年学制的只有10所，仅占5%，实行12年学制和13年学制的学校约占77%。本次研讨会上，他提到，学制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不仅仅包括年限，还有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以及脑科学发展等等，是综合的产物，所以学制发展不是单纯的延长或者缩短时间的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教育问题。
上海中学老校长唐盛昌
上海中学老校长唐盛昌指出，“孩子真正独立思考、开始形成世界观及对一系列问题的价值判断，是在初三、高中。在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学制应该给最有力的支撑。”正如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所言，若学制缩短，青少年毕业时尚未成年，走上社会过早。
北京一零一中学副校长熊永昌
北京一零一中学副校长熊永昌认为，持缩短学制观点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学业负担、时间浪费等问题，并非由学制长而产生，缩短学制本身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王本中指出，应试教育体制的两个关键词是“高厉害”、“强选拔”；在应试教育体制下，12年基础教育不管是缩短成10年、8年，哪怕改成6年，同样会有两年复习应试。
此外，与会者认为，缩短基础教育学制的观点窄化了教育任务；促进学制改革，更需讨论的是学制如何分段、如何贯通、灵活调整等问题。学制改革不必“大一统”可尝试贯通、多种分段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系列沙龙与研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基础教育学制应允许改革，允许探索，允许试点。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主张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第一步是把“九年一贯制”贯起来。可以一校一贯，也可以异校一贯。他认为“一贯”的好处是课程可以调整。小学毕业后，一部分人要上初中，一部分人要就业，特别是农村地区可能要务农；初中4年，就有时间加入职业教育的内容。因此将“九年”进行“54分段”较为合理。但这并不是提倡全国一刀切搞“54制”，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本中
王本中赞同不必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学制，多元化探索已在各地展开。对于12年基础教育学段的划分，高中四年可以采取“3+1”的形式，“+1”可以有很多灵活方式，如香港的第4年为大学预科；也有学校学制不动，如山西有高中仍为3年，但采取“21分段”，最后一年可分流到继续就读、职业教育、出国留学等。
唐盛昌介绍，当前很多国家实施多重学制，并不单一。如美国是“543”、“633”、“444”并存，其中占主流的并非“633学制”，而是“444学制”，超过了90%。其学制以州为基本单位加以统一。从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考虑我国学制是否允许不同省份有不一样的学制的设计。唐盛昌指出，当下难以判断哪种学段划分方式更好、更有优势，因此应有多重选择，构建一个各种学制设计的立交桥。
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
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认为，我国学制在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划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段，划分太多，中间再加上重新洗牌、重新升学的问题，使得基础教育复杂化，导致了人才培养方面的间断。她认为，如果从教育发展理想状态的话，最好是实施“十二年一贯制”，但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性质不一样，国家财力也不相同，只能是能减少一个分段是一个分段。为此，她支持“九年一贯制”，认为它具备多种优势，包括让课程不间断、让一个人持续发展、让孩子节约一年的“小升初”准备时间、让孩子受到连贯的教育。吴颖惠介绍，北京海淀区的新建校已统一按九年一贯制的模式办学，一种是同一校区，一种是异地校区的一贯制。“目前只要是新校区，都不允许再建单独的小学和初中。”而对于没有办一贯制的学校，其学制改革也在探索中，如“624制”——小学仍为6年，初高中实行“24制”。北京市批的一批各区县示范高中的学科实验班即是如此；学生不参加中考，初高中课程和评价体系都贯通。
除上述学段划分方式外，据杨明全介绍，可供参考的基础教育学制分段方式还包括印度的“822学制”（前8年初等教育阶段又划分为5+3）、德国的“49学制”（中学定向分流）等。
学制变化还需课程、内容、管理体制等配合
唐盛昌提出，考虑学制的时候只考虑念多少本书、学科等级等维度是完全不够的，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是教育的重要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12年里应该承担的教育，是不是真正的做实了。此外，课程的高度选择性、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是世界潮流。12年里我们应该学什么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学制改革应适应以探究性、现代性、数字化、选择性为特征的新时代教育体系，使学制跟我们国家的发展、跟世界科技的发展、跟世界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相匹配。
熊永昌也表示，一所学校要做学制的变革是比较难的，不仅仅是学段划分了事情就完成了；没有课程和内容的配合，包括管理体制的配合，形式上的改变没有效用。学生改革不仅仅要关注知识体系的问题，还是学生成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