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58]](/images/thumbnails/ifa/image_ifa_132907.png)
（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59]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60]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61]和《先驱》杂志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62]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
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象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3]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64]，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65]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66]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1907年和1911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那样的吧？）中立等等。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象《哨兵报》[67]、《民权报》[68]、《伯尔尼哨兵报》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代表大会[69]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 载于1917年9月和10月《青年国际》杂志第9期和第10期 译自《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72—83页 |
注释：
[58]《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在通信中称之为《论废除武装》）是用德文写的。根据列宁1916年8月间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文应写于1916年8月9日以前。本文原拟在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但是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同年9月，列宁用俄文加以改写，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发表于1916年1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见本卷第171—181页）。
本文最初的德文原稿到1917年9月和10月，才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上发表出来。杂志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按语：“现在，当列宁成为一位大家谈得最多的俄国革命活动家的时候，下面登载的这位钢铁般的老革命家的一篇阐明他的大部分政治纲领的文章，会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味。本文是列宁1917年4月离开苏黎世前不久送交本刊编辑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这一标题看来是《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加的。——86。
[59]《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青年国际（短评）》一文（本卷第287—291页）。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86。
[60]指罗·格里姆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该提纲载于1916年7月14日和17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162号和第164号。
由于瑞士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916年4月的委托，该党著名活动家格里姆、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等分别在《伯尔尼哨兵报》、《民权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发表文章或提纲，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列宁密切注视这场争论的发展。他对争论材料的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86。
[61]《新生活》杂志（《Neues 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15年1月—1917年12月在伯尔尼出版。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观点，从1917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86。
[62]这段话见于1871年5月英国《每日新闻报》，普·奥·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曾经引用（见该书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211页）。——92。
[63]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来自德国的10名代表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3个不同色彩的反对派；来自法国的代表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挪威青年联盟、荷兰左派社会党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也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各国代表的报告；德国和法国代表的共同声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通过原则决议的建议；通过宣言；选举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
列宁积极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曾于1915年7月起草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94—296页），并寄给各国左派征求意见。他还曾写信给季·布拉戈耶夫、戴·怀恩科普等人，阐述左派共同声明的基本原则，即：谴责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断然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口号，宣传革命行动。在代表会议前夕，9月2日和4日之间，俄国和波兰两国代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和卡·拉狄克起草的决议草案，决定在代表会议提出按列宁意见修改过的拉狄克草案。9月4日，参加代表会议的左派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
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列宁在《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两篇文章中，对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的策略作了评价（同上，第27卷第42—52页）。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小组的1名代表、“国际”派的两名代表、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卡茨列罗维奇、意大利社会党人扎·梅·塞拉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者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仍然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这些国际主义分子后来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93]。
[64]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曾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人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93]。
[65]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93]。
[66]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4]。
[67]《哨兵报》（《La 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11月13日该报第265号曾摘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97]。
[68]《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97]。
[69]指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反齐美尔瓦尔德派（赫·格雷利希、保·伯·普夫吕格尔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厄·保·格拉贝等）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展开了斗争。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洛桑支部名义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建议承认展开群众性的反战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格里姆的压力下，洛桑支部撤回了这个修正案，可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选派参加代表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莫·马·哈利东诺夫重新把它提了出来。格里姆及其拥护者从策略上考虑支持了修正案。结果，左派的修正案以258票对141票的多数被通过。——[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