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重构了人机关系，呈现出“人机分离”和“人机融合”的现实样态，引发了人机对抗的社会争议。在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机关系的监控剥削、生活殖民、机器偏见、政治极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智能悖论。面对智能机器的奴役和异化，西方学者提出了超人类主义、技术加速主义和生命政治解放的应对路径，从而走向技术决定论和主体性哲学的解放幻象。对此，应基于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释人机悖论的本质，进而消解人工智能的异化风险和社会政治伦理的失序，以建构和谐的人机关系。
［关键词］人机悖论 生活殖民 政治极化 技术现代性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对于机器的思考和批判始终贯穿其中，形成了机器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对于机器的关注始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带来的社会变革，形成了一个亟需回答的时代问题。作为工业革命驱动力的自动机器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与此同时，作为资本的机器对工人技能和力量的双重吸纳导致了工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异化，以至于机器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排挤与遮蔽人自身，从而产生了人机悖论。而这一趋势在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变得更为剧烈。第四次工业革命往往被定义为新兴技术的会聚，涵盖了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物联网、纳米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而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得到了无限的应用，在极大地增强人类能力和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机器的主体性之争、智能机器偏见、隐私与自由侵蚀、数字非正义等社会政治伦理失序，形成了新型人机悖论。
一、人机悖论的当代图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
面对工业革命时期机器体系对工人阶级的排斥，马克思详细地描绘了机器体系资本主义应用引发的人机悖论的原初叙事。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的资本化使用的最终形态必然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原因在于机器体系的使用是资本控制和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主要手段。在资本化的过程中，机器体系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机器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技能，工人成为机器体系的附属构件，其主体性力量降低为对机器的照看以防止机器体系生命力的中断。因此，人机悖论不仅表现为机器体系对工人的主体性的侵蚀，而且还表现为机器体系中工人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发展。机器体系作为异己力量，导致了工人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工人活劳动的创造性变得不再重要。对于此境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最后，人机悖论表现为机器体系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剥夺。机器体系为整个社会和每个成员创造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与此同时，机器体系资本主义应用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
21世纪，随着平台型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新的工业格局正在形成，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平台成为新的权力代表，数据成为新的资本形式。劳动产品的数字化、劳动主体的产消化、经济行为的平台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阶段性新变化。这些都表明，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塑造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们既是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新主导力量，也是对现有工业生产过程和组织结构进行根本变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试图通过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对劳动过程和生活世界进行控制和监管，产生了“生活世界数字殖民”的现象。“人工智能为资本主义使用所形成的人工智能资本化或资本智能化，无疑会成为更隐秘地剥夺人的自由的新工具。” 因此，人工智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塑和再生产的新型工具样态和固定资本构成，即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本质上代表了智能机器的资本逻辑，它试图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将控制、秩序和增殖置于其他价值观之上，从而塑造了新型人机悖论样态。
（一）人机关系的监控悖论：隐私剥削
第一，人机融合的自我剥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使社会从“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转变为“人体与智能机器融合的身联网”。巨大的数据流以一种指数级增长的方式分布于无数传感器，以在物体和身体之间建立无处不在的连接。经济殖民不再局限于工厂车间，也不再仅仅通过传统的自由主义积累模式进行剩余价值获取，而是把人类身体与智能软件、硬件和互联网进行无缝连接。安德里亚·M.麦特维辛以著名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为例，分析了人工智能建构的身联网商业模式。黑客帝国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由一个“机器统治者”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机器的动力则来自于数以万计的人体。这些人体在物理上通过智能机器即矩阵连接在一起，从而允许机器统治者能够利用和商品化人类的身体，从而把人类变成了驱动机器和软件动力的硬件，以使现实世界得以延续。当然，目前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是机器建构的幻觉。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技术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体和机器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正如物联网已经将我们的财产联网为共享设备的“云”一样，我们的身体也正在慢慢地联网成为身体互联网。因此，面对身体互联网的生活殖民带来的巨大利润，众多人工智能公司在机器学习、可穿戴设备、自动驾驶、家庭智能设备、智能医疗设备、脑机接口等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融合系统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人体成为下一个技术平台，并建构了“超感官自我”（hypersensory self）和身体界面。随着数字化身体的塑造，超感官自我形成了以身体为中心的传入和传出的数据，从而被公司不断识别身体的重复行为和不寻常行为，将其收集起来用于预测经济活动。例如，数字公司巨头通过各种智能设备不断测量我们所有类型的身体活动，从走路、跑步、骑车到呼吸、心跳甚至睡眠模式，这些数据不仅被我们自动反馈给设备和公司，同时也在强化自我的规训，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量化自我的资本增殖奇观，从而不仅把身体塑造成为自我希望的样子，更是塑造成为满足智能技术创新和剩余价值创造的样态。
第二，隐私经济的数字化增殖。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隐私不仅不是社会伦理的隐忧，反倒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这体现为隐私经济的崛起。隐私经济理论认为，首先，隐私保护会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和信息传播质量，导致市场无法获得潜在有用的信息。其次，隐私保护会增加个人成本、社会成本和市场成本，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下降。再次，在自由市场交换下，全面禁止个体数据的传播不符合消费者本人和企业的利益，同时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个人信息数量的急剧增加，个人数据隐私的经济维度日益凸显。这些数据可以被收集、储存、分析并重新应用于新的目的。特别是随着数字平台和社交网络的崛起，包含消费者信息的数据库激增，个人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消费者，而且还是数据的公共生产者。“移动计算和传感器技术的普及模糊了数字与实体、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区别，从而可以捕获个人和专业活动的数字痕迹，导致人们的行动、欲望、兴趣和意图被收集。而这种信息收集通常是在个人不知情或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其涉及的范围、广度和细节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人工智能、在线商业模式以及数据挖掘等技术同步发展的条件下，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隐私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非隐私商品的市场，个人在交换或获取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泄露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被收集、分析进而在交易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第二种是个人数据市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交换形式是“信息中介”，主要是指出售数据的征信公司和商业咨询公司；另外一种交换形式是面向消费者提供所谓的产品或服务，以换取他们的数据。第三种是所谓的隐私市场，消费者明确寻求产品和服务来管理和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
（二）人机关系的共享悖论：生活殖民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促使日常生活暴露在资本主义数据化的力量之下，塑造了一种社会工厂和平台资本主义，从而引发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支配与管理。弗雷德·特纳以脸书公司为例，展示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据共享的生活殖民悖论。脸书是一家促进社会互动最大化从而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盈利性数字平台。脸书监控着它的用户，抽象出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并将其发展为一种“拓扑空间”，用户的社会关系被创建和计算从而推断出特定用户群体的社会行为和意向。但是，脸书又不希望被认定为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通过殖民生活世界而获得利润，所以脸书公司小心翼翼地淡化这种印象。因此，脸书通过建构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数据共享性、自由的社会交互的公共领域以塑造一种“共享形象”。
第一，生活世界的数字量化。随着社会量化部门的崛起，社交生活数据的收集、汇总、分析、定制和销售成为驱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数据挖掘日益融入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世界，通过赋予生活世界抽象价值的方式被自由获取，以加强数字资本积累的机制。数字资本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是被数字记录的、机器可处理的、容易聚集的、可高度移动的离散信息，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一样，数字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但是从数字资本中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其主要依赖于量化部门捕捉流动数据信息。通过对人的数据化分析、经济系统的数据优化、日常事物的数据化控制、数据建模与数据预测等方式，数据提取不再是一种中性的技术手段，而是窥视人的身份、信仰、价值观念和入侵、跟踪生活世界的殖民手段。由此，生活世界数字量化是由资本增殖驱动而生，而资本积累又反过来驱动数字资本建构一个一切都由数据构成的生活世界。
第二，日常生活的数字金融化。数字平台体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治理逻辑，即衍生品的社会逻辑。衍生品的社会逻辑通过重新配置社会关系，赋予各种无形资产以价值，例如信任关系和个人声誉等。数字平台构成了这一社会逻辑的重要物化衍生物，它在用户生活中大量存在，平台能够从人们的日常行为中获得抽象数据，从而在日常生活转化为数据的同时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计算的风险。由此，数字平台将衍生品的社会逻辑扩展至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制定出更加详细、全面的信用等级、保险类别、家庭财产等估值，从而将金融商业化扩展至日常生活。而金融算法就形成了一种权力逻辑或者抽象机器，通过获取数字平台、社交媒体的生活数据，把日常生活还原为具有价值维度的原材料。由此，“类似于脸书的社交平台扩大了金融资本的范围，将一系列迄今为止原始的生活转化为无形资产抽象的基础。甚至而言，脸书开始执行金融资本的生命政治功能，通过可计算的方式将日常生活融入其进程，即在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同时，赋予大众的生活过剩与普遍价值”。因此，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实质是基于数字平台的社会关系的经济价值创造。
（三）人机关系的伦理悖论：机器偏见
第一，机器偏见的社会强化。在西方评分社会中，预测算法充分挖掘个体信息，以评估其贷款、工作、住房和缴纳保险的能力以及犯罪的风险，从而对女性、少数族裔产生了差别性影响，特别是智能信用评分确实对传统弱势群体产生了负面的、差异性对待。例如，在美国，犯罪智能预警系统为刑事司法系统的决策提供信息，通过分析犯罪历史、社会环境、犯罪人格和犯罪态度进行犯罪行为预测，这也意味着不同群体由于再次犯罪的风险评估差异从而导致缴纳的保释金额和关押监狱不同。因此，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警务系统往往不恰当地将深色皮肤与较高的犯罪概率和威胁联系起来，从而导致基于犯罪风险的有色人种在经济支持、医疗保险和就业保障方面处于一种全景式的歧视系统之中。而人工智能同样加剧了医疗保健领域的社会偏见，导致特定群体的次优结果。例如，在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群体中，尽管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具有相似风险，但是与后者相比，前者接受高风险种系突变测试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依赖遗传测试结果的人工智能算法往往错误地对待黑人患者的疾病风险。由此可见，机器偏见不是简单的技术因素，而是技术—社会交互的结果，即人工智能严重依赖人类社会生产的数据，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的任何偏见都会进入智能系统且可能被放大，从而导致系统性排斥。换言之，数字技术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种族歧视，且以一种算法和大数据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生活世界之中。对此，在《技术竞赛:新吉姆法典的废奴主义工具》一书中，鲁哈·本杰明指出，算法歧视既不是来自本质上种族主义的技术，也不是来自故意编写种族主义算法的程序员，而是来自于当前社会既定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分类系统。他专门分析了不同的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和机器偏见来证明此种观点。在人工智能选美中，机器人评审团根据面部特征、肤色、性别、年龄、种族等参数进行标准比对，在此过程中，算法的歧视性选择导致有色人种更难获得选美青睐。在房贷系统和工作申请系统中，也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和肤色差别对待的种族主义。“这些默认设置一旦形成，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投射出一种客观的吸引力，使任何人都难以承担责任。”这表明，机器偏见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非正义。这当然也不奇怪，因为深度机器学习是利用算法来复制人类思维和社会价值倾向，而智能系统更加偏向于新自由主义金融阶级和社会精英的利益。
第二，智能机器的偏见投射与内置。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新型种族主义：智能种族主义。例如，谷歌搜索引擎往往把“黑人女孩”和色情内容联系起来，社会销售的大多数机器人都具有白色的拟人化特征。在现实社会中，当人机互动之际，人们具有把机器人拟人化的倾向，并采取特定的期望、立场和信念。人们不仅会把机器人识别为特定的性别，而且还会归因于不同的种族类别。一项研究表明，当面对不同种族形象的机器人，人们的射杀决策具有差别，对黑人机器人表现出明显的射击偏见。因此，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智能机器内置了种族主义等社会偏见，甚至形成了一种“人工智能的白色框架”，即智能机器更多反映和增强了白人种族的优势和既定框架。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形式和特征反映了白人种族的隐喻和概念、种族化的图像、种族化的情感、解释性的种族叙事等方面，从而表征和强化了白人的“身体特征”和“文化特征”。人工智能的白色框架具有一种不被注意和不被质疑的权力，这种白色至上的理念在硅谷和美国的科技文化中尤其流行，在人形机器人、虚拟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图像以及人工智能影视作品中十分凸显。“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中，也存在于我们对于自主、能动、强大的智能机器的想象，即白人智能机器之于积极形象的建构，有色人种机器人之于消极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将人工智能种族化为白人，可以将有色人种完全从白人智能乌托邦世界中抹去，从而塑造一种人机互动的白色未来世界。”在这种机器文化的单一维度中，种族平等、社会团结和多样化特征以一种机器偏见投射和内置的方式进一步被削弱，甚至形成了一种机器人种族等级文化。
（四）人机关系的政治悖论：政治极化
算法和自动化机器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凸显，成为塑造、改变甚至扭曲政治沟通、政治叙事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工具，特别是社交机器人成为社交媒体议程设置和信息传播中的关键性力量。在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乌克兰危机的关键政治时刻，社交机器人都异常活跃。所谓社交机器人是指控制社交媒体账户的计算机程序或智能算法，其创建目的在于通过干预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方式以期改变人类的行为。在此过程中，社交机器人通过控制社交媒体账户进行材料宣传、垃圾邮件推送、引导和干扰在线问题讨论。社交机器人在数字平台上大量传播低信度的虚假信息，成为操纵社交媒体的有效工具，给社会民主带来严重挑战。
第一，基于虚假信息传播的社会撕裂。社交机器人传播假新闻的目标在于：基于捏造的事实，利用充满噱头的标题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以达到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目的。特别是在公众意见两极分化的政治时刻，社交机器人往往被用来操纵公众舆论，扼杀辩论和搅浑政治问题。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假新闻的大量传播、曝光以及特定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候选人的认知和投票选择。在英国“脱欧”的辩论中，辩论双方最活跃的两个账户都是社交机器人，分别是@ivoteLeave和@ivotestay，它们在推特上贡献了英国“脱欧”话题的巨大流量，这些机器人具有明显对立的政治立场。同样，在2014年的日本国会议员大选中，日本右翼分子通过操纵社交机器人发送大量信息以影响公共领域争议和选民意见。一方面，社交机器人可以推送某些话题、主张或口号，使其成为推特上的热门话题或标签，被用作议程设置或建构政治事件或主题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机器人通过将完全不相关的标签或话题组合在一起，赋予特定问题意识形态结构，从而将具有类似观点或不满的运动与“民意偏好集群”联系起来。由此，政治信息智能传播加剧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两极化、精英立场极端化、社会思潮对立化等社会撕裂危机。对此，《亦敌亦友：社交媒体如何极化美国》清晰揭示，社交媒体平台的沟通方式、社交政治化融合、社交反馈模式、政治身份预测等特征助长了公众的心理分化，特别是对于他人政治观点推断的偏见性加剧以及政治群体刻板印象的深化。就此而言，算法的政治偏见导致了政治立场的巩固和两极分化，从而催生出算法民粹主义。
第二，基于计算宣传的政治对立。在西方政治活动议程中，社交机器人成为自动化信息传递的重要推手，进而引导社会政治事件进程，引发不同立场的截然对立，从而将其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形成了一种基于自动化机器人的“计算宣传”。计算宣传成为西方国家和非国家政治行为体在数字平台上进行信息传播、政策宣传、公民互动以及影响政治结果的重要方式。“计算宣传是社交媒体、自动代理和负责操纵舆论的算法的集合，通过大数据自动化脚本以推进意识形态观点。”例如，在德国，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移民问题导致德国政治话语两极分化。在德国总统选举和州选举期间，社交机器人作为一种“意见机器人的入侵”，虽然整体上不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在德国关键政治时刻，仍然贡献了一定的话题流量。这些机器人相互之间进行关注、转发和协同作战，并且针对特定的右翼议程、移民问题和党派选择等话题进行倾向性操纵，特别是有些自动化账户专门为选举而设，并采用仇恨言论主动攻击德国政府政客和总统、总理候选人。来自社交机器人的威胁持续存在，它们有能力影响政治和媒体领域，公众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来源，从而延续和扩大了社交机器人的影响。因此，计算宣传会强化社交媒体同质化内容的传播，从而引发回音室效应，产生一种不断过滤相反意见而更容易被志同道合的观点所包围的后果，即永远不会接触与其意见相悖的信息从而陷入认知隔绝状态，形成两极分化。例如，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讨论重叠问题的时候，他们使用完全不同的框架且持有截然对立的态度和立场。
二、当代西方对人机悖论的应对进路与困境
面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人机悖论，西方学者试图提出不同的应对进路：分别是超人类主义进路、技术加速主义进路和生命政治解放进路。这三条进路貌似是独立的应对方法，但事实上，它们具有相似的价值预设和核心理念，基于技术形而上学的构建和理性主体的自我解放。
第一，超人类主义进路。超人类主义作为理性人文主义的延续，其期望借助诸如基因工程、信息技术、生命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来改造和增强人类。随着人类与智能机器深度融合，超人类主义正在从理念演变为社会政治运动，形成了超人类主义政党。超人类主义政党的总体目标是超越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模式，走向以技术为中心的“后”或“元”政治。例如，作为制度化比较健全的英国超人类主义政党在2015年启动了一场政治超人类运动，并发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2014年，美国哲学家、未来学家佐尔坦·伊斯特万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超人类主义政党——美国超人类主义党。为了将理念转为行动，超人类主义政党专注于三个核心理念：通过科技进步实现显著的寿命延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支持由理性和科学驱动的包容文化、社会和政治氛围，以促进所有人的和平、繁荣和普遍权利；使用科学技术和理性对话来减少和消除人类物种面临的各种生存风险。在此基础之上，超人类主义分化成两种政治流派：自由超人类主义即每个人都有权改变、改造、扩展和增强自己的生物形态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国家约束；民主超人类主义则更加关注通过技术改变社会已有的不平等或社会鸿沟问题。由此，面对人工智能的人机悖论，超人类主义运动设想了一种后人类社会，以促进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变革。
第二，技术加速主义进路。持续的金融危机和生产过程的日益自动化是资本主义长期危机的证据。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混乱，部分左翼学者认为，应当推动和释放不断加速的技术和社会创新，进而形成了技术加速主义。《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指出，技术加速作为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典范是马克思。“马克思本人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经验数据来试图完全理解和改造世界，他不是一个抵制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寻求分析和干预现代性的思想家。”因此，技术加速主义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性，以突破资本主义的顽疾走进后资本主义时代。基于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一般智力概念，技术加速主义承认自动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产生贫富差距和精神倦怠，另一方面创造社会财富和闲暇。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革命效应重建后资本主义，以重构智能算法、数字自动化技术与资本的关系，从而建构一种超越资本积累和剥削的算法自动化的政治集合。此种理念坚信，数字智能技术能够创建一种公共货币、分布式平台的社交网络和人机交互的空间生态系统，从而“以算法为核心组成的技术不仅构成了资本的工具，而且能够作为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同时借助于社交网络把组织合作和知识生产相结合，以寻求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这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创造公共性的社会算法项目” 。因此，技术加速主义构建了一种技术解放潜力和大众政治力量相结合的美好图景。
第三，生命政治的“诸众”解放进路。在自治马克思主义看来，随着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大力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固定形态和边界正在不断消融。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指出：“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特征正在发生变化，社会中的劳动正在日益趋向非物质劳动，即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和技术—科学劳动、赛博格式的劳动”，更多地涉及人的情感、认知、合作和信息交流等形式。因此，非物质性劳动的重要特质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劳动，即“此种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还生产社会关系，在最终意义上生产社会生活本身”。就此而言，非物质劳动具有解放功能。特别是面对资本畅通的去中心化的帝国，作为生命政治劳动主体的诸众成为内部反抗和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原因在于，非物质劳动是一种主体力量再生产和重构的过程，这也改变了物质生产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从而导致劳动主体的创造力超越资本奴役产生了新的合作关系和共同体。“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并不表现为财富的生产或资本增殖的手段，而是表现为能够再生产社会主体本身的一个过程。”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形态，而是主体运用公共性知识的自我生产。因此，诸众作为生命劳动主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劳动过程不再由资本统摄，而是转为劳动主体的自主建构。这种建构不是一种外在路线的被迫塑造，而是基于生命政治生产的主体的自我建构。那么诸众作为新的阶级斗争主体，其变革资本主义的方式是什么？对此的回答是“出离”（exodus）。“所谓出离，在原初意义上是指实现劳动力潜力的自主性，从而把它从资本的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过程。”
当代西方三种应对人机悖论的解放进路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即技术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人性的假设，即人应当借助于技术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这构成了理性人文主义和现代性悖论的当代叙事。
第一，技术形而上学的乌托邦。“尽管存在不同的理论谱系，但加速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有许多概念上的重叠。二者都是非历史的和倾向于决定论，且都定位一个理想主体。”两种理论范式建构了一种乌托邦的技术元叙事。“创造一个新的人，一个能够超越所有生物限制的人。这种高度的技术浪漫主义将一切都简化为超人类主义的行动议程。”尽管他们辩称，技术增强和加速始终处在政治机构的监管之中且服从于社会发展的特定目的，但就其本质而言，加速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建构了一种技术拜物教和技术形而上学。原因在于，它们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自动涌现，而需要通过加速技术和知识以创造完美的后人类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于生命政治劳动的诸众而言，技术的力量同样塑造了乌托邦幻象。在自治马克思主义看来，如果说生命权力是主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技术形式，那么智能技术改变了生命权力的形态，从而塑造出一种出离资本控制的主体性力量。因此，非物质劳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展下展现出革命和解放的潜能，即技术加速塑造了以创造性和共享性为特征的生产形式，从而让生命政治劳动超越了资本占有。进而言之，生命政治劳动把解放希望寄托于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革命，幻想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主体化的生产和生产方式限制的冲破。
第二，主体自我解放的幻象。超人类主义的“超人”、技术加速主义的“理性主体”和生命政治劳动的“诸众”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局限的主体，它们把解放理解为一种人性局限或技术障碍，而强调积极和主动的自治的政治主体。但是，技术持续加速对人类的身体、认知、情感和生活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被要求处理越来越多的信息，同时参与更多的任务，需要在一个竞争不断加剧和不稳定的世界里永远在线，这些导致主体越来越无法处理这些压倒性的信息和数据流。面对这种无限速度的扩张，我们的身心有明确的极限，最终人类机体将以一种创伤性甚至大规模病态的方式不堪重负。因此，主体解放的建构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困境，甚至会导致一种加速悖论，即劳动力的命运消失在加速发展的未来之中，在机器加速中被解脱的同时亦被控制和毁灭。因此，如果想从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看到限制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主义总是通过种种手段去克服这些限制，但是克服限制的手段会造成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因此，要想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不是简单地加速资本和技术，而是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此而言，政治主体的解放往往陷入个人主义、原子主义的主体化方式，从而走向了虚无主义境地。
第三，现代性悖论的当代叙事。从功利主义、解放自由和人性的角度来看，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旨在寻求从对自身的限制和制约因素中解放出来，它是现代性的典型产物呈现。超人类主义通过对人类进行设计和改造以超越人类的物质、道德和智力方面缺陷，建构人类—后人类存在样态的二元论。相比较而言，加速主义并不寻求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以加速的方式重新定位资本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设施，以达到普遍解放的目的。当然，加速主义核心理念并不是追求毫无目的的速度，而是培育有导向的技术社会加速。技术加速的现代性叙事促使资本主义去中心化，特别是数字技术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合颠覆了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生命政治同样畅想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工作社会，努力将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性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一种新型现代性叙事，并激发相应的社会运动以影响国家政策。但吊诡的是，人类由此被重新设计为混合有机体或生物机器，从而完全致力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人机混合的超级有机体成为资本榨取的对象。因此，以上三种路径不仅没有办法推进资本主义形态的转变，而且智能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只会增强资本的力量和活力，从而塑造更为复杂和抽象的现代性悖论图景。
三、人机悖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回到马克思的技术批判
面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人机悖论，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给出的潜在应对方案陷入了技术决定论，从而走向了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解放幻象。实际上，技术决定论“没有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没有看到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没有看到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以及未来社会的本质性关联，从而抽象、形式地理解新兴技术，把现代技术看作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的独立存在”。技术决定论预设了技术的发展具有独立于社会影响的内在逻辑，且技术变革会引发社会变革。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西方左翼学者打造了技术拯救的神话力量。
为了真正厘清人机悖论的本质，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借助于“机器大工业”“感性活动”“社会实践”“生产力”“资本”，马克思区分了技术本身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揭示了技术的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式。第一，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技术实践不仅是一种生产力，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生成。第二，技术不是抽象的存在，而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反对古典经济学仅仅强调“物”的自然属性，而忽视“物”的社会形式，他指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因而技术具有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第三，技术和资本的融合推动了现代性矛盾的生成和走向。换言之，“现代性的生成是在资本和技术的合谋下完成的，是技术与资本融合互动、相互促进、彼此助推的结果”。由此，资本逻辑的增殖意志和技术逻辑的效率至上构成了同一性，技术作为劳动资料“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第四，技术现代性的双重性。技术现代性悖论的生成中也蕴含着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否定性力量。技术批判理论厘清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和“技术的一般应用”。对于前者而言，技术导致了自然异化、人的异化、社会异化和精神异化，从而造成现代人陷入畸形化、片面化的生存悖论。但对于后者而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技术革命的意义在于引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蕴含着巨大的解放力量，成为走向自由王国的杠杆。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揭示出，人机悖论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极致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不是由全社会共同占有，而是由资本家阶级占有。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决定了，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仅不能消除，反而会在新的基础上趋向激烈。”因此，澄清人机悖论的本质必须从其产生的社会关系入手，因为特定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方式、社会效用和价值指向。“我们不能将平台和数据—流量看成抽象的数字经济学原则，而是在具体的生产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既定形式。”在此基础上，可以把人机悖论分为三种类型：资本主义人机悖论、社会主义人机悖论和一般人机悖论。资本主义人机悖论是指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造成的以人机悖论为当代呈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严重对立，其产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人机悖论在表象和特征上似乎与资本主义人机悖论没有区别，同样会出现技术性失业、监控隐私与智能鸿沟等问题，但是在产生根源上却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人机悖论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政策造成的。一般人机悖论是人们在利用技术重塑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应用效应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对于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而引发的悖论困境。由此可见，要消解人机悖论的现代性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不意味着只要把人工智能技术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样不能忽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技术维度，以防陷入对资本逻辑的泛意识形态批判和技术浪漫主义中。
由上可知，面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引发的人机悖论问题，关键在于超越资本逻辑以推进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同样出现了诸如隐私悖论、不平等悖论、劳动悖论等人机悖论问题。对此，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人机悖论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策与理念引发的社会主义人机悖论问题；第二，技术发展引发的一般人机悖论问题；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大型高科技公司和数字技术霸权引发的人机悖论问题。对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
首先，建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价值理念。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风险和挑战，引发了重大伦理关切和法律规制的变化。当前，为了防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引发的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的风险，中国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从而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的发展。迥异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中国提出了负责任的、创新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次，基于内在进路的“价值内嵌”，塑造人工道德智能体。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内在具有人类价值观念，受到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人工智能从本体上重塑了主客关系，塑造了人机交互、人机融合、人机共生的新型主体样态。尽管当前弱人工智能还不构成真正的道德行动体和法律行动体，但是，区别于传统技术，人工智能毕竟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互动性和情感性，会影响人类的道德环境、道德情感和道德决策。因此，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混合进路把道德理论内嵌于人工智能体，不仅需要将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植入人工智能程序设计中，还要使伦理原则与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相结合，从而让人工道德智能体具有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要通过道德物化和价值敏感设计的方法将“技术实践”和“道德实践”进行统一，用主流价值导向嵌入和驾驭人工智能，防止人工智能“作恶”以实现社会主义人机和谐关系的构建。
最后，基于“数字主权”的“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构建。面对人工智能的跨区域、跨文化和跨产业的全球化属性，在关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重大问题上，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答这一问题并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和框架。这些治理方案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带来全新的挑战和风险。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和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工智能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伦理风险的非同步性和社会议题的多样性。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正视不同国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和“数字主权”，反对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化和单边主义操纵；另一方面，要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的跨文化治理机制，以消除文化壁垒进而塑造求同存异的人工智能跨文化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