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遥远的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工人抗争，与当代中国社会有怎样的联系?历史当然不会机械地重复自身，但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确实不断重复地形成着新的工人阶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抗争。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和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同样经历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口构成了一个新工人阶级主体。虽然意大利存在独立的左翼政党和工会，但它们选择了议会政治道路，反而对自发兴起的工人运动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这一保守取向与当下的中国总工会类似。在此情形下，当年在意大利出现了“工人主义”的思潮和工学联盟的实践，过程中有着众多的问题与辩论，其遗产到今日仍需我们辨认、清理、传承。
“多数派”对意大利经验的介绍分为两篇。第一篇概述回顾了意大利“漫长的六十年代”历史中，工人运动以及左翼学生运动的出现、勃兴和落潮。第二篇访谈则从运动中人的视角回顾了“工人主义”运动中的种种路线之争，也谈到了意大利经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启示。
意大利六十年代：“工人主义”兴衰史（上）
编写自：王行坤，《意大利漫长的1968：拒绝工作、自我削减与暴力》，澎湃思想市场;《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无产阶级闹天宫》(上)，工潮
在对全球1960年代抗争运动的书写中，最惹人注意的往往是法国和美国，而意大利的经验则常遭到忽略。但实际上，就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来说，意大利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异类。在其他地区如法国，60年代在1968年已基本终结，而意大利60年代的社会运动则持续到1970年代末，无论是波及范围、力量强度、持续时间还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都绝无仅有。因此我们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十年左右的时段。
1969-1970年的“热秋”罢工是这十年运动中的高潮。根据 ISTAT 提供的数据，在 1969 年，七百五十万名工人参与冲突，导致三点零二亿工时损失。就工作日的损失来说，“热秋”罢工成为仅次于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第三大罢工运动;但就学生与工人的结合程度来说，法国的总罢工就逊色多了。正因为时间之长、学生与工人的结合之深，意大利的这段历史也更值得我们去回访、去叩问。
战后年代：新工人、野猫罢工与“工人主义”的兴起 （1950-1966）
二战前的意大利基本上是个农业国。1950年至1960年间，意大利大工业开启了一个工业现代化周期，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许多大公司通过在工厂中引入半自动化、全循环加工来创新生产方法。这种技术通过流水线生产，强化了劳动分工，技术和组织变革在资本主义的构成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工业发展导致了从农村到工业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从南到北，从意大利到中欧国家。在1952年至1962年之间的十年间，多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人。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改变了居住地、工作和习惯。社会制度迅速发生变化，呈现出跨国公司与“群众工人”之间的对立。
独立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会外的革命左派运动出现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人主义”在60年代初伴随着《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的活动而诞生。《红色笔记》的战斗力表现在理论分析、调查、“合作研究”（conricerca）和政治干预。一些作品，如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特龙蒂（Mario Tronti）的《资本的计划》等一系列著作激发了大量的争论。
1962年，一轮新的斗争周期始于工人与公司的集体合同续约的问题上。都灵有九万三千名工人罢工，阻止汽车厂的生产。菲亚特（FIAT）公司以锁厂（lock-out）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与 UIL（“意大利劳工联盟”，一个与公司合作的工会联盟）签订单独的合同。7 月 7 日，大批年轻工人到法律广场的 UIL 总部，破坏总部大楼，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成千上万的工人逐渐涌入，冲突变成了反抗，持续了两天之久，在此过程中示威者们得到了广泛的交流。随着法律广场事件而来的争论界定了关于工人斗争模式的不同立场，以及关于《红色手册》团队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矛盾的立场深化了，最后导致《红色手册》团队的分裂。
1963年10月，菲亚特发生了重要的野猫罢工事件。在都灵、米兰和维内托的许多工厂都发起了自发性的斗争。《工人阶级》诞生了——第一期出版于1964 年
1966，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的工人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野猫罢工在北方的许多场所爆发。1967年，马格拉港组建了“工人力量”团体，同名杂志开始以一定的频率面向工厂散发。
热秋”：学生运动与工学联合（1967-1973）
事实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要早于法国。从 1967 年初到 1968 年的春天，学生斗争在大学中发展起来，数万名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大会（student assemblies）成为群众自决的政治场所。学习小组和研讨班成为了集体分析和表达的机会。他们产生了一系列的传单和其他文件，表达了运动的各种立场。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被占领了。
清校的警察与学生之间爆发了许多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场运动是发生于1968年3月1日罗马一大朱利亚山谷（Valle Giulia）校区的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对抗。公共汽车与警用车辆被烧毁。在这次械斗中478名学生、148名警察受伤。这也为后来的学生运动奠定了暴力的基调。2－3 月，意大利主要城市（米兰、都灵、帕勒莫、博洛尼亚）的学生们发动了成百上千次的斗争。两千七百名学生被指控犯罪。
学生抗议主要源于对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的不满和对就业前景的悲观失望。在战后经济奇迹的驱使下，1968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是1951年的两倍，但是学生面对着进校容易出校难、出校容易就业难的困境：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课程设置僵化，教学氛围压抑，旧有的威权主义教学模式主导着大学校园。而更为关键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现自己已不大可能在毕业之后加入精英俱乐部，上升之途愈发狭窄。他们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对这一切，选择议会道路的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视而不见，学生的不满在国内合法的政治框架中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渠道。
这个时候国际上的影响也变得至关重要，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南春节攻势、法国五月风暴以及拉美的解放运动，尤其是牺牲后的切·格瓦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的学生运动。
于是，始于反对学术威权主义的学生运动，很快发展为反对整个制度体系的运动。学生们吸纳了中国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当时意大利一个毛主义团体就叫“为人民服务”，后来更名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在当时，他们的服务对象自然是工人阶级，服务的手段主要是借鉴中国的“赤脚医生”实践——当然他们不是去农田服务农民，而是进工厂服务工人。在当时意大利的医学院学生看来，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因此学生下到工厂，向工人们解释说“老板摧毁了我们的健康，然后就给我们包扎一下。”他们团结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抗争而非医生的治疗来实现健康的目标。这也起到了质疑医生在健康方面垄断地位的作用，与质疑教师在学校中的权威地位，可以说如出一辙。
他们不仅从外部接触工人，对工人进行政治的动员，而且也和工人一道，参与到对工厂内部劳动过程的介入和组织中。在这一点上，学生们无疑受到了中国1958年以来的工厂管理模式的启发。这种模式反对物质刺激，通过工人主动参与对工厂的组织管理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削弱工厂内管理者和机器理性的权威（这种所谓客观的权威被马克思称为工厂专制主义），让他们认识到对工厂的另类组织是可能的。学生们进而认识到，工厂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而且也应该成为工人学习写作、拓展技能的场所。他们不再将工人视为螺丝钉，而是认为应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结束前者受制于后者的不合理制度。这在后来的罢工运动中表现为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如放慢工作节奏，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在这方面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未来的统治者，而是致力于服务工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闹革命，而自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游击队力量。学生帮助工人建立真正的基层代表组织。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学生极大地动员了工人，在意大利实现了学生与工人的大联合。
1968年4月6日，一群学生参加了菲亚特门前的罢工活动。90%的工人和许多职员放弃工作，罢工要求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40小时，降低生产频率，取消加班。各部门与各小组的罢工持续了数天之久。紧接着，4月中旬，工人与学生的联合反抗发生于玛佐多公司（纺织企业）的一次长达十天的罢工中。期间，工人与警察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冲突，一些企业主的别墅被袭击并被纵火，汽车、宾馆、商店和公司创始人的铜像被毁。一百零五名工人被拘留, 四十七名被捕。
1969年春天，工人的斗争蔓延到许多工作场所，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大、中、小型工厂，要求提高薪水和减少周期。这些主张构成了冲突的内在政治性。这种工人自治背后的驱动力是大型半自动化工厂（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西门子、倍耐力、蒙特爱迪生石油化工等）中的冲突。这些工人是泰勒制-福特制下被“去技术化”的工人，他们大多工作在流水线上，在生产过程的作用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螺丝钉。4 月 11 日，工人们在菲亚特停止生产，并成群结队地走出工厂，走上因罢工而瘫痪的都灵街头去游行。5 月 11 日，许多部门确定了几个小时的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发生。缺乏定期送料的装配线将无法再运转。野猫罢工变得普遍化。这种前所未有的斗争形式将能够使最富斗争性的工人发现停止生产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关闭一个生产部门， 停止一个车间乃至整个工厂的生产。1969年6月，米拉菲奥里工厂停工了十五天。继而，罢工在所有其他公司普遍开展起来。菲亚特累计损失40,000辆汽车的生产。
9 月，《工人力量》周刊开始出版。9月6日，200万名工人包括金属工人，建筑工人，化学工人等在意大利各地罢工。米兰倍耐力的工人用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游行阻塞了所有交通。大众工人的斗争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渐趋增强且升级。这往往被称为“热秋”（Hot Autumn）时期的开始，尽管这一轮斗争周期却是之前就已经逐渐形成的。在意大利的这场罢工中，卷入其中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另外因为意大利罢工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也被称为“缓慢的五月”（Maggio strisciante）。
如前所述，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脱离群众运动，因此传统政党和工会都没有对工人形成有效的组织，但是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却自主地爆发了。学生在工厂中与工人组成学生-工人代表大会；例如，在菲亚特位于都灵的米拉菲奥里（Mirafiori）工厂内，学生与工人组成的代表大会在都灵大学的教室内展开讨论。意大利的工人积极进行自我组织，对工厂内部的工作节奏和运作流程进行自主规划。正如“继续斗争”组织所说，意大利的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文化革命”，尤其是，“工人逐步解放自己。在工厂内，他们摧毁了一切权威，摧毁了老板用来控制和分化工人的工具，他们打破了让他们成为奴隶的禁忌。”这个时期的工人在精神上可谓改头换面，真正体会到了集体行动和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愉悦。
而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学生退居次要地位，学生运动分子要么走出校园成为真正的工人，要么成为激进的活动家，要么成为研究者。总之，学生必须摆脱自己的学生身份，才能真正进入革命运动。如此一来，学生运动慢慢消解了。工人组织（当然也有学生参与其中）成为斗争的主角。
在意大利“热秋”期间，工人们体会到了极大的解放感，他们甚至感觉到了革命的到来。这里的革命具有列宁所说的“节日”的意义：卫生间、食堂、房间、车间和办公室，工厂内的所有空间都成为工人造反的场所。绝大多数工人都想敞开心扉，一吐为快，与人进行交流讨论。有活动家回忆，1968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作为工人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主角，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之后的两年内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女工之前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爱说话，但在60年代末则成了话匣子，总是想要和别人进行交流。
整个运动对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还有脱离群众运动的政党以及制度化的工会——“我们都是代表。”他们反对成为精英式的先锋党，而是通过类似于中国的“群众路线”走向群众，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再成为大众的先锋队。事实证明，来自意大利南方的那些无根的、无技术的移民并不一定在政治上就是落后的，相反，那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工人从前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斗争战术。这也印证了工人主义对于工人斗争的乐观态度。
运动的衰落：资本吸纳、另寻出路与全面镇压（1973-1979）
1973年是一个分水岭。鉴于智利民选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所推翻，意共书记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在议会中仅以微弱多数打败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左派政权，那必将在意大利和北约内部引发危机。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统治，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就是与天主教民主党建立执政联盟，这被称作“历史性妥协”。这无疑激起革命左派对意共更大的不满。
另外，面对意大利激进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反击，即采用自动化和数控技术，削减工业生产，发展新型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雇佣越来越不稳定，工人日渐变得多余，工厂内剩下的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力量被削弱。面对主流政党与资本的双重打压，“工人力量”引起大规模起义行动的期望遥遥无期，于是关于运动的军事(暴力)化就成为内部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3年6月解体。
另外，面对意大利激进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反击，即采用自动化和数控技术，削减工业生产，发展新型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雇佣越来越不稳定，工人日渐变得多余，工厂内剩下的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力量被削弱。面对主流政党与资本的双重打压，“工人力量”引起大规模起义行动的期望遥遥无期，于是关于运动的军事(暴力)化就成为内部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3年6月解体。
不愿就此放弃的行动者们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奈格里等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生产空间就从原本封闭的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工厂”出现了。相应地，一种新的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出现在工厂内的“大众工人”(mass worker)到“社会工人”(socialized worker)的转型过渡，这是与“社会工厂”处于敌对关系的人群。“社会工人”表现为多种形象，如工人、学生、失业者、无薪的家务劳动者。
“社会工厂”理论的意义在于开拓工厂之外的抗争可能。随着“社会工厂”的出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就变得模糊，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关于消费的斗争)直接就具有生产斗争的意义。70年代的意大利见证了多元化的再生产斗争，如占领房屋运动、消费领域的“自主定价”运动、女性主义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等。
1978 年3 月 16 日，秘密武装团体“红色旅”(Brigate Rosse)绑架了意大利最大的党派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前总理阿尔多·莫罗，随后于5月9日将其杀害。这一事件轰动世界，同时也对意大利的激进运动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国家借助消灭“红色恐怖”而大肆逮捕革命左派成员，这就是著名的“4.7逮捕”(1979年4月7日)：数千人被捕， 还有一部分人受到警察通缉被迫流亡国外。奈格里、斯卡尔佐内等“工人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纷纷入狱。实际上，他们与“红色旅”并无直接关系，这完全是政权的构陷——诉讼程序在多年以后才得以进行，许多人被无罪释放。
实际上，“工人主义”与“红色旅”存在根本的路线区别。“红色旅”成立于1970年，这个群体自认是群众的先锋，自认代表工人运动，但是却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系统的分析，主要诉诸于过去革命的口号和教条。他们将国家、资本家及其走狗作为攻击对象，提出的口号是“攻击国家的心脏”，采用的方式除了绑架暗杀之外，还有就是向官员膝盖射击，以此象征“权力机构的残废”。但这只能是象征性的行为，因为国家机构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而且也包括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只能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对此，奈格里在中国的一次访谈中明确说道：“小的组织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事实上，群众动员越成功，暴力也就越无用。
除了对革命左派的逮捕，1979年以后工人积极分子也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1979年10 月 9 日，米拉菲奥里工厂、里瓦尔塔工厂和蓝旗亚基瓦索工厂开除了六十一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自治委员会的进步人士。这一举措是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宣称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超过六千名被认定为缺席、缺勤、不合作和不服从老板的工人被分别解雇。
1980 年9 月 10 日，在罗马，菲亚特与金属工人联合会的谈判破裂，宣称将针对一万四千名雇员启动裁员程序。经过工人三十五天的纠察和生产中断，工会与菲亚特在罗马签署协议: 裁员被撤销，两万三千名工人的工资补偿基金(这是对离职工人一种暂时性补偿)得以实施。三个工会联合会的书记亲自参加集会，以便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合同签订;但绝大多数工人持反对意见。三名工会领导人拉马、本韦努托和卡尼蒂顶着愤怒工人的殴打被迫逃离，耻辱地寻求了警方的保护。两万三千名涉事工人中没有一个再回到工厂。
意大利六十年代：“工人主义”兴衰史（下）
翻译自访谈：工人说了算，而非那些外人(https://www.gongchao.org/2018/09/15/the-workers-may-have-the-last-word/)，拉尔夫·鲁库斯(Ralf Ruckus)采访费鲁乔·甘比诺(Ferruccio Gambino)
I. 战后工业化、意共的危机与《红色手册》
鲁：1950年代哪些社会和政治变动造成了工人主义的新理念?
甘：工业化、移民，以及不仅城市而且几乎意大利各地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1947年，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被踢出了受美国资金和外交支持的战后反法西斯政府。最终成立的政府是由大保守派政党和一些小的世俗政党(法西斯党除外)组成的联盟。它试图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工业国，并改变以北方垄断工业家和南方地主组成的联盟为中心的旧秩序——这一旧秩序通过管控从乡村向城市的移民，严格控制工资和劳动供给。
这些管束遭到移民们的强烈抵抗，他们用脚投票，离开了农田中糟糕的工作。到1950年代，以城乡分离为基础的旧社会秩序开始瓦解。1955-1975年间，一半意大利人(即五千万人中的二千五百万人)改变了自己的居所。
从北部农村、意大利中部乃至意大利南部向(尤其是意大利西北部的)城市郊区的移民浪潮是一条不会回流的河。此外在1940年代末，意大利政府曾满怀一去不复返的希望，鼓励年轻人移民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也有向比利时煤矿的合法移民，并且1954年后向德国的合法移民也大踏步前行。还有向法国、瑞士和英国的合法与地下移民。到1950年代末，当意大利城镇的工业化势头强劲时，许多欧洲的意大利移民纷纷回国。回到意大利后，他们往往会要求获得与其在中欧类似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到1950年代中后期，人们的不满开始增长。但在当时，这种不满还没有名称。
鲁：你能给我们进一步讲讲意共的政治危机吗?谁以及为何对意共不满?
甘：在工业领域获得新工作的年轻人寻求自卫，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政党、左翼工会联盟(意大利总工会)和中间派的天主教工会联盟(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那里所获甚少。但是，左翼的总工会所能提供的比温和派的意劳联还要少，因为产业家从1940年代末起，就开始采取强硬的反左立场。
此外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暴动后，一部分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加入意共。一小部分被1950年代两大左翼政党 (意共和社会党)孤立的异见马克思主义者，在例如罗马、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帕多瓦以及尤其都灵这样的城市中，引起了青年工人和学生的一些注意。
鲁：拉涅罗·潘齐耶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甘：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这段酝酿时期，潘齐耶里是一位能将人们凝聚起来的人物。……1950年代初，他晋升担任社会党领导层的重要职位。当社会党右转(1959-1962年)并加入政府联盟后，他定居都灵，为一家出版社工作，拉开了自己与社会党的距离。作为一位不倦的组织家，他将全国各地从社会党、意共分裂出来的各种左翼青年异见团体和小团体联络起来，并使他们为崭新的事业做好准备。
鲁：他活动的结果之一是《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杂志。
甘：这可能是他主要的成果：将分散的年轻人集合起来，给他们超越当时政治建制的动力和勇气，发行了开拓性的刊物《红色手册》。第一期出版于1961年。
鲁：你觉得，《红色手册》最重要的贡献有哪些?
甘：首先是主体性。历史学家于尔根·库琴斯基 (Jürgen Kuczynski )在《工人阶级的兴起》最后一页中写道：“……如果不是作者同情这个阶级的话，就不会有关于还没遭遇过知识海难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和状况的著作。”阿尔科蒂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如果不和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并肩战斗，就不可能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状况。这就是他所谓“合作研究”(conricerca)的源头。[1]
其次，随着工厂扩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日益受到工厂的塑造。马里奥·特龙蒂进一步指出，我们之前是首先观察资本主义发展，然后再是工人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必须把问题上下颠倒过来。首先应该是工人阶级斗争。[2]
第三，潘齐耶里和列塞尔提出，被制服的阶级冲突经过消化吸收，变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工具。
最后，潘齐耶里曾提出，机器和技术创新的资本运用不是造成进步的中立演化，而是剥削和征用工人阶级的精致工具。[3]
1960年代初，伴随欧洲迷人的经济增长，他们的话听起来与主流常识相悖。即便现在，似乎很多国际左翼也并未接受这些观点。
II. 组织分裂与路线之争：列宁主义VS“合作研究”
鲁：1963年《红色手册》分裂了。分裂的原因是什么?
甘：那次分裂由来已久。都灵的潘齐耶里和他周围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战士们能深化经验，并在以新的政治活动团体和更为充分地准备重装上阵之前，花上一段时间仔细研究工人阶级状况。
随后，《红色手册》大概有一半人(包括潘齐耶里和列塞尔)将自己的活动主要限于研究。另一半人(包括特龙蒂、奈格里和阿尔科蒂)则决定开办新的战斗性刊物《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
鲁：分裂时你在做什么?
甘：1963年末，都灵的朋友告诉我说，威尼托大区的那些人要分裂，其他一些城市要离开《红色手册》。我订了他们的新杂志《工人阶级》。当收到第一期《列宁在英格兰》时, 我的思想遭到了实实在在的震动。特龙蒂写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首先观察资本，然后再观察工人阶级斗争，而我们错了。他论述道，我们必须把问题上下颠倒过来。我的头脑开始翻滚。
鲁：《工人阶级》周围的团体有多大?
甘：1966年初，它是一个虽然小却活跃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城市和小工业区的团体。到那时，威尼托(意大利东北部)的《工人阶级》团体发展壮大，已经有五十多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了，包括许多产业工人。他们开始称自己的团体为“工人力量，工人阶级威尼托分部”。
不过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团体。它的大部分领导人(包括从来没有和意共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总编马里奥·特龙蒂)在罗马。当意共在1966年铆紧螺丝时，马里奥·特龙蒂和他手下在罗马的一些战士决定让刊物和团体永远关张大吉。之后，此前因参与编辑《工人阶级》而被中止意共党籍的马里奥·特龙蒂完全重新融入了意共。
正是在那时，那些希望继续组织工作的人重组为“工人力量”。那些不愿放弃的人创造这个团体是出于必需。
鲁：你也参与过“工人力量”, 尽管在某些方面你不赞同它的一些观点。
甘：在“工人力量”的1969和1970年是忙碌而充实的年份。这段时间充满了政治活动。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讲，最困难的时期是在1971年“工人力量”转向列宁主义之后。
向列宁主义转向比较早的标志是《工人力量》第三期的一篇标题不祥的文章：《从说列宁开始》(Cominciamo a dire Lenin)。包括我在内相当多的人，与布尔什维克风格格格不入。而我们却和那些试图利用列宁主义缩减组织工作的人待在一起。
对那些曾采用过合作研究方法的人来讲，关键是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组织。在列宁主义看来，所谓“阶级意识”(那时我们没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这个术语，因为它就不在那儿)必须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灌输入工人阶级当中。这是对合作研究的颠倒，扭曲了那些转变了组织方针的团体其成员的最终行动路线。
随着1970年代中期不同列宁主义武装团体(例如红色旅)的扩散，随着1977年开始对“工人力量”成员的镇压和逮捕，我们的麻烦增多了。我这里要补充一下：那些进行反对事物的鼓动、宣传和暴力的团体，与红色旅这样对人民采取暴力的团体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工人力量”前领导人或者被监禁或者被迫流亡的原因在于，受意共鼓动的司法机关决定，使绝迹了的“工人力量”有罪化并且永远地消灭它，最好的办法是，宣称他们的组织还没有解体，并且其与红色旅的领导层有所重合。1983-1984年开始公审时，这种指控是荒谬且站不住脚的。但在同时，战士们已经或者遭受了严密的监禁或者流亡国外多年。同时，“工人力量”实际上在1973年7-12月之间已经解体了。
鲁：工人主义提供的一种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合作研究”。谁开始使用这个术语的?
甘：阿尔科蒂首先使用它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一种共同性(commonality)开启了这种对待工人阶级状况的新方法：工人和知识分子战士能应对挑战，能不分高下，并且能努力相互帮助。双方都是政治努力的一部分，谁也不会去压倒谁。只要工人的状况被关注，工人(而非那些外人)或许就会有最终决定权，但却是在公开讨论的条件下。阿尔科蒂认为，并不存在会自上而下递减的才智。我们不必去教授什么东西，在说话前，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状况。即便在阿尔科蒂研究工作状况的方式中，你也能看到那样的态度。他研读了所有有关时间-运动研究、生产技术(换言之，老板的工具)的书籍。当一名战士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他/她必须搜索一切边边角角。
鲁：是的，你参加一场斗争或者希望了解工人的状况，不是因为你想告诉他们一些东西，而是因为做出评论之前，你首先要倾听、观察和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合作研究不是寻常意义上仅仅去了解一种状况的研究，而是特别地专注于变革事物的研究。我想，这个方面是重要的，因为如今一些人利用“合作研究”这个概念和术语只是去从事科学或研究，甚至在此之上建立他们的学术事业。但这不是初衷。它应该被看成一种组织、自组织和干预斗争的形式。
甘：我完全同意。
III. 当年意大利与今日中国的比较
鲁：让我们来谈谈1950-60年代的意大利与当代中国的相同和差异吧。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移民以及随后的工人斗争。
甘：一个大问题是，大部分人口脱离农村，旧有的农村经济解体了。在意大利，有那样众多的人口——至少相对于意大利人口来讲是众多的 ——从乡村去往城市。人们只提着硬纸板行李箱，便坐上火车来到了北方，追求更高的工资——或者甚至任何一种合理的工资。几个世纪的剥削和压迫终于走上了公共舞台。他们有自己的尊严，他们要求得到承认。
鲁：在中国可以看到的是，移民工人带着简单的包裹，坐火车往返东部或南部的工业区。
你曾说1960年代意大利斗争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二战后去往其他条件更好的欧洲国家的移民。当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到意大利时，有着比那些待在意大利的人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的条件怎么样。在中国，移民通常是在国内进行的，但是当移民回到他们的村庄时，那些待在村里的人看到你在城里能挣更多钱，许多人于是也移民了。意大利移民工人的斗争看上去如何?
甘：1959-1962年间是个转折点，因为当时在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包括米兰)， 一场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正在兴起。工人开始说：我们创造了所有这些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估计，这种态度多少也会影响中国。这或许需要数年时间，但那种四周堆满财富而自己所得甚少的感觉会造成惊人的结果。
鲁：我觉得我们已经处在这个阶段了。但有一点不同。意大利工人的状况确实改善了，虽然非常缓慢，并且被漫长的危机所打断。在中国，增长期很长，并且仍在继续。仅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短的危机时期，对工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显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愿景。
我们已经讨论过：工人主义的一个发现就是按照正确的顺序归置事物。面对那些分析资本然后再分析工人阶级的人，工人主义者说道：先看工人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当然是发展的动力。
中国要追求“更先进的”经济，就必须提高国内消费。这意味着，雇主需要将工资提高到一定程度，以使人们确实能够购买更多商品。这也是许多工人的要求。并且正如你所言，他们看到了财富，并且想要更大份额。这是否将在中国造成一种革命状况或者造成与1960和1970年代意大利类似的工人运动，我们拭目以待。
[1]阿尔科蒂的《菲亚特的斗争》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2]特龙蒂的《列宁在英格兰》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3]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