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提出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实质是对关东军侵略行动的集体默许，隐身其后的是日本朝野上下长期以来形成的“侵华共识”。日本此后不断扩大的战争行为，直接戳破自己当初编造的谎言。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安排日本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至1932年2月，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为日本所占，东北人民饱受长达14年的奴役之苦。
中外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早已探察清楚，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已定性，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日本论著将研究视角放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协调派”和“扩张派”的纷争上，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片面强调“协调派”提出的“不扩大方针”，以及其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努力”，提出“关东军独走说”，宣称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绑架了政府，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乃至中日战争的爆发，企图为日本政府脱责，洗白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部分日本历史教科书承袭了这个观点，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表述是：“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
日本这类论著和教科书的表述堪称荒谬。
运用日方史料，可以清晰还原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出炉过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关东军“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此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满铁调查人员的记录也提及，“作为冲突的原因，支那兵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由于(关东)军方严格保密，欠缺明确”。通过多方信息，日本当局不难揣测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真正元凶。9月19日上午，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币原喜重郎宣读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阁议最后确定“维持现状，不扩大的方针”。在日本当局业已明确九一八事变的情况后，并未提出对关东军行动的斥责，相反，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中，肯定了“关东军的决定和处置”，随后指出，“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宜遵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
问题在于，既然日本政府作出“维持现状，不扩大的方针”，日本军部也指令关东军“遵从阁议”，为什么关东军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相反，在占领吉林、长春等市并向黑龙江省城入侵的同时，抓紧组建地方傀儡政权，为炮制伪满洲国紧锣密鼓。而且，日本朝鲜驻屯军在没有天皇和军部军令的情况下，擅自出动第39混成旅团越界侵入中国东北。昭和天皇初而表示，“未经阁议决定不能裁可出兵”。但9月22日的内阁阁议予以了“追认”。天皇也随之下达了“允许越境”、“越境支援关东军”的命令。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记述道：“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日本当局对侵略东北的行动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由此毕现。
在国际上，日本外交人员也竭力为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辩解。9月19日，日方代表芳泽谦吉要求“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地方事件’”。9月23日，国联通告“中日两国军队各自撤退”。芳泽谦吉谎称“日本军队已陆续回归满铁附属地，其他残留部队负责各地方治安和保护侨民之责，不属于军事占领”。翌日，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强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正当权益”。9月30日，币原喜重郎在上呈天皇的报告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远因是“世界不景气”，近因是“支那的排日教育是日支纠葛的根本问题”。不难看出，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不扩大方针”，但事实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驻外军队的侵略行径，相反却为之辩解张目。
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与日本的既定国策合拍。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为桥头堡，开始殖民经营东北南部。满铁以政府、关东州、领事机关以及驻满铁附属地的军队警察为强大后盾，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满铁附属地，攫取“满铁五路”的筑路权和经营权，同时向东北北部和内蒙东部渗透。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占据其他列强不能撼动的强势地位。因此，日本军政当局以及朝野上下几乎协同一致地将所谓的“满蒙权益”视为“生命线”。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讲演称，“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1931年7月，若槻礼次郎首相在出席民政党的一次会议上强调：“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1932年1月，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上台组阁，犬养上任伊始在国会讲演中称，“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对既得利益的拥护，此乃我国策之基础……眼下，我国军将士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对此，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外务大臣芳泽谦吉也表示，“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有百万居留民，有租借地、铁路、煤矿以及条约和契约享有的重要权益，然而，近年来支那政府蔑视历史，蹂躏我方依据条约和契约享有的权益……使我国的权利利益陷于危机”，“9月18日夜，又突发爆破铁路事件，酿成日支冲突事态，以至使满洲的政情为之一变”。
随着日军在东北侵占地域的扩大，对其侵略行为愈加不予掩饰。犬养内阁不仅宣布承认关东军对辽西“匪贼”的讨伐权，随之，又连续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齐齐哈尔、哈尔滨，撮成伪满洲国，抵制李顿调查团，轰炸锦州等一系列事端，并在陆、海、外三相协议的《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基础上，推出《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明确表示：“将满蒙从支那本部政权分离出来，在其统治支配地域，诱导其建立一实质性国家”，“为扩大和恢复帝国在满蒙之权益，今后以新国家为(交涉)对象”。阁议还决定，新国家“建国最迟定为3月12日”。1932年8月25日，在国会临时会议上，外相内田康哉宣称：“满蒙事件是我国发动自卫权，正大光明，毫不羞耻……我国民必须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坚持主张，一步也不能退让!”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抛出的“焦土外交”政策。
综上，不难解释，为什么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宣称的“不扩大方针”不仅没有具体落实，相反却明确站在驻外军队的侵略立场上，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炮制和扶植伪满洲国，从而揭开14年战争的序幕。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质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纠结于日方宣称的“不扩大方针”，只会被带入美化日本侵略的路径上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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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芳井研一解说：《满洲事変日誌記録》第1册，东京：不二出版，2009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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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日方报告书》(未刊版)，2010年，第238—239页。
[9]《满洲事变に関する報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Ref. A03033724400。
[10]《满洲事変に関する報告》(1931年9月3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Ref. A03033724400。
[10]《第59回帝国議会衆議院議事速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Ref. A07050025300。
[12]参见粟屋宪太郎：《日本の政党》，东京：小学馆，1989年，第264页。
[13]《第60回帝国議会貴族院議事速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Ref. A07050025500。芳沢所称“百万居留民”包括在东北和内蒙的朝鲜人。
[14]日本内閣：《满蒙問題処理方针要綱》(1932年3月12日閣議通过)，稲葉正夫、小林竜夫等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篇)，第172—173页。
[15]《第63回帝国議会(臨時)衆議院議事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Ref.A07050027300。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