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他胸中积蓄着风暴和惊雷》为“龙江文学批评书系”之一，由文学批评家乔焕江撰写，内中收录乔老师对黑龙江本土文学作品及知名作家的评论文章数篇，从不同角度阐述黑龙江文学经典的内在地方和地理意识、独特的文学魅力、文化传统等，对促进黑龙江省原创文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其中《生成与延展：东北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再思考 ——以鲁迅为二萧作序为中心》一文。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文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是构成现代文学版图的组成部分，更直接参与并一度推动了现代文学历史的生成。一方面，由于它们契合了现代中国的结构性难题而与历史的流动偶然相遇，从而进入文学的主脉;另一方面，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它们的意义生产，对其地方知识的文化来源和所蕴蓄的多重意义向度有所偏废。相应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其复杂的多重意义在此后的文学史叙述中也才会不断生产出来，使文学空间不断延展。鲁迅为二萧所作之序，正是辨别这一复杂关系的重要文本线索。
本文选自《他胸中积蓄着风暴和惊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感谢作者乔焕江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生成与延展
东北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再思考
——以鲁迅为二萧作序为中心
一
作为特色的“构成”与作为历史的“生成”
在作为整体的“中国”这一概念所支配的语境中探讨某一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应该说，其主导方式还是将前者视为后者具有特色的组成或构成部分来看待。
在出版于90年代中后期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总序中，严家炎先生提出从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内的区域文化的视角，以推进对地域文学把握，作为这一理念的实践，该丛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在视野，对于特定地域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的认知助益良多。就今而言，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其中作为80年代寻根思潮余绪的痕迹。不过，当下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其中处理地域文学的某种思维模式。我们注意到，在这篇序言中，严家炎先生开篇即言：“文学有地域性”。[1]对这一句式的结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地域是作为从属性的因素隶属于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整体性“文学”概念之下的，也即，文学可能具有多重属性，地域性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当然，从这一维度切入对文学实践的描述，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国家史观主导下的单一的社会学批评的束缚，破译出文学实践更为潜在隐秘的区域文化密码。不过，即便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地域文学与整体文学之间的层级关系却被更为深入的确定下来，即：不同的地域文学作为整体文学有效的构成或组成部分，汇入后者的版图并使之呈现出多样的风貌。实际上，在严先生的构想中，他正是在“为文学打上独特印记”这一点上定位地域文学的属性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整体文学的概念，毕竟不能等同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存在着一个实在而复杂的历史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历史时刻，由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的驱动，某些地域文学的实践因为特殊的历史契机而直接参与塑造这一历史时期整体文学的面目，甚至决定了后者的性质和走向。简言之，整体文学发展的特定脉络，正是地域文学参与生成的结果，地域文学与整体文学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更为重要的生成性关系。
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为二萧小说所作之序，正是我们把捉东北文学对现代文学生成性关系的重要文献。当然，要认识到这种生成性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域和文学场域。1935年，侵华日军发动华北事变，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为对这一策略的响应，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左联随即解散，现代文学由启蒙的“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之后，再度面临转型。文学向何处去，无疑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当时的一个难题。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某种程度上，塑造阶级意识、倡导阶级斗争的文学重心有完全让步给民族斗争的可能，实际上，从周扬等人极度排斥随后由鲁迅、胡风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看，这一可能完全可能变为现实。不过，与周扬等人直接从理念层面对文学走向的设计不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构想则既来自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结构性认知，又来自他对具体文学实践的观察，来自他对文学实践中某种可能的发现。如何同时承当民族抗争与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命，这种文学的可能正是在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呈现为具体的文学经验。
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鲁迅引用爱伦坡的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2]，指出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即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机与统治者的反动和腐败并存，他深刻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统治者正站在帝国主义的延长线上。因此，对这双重难题的克服实际上也就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在萧军的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东北沦陷区底层民众的痛苦遭际和艰苦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将底层的阶级抗争和民族抗争统合起来的可能。当然，也是因为这一斗争的双重指向，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文学必然难为国民党统治者所容，“这书当然能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3]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他指出：“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于是，这篇文章中的奴隶实际上是指帝国主义和在其利益延长线上的反动政府统治下的双重意义的奴隶，而他在萧红《生死场》中看到的“力透纸背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4]是对侵略者的民族抗争，更在根本上指向对统治者的阶级抗争。正是在二萧真实而鲜活的文学叙述中，而不是在充满“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的作品中，鲁迅发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可能，在他这里，这既是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又是特定历史情势下对前者的深化。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这样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滞，或者说‘此路不通’了。”他特别强调：“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5]
对于统合多重斗争的认识，胡风在1936年5月9日《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说得更为具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的。不过在这里应该指明：是统一了那些主题，并不是消解了那些主题。例如——封建意识和复古运动都能在大众里面保存甚至助长‘亚细亚的麻木’;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欲求的阻碍，压抑，都能减少甚至消灭他们的热情，力量;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滥用的权力，在动员和团结人民大众的活动里面都是毒害……由这些所引起的一切社会纠纷应该包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题里面。”[6]显然，胡风是在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建构起连续性，而使这种连续性成为可能的，大概正是鲁迅和他所激赏的二萧的《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他说“‘九一八’以后，反帝运动的最高形态发展到了民族革命战争。在文学上那也得到了反映，到最近且已争得了一些成功的记录。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民族英雄的比较真实的面貌，人民大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尤其是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7]所谓“成功的记录”、“真实的面貌”，既是对作品主题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作品艺术成就的肯定，这也意味着，鲁迅和胡风等人实际上一方面从历史情势出发，在统合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意义上定位二萧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在建构“五四”以来文学整体的意义上确立二萧作品的地位。在《生死场》的序言中，鲁迅说萧红的作品“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8]这与鲁迅几个月前利用同是“奴隶丛书”的叶紫的《丰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的攻击恰好相对，说明对萧红作品的考量和定位同时考虑到了某种可称为“文学自身”的思想和艺术性。
实际上，二萧作品面世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客观上也印证了鲁迅和胡风的判断，尽管面对国民党的“禁令”，两部作品还是迅速成为读者群和评论界的热点。《八月的乡村》很快印行多次，并很快翻译成俄文、英文。[9]两部作品成为名篇，到抗战文艺兴起的1939年，周扬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一文中特别提到：“……《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的成为轰动，以及一切的抗敌救亡的题材的作品的流行，正表明了民族革命高潮中新文学的必然趋势。”[10]更重要的是，由于二萧作品在民族抗争书写中对劳苦大众作为斗争主体之地位的凸显，使得1942年延安讲话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能与之自然地衔接起来，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整体文学的面目正是这样得以生成。鲁迅这样评价《八月的乡村》所呈现的一切：“……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11]这句话今天看来，无疑有多重所指，扩大到东北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来说，前者既是后者的一部分，又在特定的时刻代表或生成了后者的主要(全部)特征;在当时的文学现场，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实践当算是最有活力的文学生产，表征着现代文学的历史在场，而其代表的将民族斗争和革命斗争统合在一起的文艺路线，历史地看来，不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活路”吗?
二
历史规定的意义生产与文学空间的多重延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强调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实践对于三、十年代现代文学的生成性意义，并不是在某种纯粹的文学性意义上视其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峰巅和典范。根本而言，这一切只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偶然又必然地呼应并介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难题，对这一难题的文学书写也就必然顺理成章地进入现代文学场域的结构性位置;反过来，也正是历史的结构性选择限定了作品意义生产的指向。
毫无疑问，对二萧及其他东北作家群成员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描述首先是在民族国家文学意义上进行的。无论是鲁迅、胡风、茅盾，还是对立的国民党官方的审查意见，抑或是站在更为激进的革命立场的如狄克(张春桥)的批评，都分别是在这一层面所产生的期许、恐惧或不满。
1992年，作为对“重写文学史”理念的继续实践和深入反思，刘禾发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萧红的《生死场》成为作者用以揭示现代文学研究中民族国家意识长期处于宰制性地位的范例。她指出：“小说发表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的。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与此相对，作者对《生死场》中女性身体在作品意义生成中重要地位极为重视——“女性的身体不仅在萧红作品中是生和死的场所，而且还是小说获得其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然而，“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上产的长多和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由于它的存在，‘生’和‘死’的意义因此被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之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1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并非将《生死场》坐实在女性写作的意义上，其根本用意在于“解释和暴露现代文学批评参与民族国家文学生产的历史过程”，而在作者看来，民族国家文学究其实质正是西方现代性的文化霸权的曲折体现[13]。应当承认，刘禾的论述的确还原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存在状态，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结构必然使民族国家这一命题成为结构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其他因素的主导因素，在此意义上，一切进入现代文学史的文本都是被征用的文本，与文本的实在状态中更为“复杂的‘意义场’”相比，其在这一进路中的阐释必然是历史的选择性规定。问题在于，刘禾据此所假设的区别于民族国家文学的“汉语文学”，很难摆脱某种对“文学本身”的想象，但历史从来不以“文学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相反，文学从来都是在历史的结构性决定中获得自己的文学史形态。我们可以在鲁迅为二萧所作序言的结构安排中看到这种历史规定的文本痕迹：两篇序言都很少谈到作品本身，对作品的寥寥数语的评点更像是鲁迅文中对社会现状及其历史命运忧思的呼应。
承认历史的结构性限定，并非是指这种限定的历史形态是文学唯一可能的意义形态。就客观实然的文本空间来说，某种程度上，刘禾的说法是对的，它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场”，这种复杂性既通过现代文学批评在完成历史限定的过程中某些“误读”或内在的紧张感体现出来，也通过社会历史发生结构性变迁时批评对不同意义向度的重新选择得以坐实。
首先，我们会发现，鲁迅在对二萧作品的评价中存在着有意无意的选择性“误读”，而这种“误读”有时候会在其序言中体现出某种内在的紧张感。萧军《八月的乡村》明显有“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影子，虽然总体上呈现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艰苦与果决，但就故事本身来看，萧明和安娜的情感纠葛更像是故事的主线，但鲁迅对此只字未提，而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为“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茅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对于萧红的《生死场》，鲁迅的评价则显示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与随后的“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显然有些矛盾。有人认为“略图”说“是对一部小说很严重的否定”，甚至据此认为“《生死场》不过是一篇并不成熟的习作……结构散漫、描写粗糙、人物形象模糊、语言诘屈聱牙”。[14]但在我看来，鲁迅委婉的批评和随后充分的肯定并非只是由于他对青年作者萧红的呵护，而是他作为文化战士的历史紧迫感和他作为优秀作家对文字的敏锐感觉之间产生的某种内在的紧张。
文学家鲁迅显然发现了《生死场》文学空间所呈现的多重可能，但现实的结构性逼迫却使得他下意识地按照历史的选择规定把握这部作品，而正是由于历史选择的时间性要求，甚至使鲁迅忽略了萧红的作品特殊的空间叙事方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空间叙事必然不可能以人物的性格发展作为小说的重心，而以中篇小说的有限长度，异质性空间的不断切换难免带来结构上的“散漫”和“感觉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15]，以某种已经成为新文学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作为参照，《生死场》的缺陷是明显的。然而，如果跳脱这一在当时已经“政治正确”的正统美学法则，萧红及其空间叙事更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这并非只是从别致的叙事技巧的层面对萧红的肯定，而是意在指出萧红《生死场》中强烈的空间感有着特殊的地方知识的来源，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地方知识的文学表达，将近代以来中国的结构性困境从对历史的时间性想象中成功地落实到可具体感知的共时性视野。所谓历史的时间性想象，是指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一方面使国人感受到作为他者的西方世界的存在，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得走现代化的道路以获得抗衡西方的力量，从而进入到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毕竟不彻底的殖民地性质，也使大部分仍相对自主的国土上的人们不能在自身的生活境遇中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相遇，所谓“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西方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还需要像叶圣陶和茅盾一类知识分子的理性剖析才能揭示出来，未能直接进入当时人们的感觉结构，因而建立在这一感觉结构基础上的文学书写及其表达的历史方向意识，也就必然带有想象的性质。在这一意义上，刘禾的感觉是对的，“‘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16]，她要指出的，正是这种民族国家意识的想象性质，而这种出于现代性焦虑的民族国家想象，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陷入到“主奴结构”之中，失去了对本土的文化自信，对现代文学来说，也失去了从中发现另外可能的耐心。相反，萧红的《生死场》及其背后的地方知识，却提供了“另外的可能”得以诞生所必需的共时性视野。所谓共时性视野，是指前述帝国主义或曰资本对全球的掠夺式扩张的历史进程，与本土生活世界的残存，在一个共时性的平面展现出来，生活在这个平面上的人们不必通过理性的思考而是在具体的感觉中就可以感知到，从而有可能生成一种更接近世界历史真相的感觉结构，并通过地方知识的生产得以表达。近代以来的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正是这种共时性的平面之一。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1903年全线通车，日俄战争之后到二三十年代，到伪满洲国成立日帝的全面侵略，这些书写历史的重大事件在哈尔滨累积重叠，并以空间分布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周遭农村的悲惨破败，城市分区中天堂地狱般的等级区隔，帝国主义及其资本扩张的一切后果都在这个空间当中表现得直接残酷而淋漓尽致。在萧红的《生死场》以及稍后的《商市街》这两部带有极强的现场可视感的作品中，呼兰破败的乡土世界，哈尔滨野心勃勃的都市空间，道外地狱般的中国贫民窟，道里殖民者的乐园，南岗权贵们的天堂，东兴顺旅馆的悲惨，欧罗巴旅馆的绝望，商市街25号的性别压抑，牵牛坊涌动的脆弱希望……这一切经由萧红这个“流浪者”关联起来，既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视野，也呈现出人们在这个视野中的痛苦与挣扎，更为重要的，萧红的空间叙事实际上隐喻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底层的命运——主体的失落与被拔根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才释放出全部的反抗性。
正是作为“全部的反抗性”的巨大能量，使作为地方知识的萧红的作品高度回应了现代中国的结构性难题，因而进入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位置;当然，也因为现代文学对自身历史方向的想象性方面，“全部”被缩减和限定。但这个“全部”因为已经符号化为文本，可以穿越不同的历史时空，一旦历史中社会各要素的结构性配置关系发生变化，提出了不同的结构性要求，符号化文本此前的阐释限定就有可能被打破，“全部”中的其他方面就会释放出来，从而使文本意义的空间实现多重延展。所以，我们看到，从1980年代开始，对萧红作品重新阐释不断出现，萧红作品的“文学性”、“女性意识”(孟悦、戴锦华)、“生命意识”、“民间意识”(陈思和)等等纷纷被发掘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对过去文本意义的恢复发现，而更是为当下文学实践及其未来走向确立合法性的传统再造，所谓回到“文学自身”是另一种意义上“下意识的”批评策略。
美国学者卡尔·瑞贝卡认为：“面对晚清王朝国家力量衰落的现实，1911年清朝瓦解后，出现了近代中国‘失败国家’式叙述的编史构想……这个弱国叙述将建立民族力量的历史重任完全置于国家领域之内。”[17]她指出，这种叙史方式使此后的“近现代中国历史编撰维持在国家主义的符号下”，“也使得学术界轻易地接受了一种两分的历史范式：它由李泽厚首先提出，指‘救国’的政治努力和‘启蒙’的文化知识倾向。救国被认为一直在压制启蒙，……今日中国尚未完成的社会、思想、文化和政治现代性和现代化确实经常被归咎于这个假定的压制。”[18]在对萧红的不断阐释中，我们所见到的前述几个新的主题几乎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叙史假定的框架之中，而问题在于，这种“挽救纯粹政治(国家)压抑下的他者(启蒙)的中国历史编撰的努力，正与美国后殖民趋势相吻合”[19]，仍然没有摆脱资本全球化的吊诡陷阱。
不过，回到鲁迅对二萧的评介，回到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在接受历史规定意义的同时，我们似乎还能从中发现一些剩余的意义。鲁迅之提出区别于“国防文学”的口号，并与后者展开激烈的论争，是否内含着对“国家主义”的警惕和反思呢?考虑到鲁迅对自己置身的上海租界的特殊感受(“平和租界”与“火线”的巨大反差)，考虑到他对现代性反思的深刻程度，考虑到他对瞿秋白理论的高度重视[20]，这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吧。而源于共产国际要求的“国防文学”口号，在此后事实上也被证明只是特殊时刻文化领导权争夺意义上的曲线策略，相反，“民族”、“革命”、“大众”的文学，不正是四十年代之后“民族-人民的”(葛兰西语)意义上的文学走向吗?
注释
[1] 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3] 同上，第296页。
[4] 同上，第422页。
[5] 同上，第612页。
[6] 胡风：《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08页。
[7] 同上，第408页。
[8]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9] 萧军：《八月的乡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版213页。
[10] 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12] 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201、210页。
[13] 同上，211页。
[14] 王彬彬：《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
[15]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见《萧红全集·小说卷Ⅰ》，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
[16] 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17]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页。
[18] 同上，第30-31页。
[19] 同上，第31页。
[20] 鲁迅认为瞿秋白是当时最为优秀的理论家，而瞿秋白与葛兰西则是一对“未相会的战友”，他们先后在莫斯科受到列宁思想的影响，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相关论述可见张历君《从列宁到“韦护”：瞿秋白“领袖权”理论与“革命加恋爱”小说》，收入罗岗主编《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