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伯力审判法庭上供认罪行 资料照片 （图源：新华社客户端百家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防部相继派出桑德斯、汤普森等人赴日本秘密调查生物战，直到东京审判开庭，美国的秘密调查仍未完成。在此期间，苏联从战俘审讯中获得日本生物战情报线索，随后向美国提出讯问、引渡和审判石井四郎等人。苏联的要求同美国的目标产生了正面冲突，美国既希望独占生物战情报，又要避免生物战情报对外公开。为此，美国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讨论了应对策略，最终达成了“以不指控战争罪交换生物战情报”的共识。其结果是，美国独占生物战情报且秘而不宣，苏联在东京则遭遇了彻底挫败。
围绕生物战情报的美苏交涉，随着东京审判的结束告一段落，但是苏联并不甘心，随后发起伯力审判，这既是美苏之间在东京分歧的延续，也是冷战格局下大国博弈的典型事件。
本文试以美国藏档案为主要参考，梳理美苏交涉的动因、过程和结果，观察美国内设机构的利益权衡和应对策略，探究东京审判与伯力审判之间的内在关联，借此揭示冷战前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面相。
一 浮出水面：苏联的提议和美国的反应
苏联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将50余万日本“战俘”以及大量日伪档案带回苏联，在被俘人员中，就有七三一部队的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1946年9月12—19日，苏联调查员库多里亚切夫（Kudoriafutsuef）上校、尼基辛（Nikichin）上尉在哈巴罗夫斯克战俘营讯问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获知了大量日本生物战情报线索。川岛清供述了七三一部队的组织机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包括生物研究、生物作战、疫苗生产和血清制造等内容。柄泽十三夫供述了七三一部队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利用美国战俘进行了血清人体实验，在浙江宁波、衢县和玉山等地实施生物实验等信息。
苏联通过情报渠道将生物战线索传递给正在参加东京审判的苏联代表。1947年1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Vasiliev）少将通过国际检察局调查部向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副参谋长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将发出请求函，提出讯问石井四郎、菊池齐和大田澄，要求提供村上隆和中留金臧的住址，并明确说明国际检察局苏联处已经掌握了日本生物战有关材料，在呈交东京法庭之前希望进行补充讯问。瓦西里耶夫表示：“此次讯问在特定地点进行，不对外界公开有关情报。”瓦西里耶夫的书面提议，使得负责美军情报工作的威洛比意识到，苏联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日本人，或许苏联也正在探知美军的动向。对于这次苏联有备而来的请求，美国人急于了解苏联生物战情报的“底牌”：苏联人是怎么知道的？苏联人到底掌握些什么？为此，美国远东司令部情报部中校马奎尔（Robert P. McQuail）主动约谈了苏联人。1947年1月15日上午9时，在东京的原陆军省大楼，盟总国际检察处沃多夫（D.L.WalDorf）、马奎尔、美国化学战办公室少校凯勒（O.V. Keller）、苏联上校斯米尔诺夫（Leon N. Smirnov）等召开了会议。斯米尔诺夫申明讯问日本人的理由：“苏军通过审讯战俘掌握了生物战情报，以上情报对苏联人来说是非常荒谬的，引起生物战专家的关注，他们重新进行了讯问并考察了平房的废墟，最终确认了情报。”马奎尔问：“平房的废墟是因为遭到了轰炸还是由于战斗而毁坏的呢？”斯米尔诺夫答：“平房被日本人彻底摧毁，这些日本人试图掩盖所有证据。所有文件也都销毁了，因此我们的专家甚至都懒得再去给废墟拍摄照片了，损毁得太彻底了。”他还补充道：“在纽伦堡审判中，一名德国专家证人称，以跳蚤传播斑疹伤寒是公认的生物战最佳战法。日本人似乎也掌握了这种技术，而得到这个情报对美国和苏联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斯米尔诺夫可能没有意识到，马奎尔“平房废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军对此问题的评估。如果苏军在战斗中破坏了平房内的生物战基地，必定会有部队文件和生物战情报被缴获，那么苏军掌握生物战情报的范围则难以评估。如果是七三一部队自行摧毁了平房本部，生物战情报数据有两种可能的处理结果：一种是被提前转移，另一种是就地直接销毁，那么苏联不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直接情报。马奎尔随后在评估报告中写道：“斯米尔诺夫的情报与美国掌握的情况相吻合，细菌生产的数据是新情报，活体实验的情况还存有疑问，关于平房遭到彻底摧毁以及文件销毁也印证了之前的情报。”
生物战情报浮出水面的时候，美军已经秘密调查了22个月，调查的效果与预期的目标有多少差距，调查的程度和实际的状况有多少差异，构成了美国权衡利弊进而制定应对策略的参考要素。一方面，美国试图主导东京审判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需要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正面冲突，不能让生物战事件直接影响与苏联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希望达成独占生物战情报的预设目标，又担心引起苏联的长期觊觎和穷追不舍，形成生物战情报被迫公开的不利局面。为此，美国远东军司令部通过军事急电紧急请示华盛顿制定应对策略。
二 往来函电：美国的讨论和决策的过程
关于苏联请求讯问石井四郎、菊池齐、大田澄等人一事，1947年2月7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给华盛顿陆军参谋长发去请示电文：
根据身份不明的战俘提供的情报，苏联人提出了这个请求，他们声称由上述三名日本人授权和实施的人体实验造成了2000名中国人的死亡。苏联人认为对战争罪行进行补充审判的要求，一定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对战俘所描述的日本人在平房大规模生产斑疹伤寒、霍乱及携带斑疹伤寒的跳蚤等研究，苏联人也承认他们很感兴趣。我们这边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人不能得到美国尚不知晓的情报，而美国可以从监督苏联人的讯问中获得其他信息。根据1946年7月24日URAD WX95147号电报第3E段和第5段的内容，需要做出是否允许苏联讯问的决定。
麦克阿瑟在电文中说明了苏联提请讯问的原因，表明远东军司令部希望得到更多生物战情报，可以看出其倾向于“监督苏联人的讯问”。WX95147号电报指的是1946年7月24日，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WX95147号电报”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内容为美国接管日本及日占地区之后，就盟军各国制定了情报收集、协调和共享的有关政策。这个命令的“第3E段”为：“如果美军司令认为该情报可能会危害美国的安全，会破坏美国同友国的关系，会损害美国在科学研发领域的利益，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委托及授权，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认为并不可行情况下，均不得提供此类情报。”同时追加了说明规则，也就是“第5段”：“与科学领域的研发和战争材料有关的情报，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的委托和授权，不得披露给除英联邦（不含爱尔兰）以外的国家。”
2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文及附件以“关于许可苏联检察官讯问某些日本人的请求”为主题转发给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协调委员会），并要求将此事作为紧急事项来考虑。2月11日，协调委员会向远东分委员会下达命令，要求其针对麦克阿瑟的电报草拟回复意见。
2月26日，远东分委员会完成了《关于许可苏联检察官讯问某些日本人的请求协调委员会远东分委员会报告》，并上报协调委员会。报告中提出：先行对菊池和大田讯问，要求二人不能将重要情报透露给苏联，不得对苏联提及美方的讯问。另外还附加了一条，同意苏联此次讯问是美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并且明确要求苏联“下不为例”。远东分委员会建议协调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在此基础上征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再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命令。协调委员会接到报告之后，向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成员转发并要求他们提出意见。由此可见，围绕瓦西里耶夫的提议，远东分委员会形成的应对策略，成为美国相关部门之间讨论的底本。
在美国应对决策形成过程中，苏联不断催促美国回复，威洛比写道：“苏联人几乎每天都反复询问，令人如此不悦。”在此期间，瓦西里耶夫希望同威洛比会面，威洛比只派出了总参谋部两个上校与瓦西里耶夫会面，自己则回避了。备忘录记载这次会面：“瓦西里耶夫将军坚称苏联仅仅想要战争罪的情报信息，苏联已取得的生物战资料将提供给美方讯问人员使用。另外，苏联生物战专家已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准备就绪。”显然，苏联人渐渐不能容忍美国人不肯正面答复的拖延态度，驻日盟军委员会苏联成员杰列维扬科（Kuzma Derevyanko）中将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穆勒少将提交了一份主题为“请求美国以战争罪名将日本人移交苏联”的备忘录，表示：东京法庭法务局要求抓捕的某些日本人是苏联的战俘，苏联请求法务局对这些日本人发起指控，并暗示美国想要的日本战犯和苏联想要的日本战犯有关联，同时苏联人再次催促美国将石井和大田交给苏联。杰列维扬科说：“据我所知，石井和大田均在日本，盟总第二参谋部也知晓他们的下落，在近期盟总第二参谋部代表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少将的对话中，也证实了这个问题。”
在同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为了获得美国的合作，苏联提出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案，即与美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生物战情报。苏联急于分享美方情报信息的同时，美国也乐于分享苏联的情报，借此评估苏联对生物战数据的掌握状况。瓦西里耶夫宣称“苏联取得的生物战情报至关重要”，威洛比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特别重视的事项。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尝试与苏联开展联合行动，并且希望尽快促成联合讯问。威洛比在备忘录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苏联人可能会随时撤回他们开出的条件，但无法预计这种可能性。”如果苏联撤回条件，美国不能够分享苏联的生物战情报，也就无从判断苏联所说的情报是否真的“至关重要”。
3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以编号W94446电文回复了麦克阿瑟C—69946号电文，明确要求满足以下三项条件，苏联方可在麦克阿瑟控制下对石井等人讯问。三项条件与远东分委员会的底本基本相同：第一，由能胜任的美方人员先行对菊池齐和大田澄讯问，在征得远东军司令部同意的前提下，陆军部派遣特训专家进行讯问并监督苏联讯问。第二，如果在对菊池齐和大田澄的先期讯问中，出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信息，则不得将此情报透露给苏联，同时应告知他们不得向苏联透露此类情报。第三，在苏联讯问之前，必须指示日本生物战专家，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
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之后，3月27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正式回复杰列维扬科，拒绝将石井四郎和大田澄移交给苏联，同时提出美国和苏联将开展联合讯问，美国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但是“下不为例”。
远东司令部要求华盛顿派遣专员提前讯问石井、大田等人，美国陆军部选定了诺伯特.H.费尔（Norbert H. Feu）博士作为生物战特训专家前往日本。4月13日，费尔抵达东京。4月22日—5月10日，费尔、马奎尔、凯勒、吉桥（T.Yoshihachi）在日本人龟井贯一郎的配合下展开了新一轮讯问。七三一部队主要成员增田知贞、内藤良一、菊池齐、石井四郎、村上隆、大田澄和碇常重等人相继接受讯问。石井四郎在家中接受费尔讯问时提出：“如果贵方能给我、我的上级和下属出具书面豁免文件，我会把所有情报都给贵方。增田、金子和内藤，只要是贵方认识的人，都会给贵方提供大量情报。我愿意被美国聘为生物武器专家，为了应对将来与俄国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会将自己20年的研究和所得都拿出来。”龟井还鼓动费尔说：“增田、金子和内藤了解绝大部分生物武器的内情，如果将他们带往美国，他们可以凭借记忆恢复所有记录。”从常识上来讲，通过记忆恢复所有记录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也可以看作是“资料是可以得到”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面对费尔向石井四郎、村上隆和大田澄提出的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军的讯问、不得透露有价值的生物战情报的要求，村上隆态度明确：“我会依照贵方指引予以合作，否认有关情报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因为我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大田澄回应：“非常感激贵方的帮助，我需要几天时间在思想上准备好即将到来的讯问。”费尔据此判断石井等人对在没有书面豁免文件的情况下就完全合作是否明智尚存疑虑，但是，看起来他们在获得书面文件之前，还是会回答一些问题的。
三 联合讯问：明面的妥协和暗面的对抗
通过随着费尔新一轮的调查，美军得到了更多有价值的生物战情报，如生物战战术、农作物实验、陶瓷细菌弹野外实验等数据资料。费尔判断美军并不知道此类新情报，这些情报仍在日本人掌握中，如何获取是费尔当前最为关心的问题。费尔从石井四郎处了解到日本人此时希望的“豁免”目标和“豁免”方式。为此，远东司令部于5月6日向美国陆军部情报总局阿登·怀特（Alden Waitt）少将发了一封军事急电，编号是C-52423，主要内容如下：
3—A.到目前为止，通过讯问，利用日本对苏联的畏惧以及同美国合作的愿望获得了报告书。包括珍贵的人体实验、生物战技术资料，以及生物战毁灭农作物的研究资料，或许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那些不希望遭受战争罪行审判的日本军人那里获得。
3—B.其他从石井四郎那里获得的报告书等资料，可以通过告知相关日本人以下消息来获得，即相关资料将通过情报渠道进行留存，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来使用。
3—C.包括石井四郎及其上级的计划和理论资料等，或许可以通过书面豁免石井四郎及其同伙罪行的方式来获得。
远东军司令部建议采用3—B所述的方法。请尽快回复。
石井四郎向费尔提出的“书面豁免”请求，在这封电文中明确体现出来。C-52423电文另附一份《备忘录》，费尔在其中表达了个人意见：“一些有关理论性、战略性和战术性资料等，将通过情报渠道进行留存，不会作为战争罪行的证据来使用。”获取这些资料的方式是“以书面形式豁免有关高级别官员的战争罪行”。
依《桑德斯报告》和《汤普森报告》所见，其实桑德斯、汤普森在调查之初便已确立收集生物战情报的目标，若从后来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基地的生物战研究来看，最终目标是服务于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与实验。正是基于这种非常明确的军事目标，美国的调查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追究责任”作为目标，所有生物战犯罪线索、证据及其数据资料全部留存在美军的“情报渠道”，费尔也同前两任调查官一样秉持了这种策略。毫无疑问，这是美军占领日本之后集体实施的秘密行动之一。
5月12、13日，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上校在费尔、马奎尔等人监听下讯问了村上隆。斯米尔诺夫之前已经拿到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证词，因此他的整个讯问有着非常明确的预设目标。斯米尔诺夫问题重点集中在：七三一部队在华中地区和浙赣战役中进行生物实战的数据情报，以及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跳蚤培养、安达野外实验场等内容。村上隆此前已经接受费尔的秘密讯问和直接授意，一旦涉及具体细节，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完全不予承认，毫无遮掩地回避或否认所有问题的关键部分。在斯米尔诺夫宣读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证词后，村上隆也毫不妥协，他甚至对斯米尔诺夫说：“你自己去想象吧，这也许不太礼貌。但我已经说过了，对此我无法回答更多了。”斯米尔诺夫也不无威胁地多次说：“我必须再次提醒你，一味地否认只会让你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讯问结束之前，斯米尔诺夫警告他：“根据你的证言，你已经令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5月15、16日，斯米尔诺夫讯问了大田澄，讯问重点集中在常德生物战、华中生物战、牲畜生物感染、疫苗生产保存以及人体实验等内容，大田澄对七三一部队实施过生物战和人体实验一概否认。当斯米尔诺夫准确说出四方楼是人体实验核心区域时，大田澄竟谎称四方楼是物资仓库，与人体实验毫无关联。
6月13日，斯米尔诺夫讯问了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经常偏离主题、混淆是非：“长春抗击鼠疫工作获得了嘉奖”；“我在长春的鼠疫防治工作非常成功，所有人都非常感激，在报纸上也刊登了感谢的报道”。石井四郎还自我夸耀细菌学知识，抓住任何机会夸夸其谈：“1940年9月到年末，长春爆发了鼠疫流行，我领导了一支5万人组成的大型部队负责防疫。”七三一部队总人数为3000余人，他竟然宣称领导了5万人的部队，显然是为了应付斯米尔诺夫而信口开河，借此规避一些难以绕开的敏感问题。斯米尔诺夫使用了大量反问句质问石井四郎，不过，石井四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偶尔还会激烈地回击斯米尔诺夫：“如果高桥少佐说了你们刚才说的话，你们能把他带到我面前来对质吗？”美军的包庇和授意使得石井四郎早就下定决心顽抗到底，断然否定人体实验、生物炸弹和生物实战等内容，石井也经常以“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想象”“无稽之谈”等话来搪塞斯米尔诺夫。生物战始作俑者石井四郎最后竟然声称：“我们从未想过准备生物战，我想说明的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是防御性措施。”
通览斯米尔诺夫的三份讯问记录，从讯问开始到结束，斯米尔诺夫一直聚焦生物战情报，如细菌雨、霍乱、鼠疫、伤寒、炭疽等实验效果，疫苗生产、跳蚤培养、生物感染和生物实战的实测数据，完全没有涉及犯罪证据、战争责任、东京审判等相关话题。这说明斯米尔诺夫的讯问同美军的秘密调查，在目的上没有明显差别，都是为了获取日本人的生物战情报。这亦可从斯米尔诺夫讯问石井四郎时看出端倪：“我们对细菌雨洒落的区域不感兴趣，而是对细菌雨的效果感兴趣。”
费尔是美国本土特派的生物战专家，而斯米尔诺夫明显不具备足够的生物战知识，他甚至都没有向石井四郎等人提及生物战报告、文本数据和医学情报等核心内容。换言之，苏联没有派出一个与费尔旗鼓相当的生物战专家，或许就注定了这次讯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斯米尔诺夫得到的口供数据，范围没有超出此前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更因为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几乎没有任何情报价值，相当于一无所获。联合讯问之后，意味着美国做出了向苏联妥协的姿态，苏联也无可奈何并暂且罢休，美苏在东京的直接交涉也戛然而止。
联合讯问前后，美国内设机构之间围绕“书面豁免”问题继续讨论。1947年6月3日，美国陆军部为确认石井四郎等人是否成为东京法庭关注的对象，向远东司令部发出编号Ｗ９９２７７号电文：“必须将所有可能针对石井四郎或其部队成员所犯的战争罪行证据，或指控的详细资料通过电报形式以最快的速度提供。”6月6日，美国远东司令部回复美国陆军部：“石井四郎及其部下既未受到任何战争嫌疑犯的控诉或监禁，也不存在指控他们的充分证据。时至今日，盟军并未对石井四郎或其同伙的战争罪行提出指控。不管是石井四郎还是其同伙都未被列入等待审判的战犯名单中。”
6月22日，美国陆军部又给远东司令部发来电文（WAR80671）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
针对1947年5月6日52423号电文，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掌握有关石井四郎领导的生物战部队参与活动的所有证据，而根据地面战争的相关规定这些活动将被视为战争罪行。
同日，美国远东司令部回复陆军部，重申其希望得到生物战情报的急切：“任何压力都将会对当前有价值的生物战和化学战情报带来威胁。”随后，麦克阿瑟又强调：“激进的审判势必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6月26日，协调委员会远东分委员会召开了工作组会议，韦特（Edw. Wetter）和斯塔伯菲尔德（H.I. Stubblefield）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第二天就拟定了《关于保存日本生物战情报渠道的建议程序》的秘密文本。在其中远东委员会评估了美国获得的生物战情报：一、从石井和他的部下处获得的数据已经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可以印证并充实美国在生物战领域几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也有可能为未来的研究确立新的领域。二、这份日本人的情报是唯一已知的数据渠道，数据信息来自科学可控的实验，实验亦表明生物试剂作用于人类的直接效果，过去唯有通过动物实验获得的数据来评估生物试剂的效果，此类评估无法得出定论，论完整性也远不及人体实验所获得的结果。三、除了获得人体实验的结果以外，也可以从日本人针对动物和植物所做的实验中获得重要的数据。
远东委员会对苏联生物战情报也做出了评估：苏联的情报来自两名日本战俘，他们向苏联供认了此类实验，但实验知识是从观察得来且无法提供技术细节，据此判定苏联只掌握生物战技术情报中的极少部分。可见，美国人已经准确评估了苏联掌握生物战情报的程度和范围，也就是“苏联的底牌”已被美国人侦知。因此美国人的应对策略有所调整，对待苏联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从最初的有限妥协转变为针锋相对、不再合作。
关于“战争罪指控”和“书面豁免”问题，在《关于保存日本生物战情报渠道的建议程序》中记载了美国国务院、陆军部、空军部、民政事务部成员提出的意见。国务院成员认为：一、在不对石井和其他日本人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继续以现有方式获取所有可能的情报；二、如此获取的情报信息继续在情报渠道中保留；三、美国当局不应针对石井及其同伙提出战争罪指控。陆军部战争罪行处胡伯特（C.F. Hubbert）认为，如果同石井及其部下达成协议，将生物战情报通过情报渠道留存，美国政府不对生物战相关人员进行战争罪指控；这对美国国家安全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石井及其同伙已经提供并将继续提供生物战情报。空军部费雷（R.A.Fearey）重申了美国的目标，既要阻止苏联获得生物战情报，又要尽可能获得全部生物战情报，提出“现在正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放弃正义诉求的时候”。他认为，给予石井及其部下的豁免纯粹是美国的豁免，该豁免不会损害中国、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随时起诉的权利。如果他们起诉了，我们也可以“未得到赖以为凭的证据”来规避责任。民政事务部轮值成员切泽尔丹（R.M.Cheseldine）认为，如果告知石井四郎及其同伙，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报告书等相关资料将通过情报渠道进行留存，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来使用的话，那么日后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头等重要的。最终，远东分委员会得出结论：日本生物战和人体实验情报信息对于美国生物战研究项目具有极大价值；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建议让其他国家获得这些情报以及对日本生物战专家进行“战争罪”的指控；这些数据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自“战争罪”审判中能够获取的价值。
1948年3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回复麦克阿瑟：“从您管辖的战区归来的技术专家提供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您所要求的必要信息和科学数据都已悉数获得。”
至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远东司令部等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生物战、化学战、人体实验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日本人书面豁免权，并将生物战情报秘密留存在情报渠道。正如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记述：“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事（即给予战犯免责之事的暴露）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进行交易。”美国东北俄亥俄医科大学朱莉·欧特曼（Julie Aultman）洞察了美国秉持这一态度的根本缘由，其在《何止于道歉：承认过去人体实验研究的错误行为》一文中写道：“因为道德和正义退居到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后，这是一个价值优先的问题，而不是道德本身的问题。”
四 余波未平：从东京审判到伯力审判
从1945到1948年，在东京与华盛顿一系列往来函电讨论后，美国最终达成了预期目标：一方面排斥苏联单独占有了日本生物战情报；另一方面避免了生物战情报的对外公开。在生物战事件中，苏联虽然讯问了石井四郎、大田澄和村上隆，但在美军的“事先授意”和现场监督之下，石井四郎等人极不配合，使其没能得到有价值的相关情报。苏联尝试引渡和起诉石井等人以达成所愿，同时倒逼美国公开生物战证据。不过，远东司令部威洛比、马奎尔等“技高一筹”，早已窥知苏联人“底牌”，致使苏联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完全处于下风，这让苏联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一年后发起了伯力审判。
据苏联外交部档案记载：伯力审判前夕，克鲁格洛夫（С. Н.Круглов）与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联名致函斯大林：
据苏联内务部谍报侦查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七三一部队及其分支机构服役过，七三一部队开展生物武器研制并将生物武器用于对中、对苏作战。这些战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他们是七三一部队的高级官员。生物实验受试者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同原因来到“满洲”境内的苏联人。
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所持有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七三一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重申了苏联外交部和内务部的意见：“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得到斯大林的许可，他们还征求了苏联司法部和检察院的意见，结果是“司法部和检察院不反对审判”。事后来看，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斯大林许可，苏联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检察院协作完成了伯力审判各项日程。囿于档案所见，尚不能完整地还原苏联发动伯力审判的全过程，但是基本可以断定苏联审判的动机和目标。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在滨海军区特别军事法庭单独审判了川岛清、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等12人，在东京讯问石井四郎的斯米尔诺夫担当“国家公诉人”这一重要角色。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生物战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揭示了战时日本准备和实施生物战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判处被告2年、3年、10年、15年到25年有期徒刑不等，有力回击了美国在东京审判时对日本生物战犯罪的秘密掩盖。审判结束之后，苏联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俄、中、德、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公开出版，全书涵盖起诉书、被告供词、证人证词、文件证据、公诉人演说词以及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内容。
苏联选择在“圣诞节假期”进行单独审判，随后又马不停蹄地使用多种语言公布证据，显而易见带有某种“审判之外”的策略。换言之，公开审判不仅是为了揭露日本罪行、彰显苏联“公平正义”的需要，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苏联在东京谋求生物战情报失败，又对美国独占生物战情报且秘而不宣不满，出于冷战思维，为了报复与回击，最终单方面发起伯力审判，这既是美苏之间在东京明争暗斗的延续，又是冷战格局下大国对抗的个案呈现。聂精保认为：“苏联人进行审判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追求正义，而是为了让美国感到尴尬，并借此展示苏联的道德优越性。特别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部分地解释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主要缺陷，例如在审判中严重缺乏国际参与，对战犯量刑的仁慈和宽大，还有苏联在东京审判中无足轻重的角色。”笔者认同其部分观点，苏联在伯力城审判了生物战犯，美国包庇了生物战犯，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凸显美国道德的“不优越性”，从而衬托出苏联道德的“优越性”。实际上，在美苏冷战对抗格局之下，这种彰显“道德”的优越与否，不足以解释苏联发起伯力审判的初衷，根本上来讲还是苏联对美政治博弈和外交斗争的战略需要，这从随后发生的照会事件中即可看出端倪。
伯力审判刚刚结束不久，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公开审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生物战关联者。中国政府当时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于2月8日即积极回应了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联合抵制了苏联，对此照会未作回应、置之不理。苏联为此愤愤不平：“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已经如此清楚、明确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为，以至于美国无法公开地袒护他们”，但是，“麦克阿瑟却把生物战专家石井四郎隐藏起来，并且美国反动出版物给人们留下了在哈巴罗夫斯克没有审判的印象。他们清楚昨天审判日本战犯，那么今天就该审判这些战犯的同谋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承担着必须追究日本战犯的国际责任，承担着维护国际法律、公平正义的责任，“美国政府必须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必须对所有战犯适用严格的法律制裁”。然而，在生物战事件中，美国以所谓国家利益为唯一出发点处置战后事宜，将对日制裁演变成“美式改造”，完全无视盟国利益和国际秩序，由此导致战后出现了一系列区域国际关系问题。正是由于战后大国博弈下的特殊环境，致使中国和日本置于美苏交涉之外，日本作为战败国全力谋求战争责任的部分免除，从而完全依附在美国羽翼之下；中国则处于国共内战时期，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多如牛毛，生物战问题并非国民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深入剖析生物战事件中美苏的较量与妥协，有助于理解和诠释冷战语境下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在美苏生物战情报争夺、美日秘密交易，东京审判和伯力审判等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程度呈现。
余 论
如果把研究视野放得更远一些，美国千方百计同苏联争夺生物战情报，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从美国自身需要来看，日本生物战技术情报与美国正在开展的生物战实验和研究有着密切关联。美国人在调查总结报告中评估道：“对世界各国而言，生物战是一种潜在的军事威胁，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进行小规模、破坏性的生物战。拥有科学家与生产设施的较大国家，应该具备在10年内发动大规模生物战的能力。”鲜为人知的是，1942年，美国成立了战争研究部，主要任务即是制订生物战计划和具体措施，组织开展生物战剂方面的实验、研究和开发。1943年4月，为进行大规模生物武器研发和实验，美国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兴建了第一个生物战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随后在密西西比州、印第安纳州、犹他州建立生物战研究、实验和实测基地。美国档案也记载了美国生物战研发的目的：“主要目标是研发防御方法，防止敌人可能使用生物战制剂，有必要对生物战进攻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措施适于防御。同样明确的是，一旦敌人对我们使用生物制剂，我们不能放弃采取实质性报复的可能性。”从1942年到1969年，美国开展了生物战研究和实验，研究范围涵盖了对人、动物和植物致病的多种药物制剂，包括药剂生产、保存和运输的研究，以及生物、物理和化学防护措施的研究等。
第二，从战争手段上来看，生物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真正出现的新式武器，生物战略、生物战术和生物战防御等成为关涉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美国和苏联等都以军事战备为目标，非常关注生物武器实验、研究和使用的最新情报。他们彼此深知生物武器之利害，互相忌惮而又唯恐对方占得先机，在长达三年的交涉与纠葛中，美国人老谋深算、更胜一筹，苏联人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据档案显示：1946年3月30日，美国军事情报部专门编制报告，就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生物战准备、生物制剂、战术战略、研发生产、防御进攻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尤为重要的是，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东京审判结束前后，美苏大国冷战争霸局面业已成形，两国也从战时的盟国转变为战后的“敌国”，其实潜伏在国家利益之下的深层次信任危机亦非一日之寒。在美苏参加的重大国际事件如东京审判、伯力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中，大国博弈已经在台前幕后频繁上演，而围绕日本生物战情报的交涉正是镶嵌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典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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