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不敢直面当时中国广泛存在的阶级矛盾，不敢继承五四先驱的思想遗产，要么重新抬出北洋军阀滥用的“尊孔读经”，要么师法德、意法西斯主义，宣扬空洞而蹩脚的“力行哲学”，与中国共产党在根本信念、组织原则、政治路线、阶级基础上，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叙事里，有一种颇为蒙人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组织形态与政治本质方面无甚区别。持这样观点的人声称，1924年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也师法苏联的党建形式，也强调“主义”的重要性，甚至还借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诸如“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口号，因此国民党也算是一个“革命党”，它也想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困境，和中国共产党具有“相似性”。
知识界如此，大众传播领域亦然，不时能见到各种为国民党政权招魂的论著和言论。也有观众质疑，为什么现在不少近代史题材的影视剧已经无法呈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了？我们反思这些现象，就要对所谓“国共无区别论”加以辨析。
正本清源：认识国民党的本质
国民党肇始于清末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后者主要由中下层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多来自士绅之家，常自诩为“中间社会”，一方面显示与清廷并非一路人，另一方面则意在凸显和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贩等“下层民众”有鲜明区别。在政党建设方面，同盟会一直未能形成比较牢固的组织形式，内部常有各种纷争。在政治宣传方面，孙中山虽然提出“三民主义”，但大多数革命党人只对民族主义心有戚戚焉，而对旨在保障平民经济与社会权益的民生主义缺少认同。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希图以议会为战场，以选举为手段，逐步掌控中央权力，故将同盟会改名为国民党。宋教仁主张多吸纳各种政治力量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可以壮大声势。殊不知如此一来，革命之后依然活跃的各种旧官僚、旧士绅摇身一变，纷纷成为国民党党员，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革命性”被进一步消释。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严重缺乏群众基础，未将目光投向生活困苦的农民与工人，只重视周旋于上层有权势者之间，革命党人逐渐蜕变为“革命新贵”。当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缺少政治与社会基础的国民党惨遭清理。
1924年改组之后的国民党仍未能消除旧习气，但因有不少对革命抱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加入其中，使气象有所转变。不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出现明显的“逆淘汰”现象。照理说，国民党若想加强革命性与使命感，应该重视具有革命理想与奉献精神的青年党员，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抑制党内利益集团与腐化分子。而“清党”运动与之截然相反，它给利益集团、腐化分子，以及党外投机分子与曾经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提供了一个反攻倒算的机会。他们以“清党”为由头，把许多具有革命理想却妨碍自己巩固利益的党员视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这既能表忠立功、得到重用，又能以“护党”作护身符，将自己与国民党捆绑到一起，在改变国民党基本性质的同时，也让自己在党内获取更多利益，使国民党成为替他们服务的政治集团。与之相伴的，就是国民党的理论宣传不断倒退，既不敢直面当时中国广泛存在的阶级矛盾，也不敢继承五四先驱的思想遗产，要么重新抬出北洋军阀滥用的“尊孔读经”，要么师法德、意法西斯主义，宣扬空洞而蹩脚的“力行哲学”，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总之，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了真心向往革命的青年们的支持，沦为官僚、军阀、买办、地主、劣绅追逐利益的工具。虽然国民党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各级党部，打倒帝国主义与保障民众利益之类的口号也时常挂在大小官员嘴边，但实质上党务系统已形同虚设，政治上充斥着难以调和、彼此拆台的派系和食利阶层，基层治理破败不堪，土豪劣绅鱼肉乡里之事层出不穷；部队被军阀强人掌控，相互猜忌提防之心甚重；经济上从未认真执行符合民生主义的减租政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相关史料，俯拾即是。持“国共无区别论”者，焉能视而不见？
回到现场：时人眼中国共两党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基础、根本信念、组织原则、政治路线，以及对内外各项主张上，都与国民党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就连不少国民党人也知晓。
1929年，蒋介石作了一场名为“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的演讲。他说，不同于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试问，蒋介石与国民党有什么资格自诩“保姆”和“导师”，有什么资格去“培养”和“训练”民众？国民党不自量力，把民众当作“婴儿”的自负，与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路线，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不怕牺牲，这与国民党的“弟兄们，给我冲”相比，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组织原则与政治路线。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部队要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为谁而打仗。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阶级分析，以此来启示人们思考为什么会有被压迫与被剥削的现象存在，谁是阶级兄弟，谁是阶级敌人，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究竟谁养活谁，以及如何才能推翻剥削制度。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理论宣传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体现出极高的革命觉悟。就连蒋介石都承认：共产党“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有着极强的纪律性和战斗力，所以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这说明当时一些国民党人也承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危机。
考量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能否解决好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做法背道而驰。毛泽东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暂行办法》，规定所谓“收复区”内的土地，如果被“非法处分之（即土地改革—引者注）”，则一律视为无效，私人产业一律发回原主。这意味着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而获得土地的农民又将失去土地。此外，解放战争中流亡到别处的地主，常以“还乡团”的名义跟着国民党军队返回原籍，他们向农民索要土地，国民党便派军队帮助这些地主抢夺土地。对此，曾以军令部联络参谋身份派驻延安的徐复观在1948年国民党内座谈会中提出，“共党在战时减租减息，执行得很彻底”，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是土地政策的效果”；而反观国民党，其“失败根本就在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之未能合理解决”。
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在信念、政策、路线、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对此当时也有一些国民党人看得一清二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人民军队在前方英勇作战，解放区人民则在后方积极开展土改。图为吴宪生、韩京雷创作的中国画《耕者有其田》
旁观者清：海外学者笔下的国共之别
中国近代的一系列变革，不但影响着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因此吸引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其中，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特征，揭示前者为何成功、后者为何失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其著名的历史社会学代表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里认为，“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绅后裔，城市工商业，金融业的利益混合体……通过它所控制的暴力工具，充当撮合这个混合物的纽带。同时，它通过这种暴力控制来压榨城市资本主义，并直接或间接地操纵政府机器”。中国共产党“却主要在贫困农民中间，甚至是在中国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妇女中间创建了新的组织。最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合作组织所表明地方经济自给自足的计划，以及其他一些方案，他们向农民提供了不再忍饥挨饿受压迫的具体途径”，因此，共产党日渐获得支持，国民党最终走向败亡。
另一位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在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提出，国民党“由于政府丧失了主动性，它就越来越耗尽了所有的政治活力，蜕化为一系列透过个人忠诚的纽带而聚集在蒋介石周围的各种官僚小团体”，这导致“国民党不再努力赢得民众的支持，也丧失了原来受苏俄指导时的那种决策和协调职能”。相较之下，“由于共产党能够直接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抗日、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还周期性地对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动员，因此，实际上所有的农民社区和家庭都能够被纳入农业发展之中，在此过程中收入和福利都会大有收获”。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农民在国共两党治理下的地位差异和贫富差距。
美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里认为，“新政权中各种军阀与政治派系之间充满冲突，其中的一派就是新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尚未成功，这进一步弱化了国家政权对各省统治的权威”，结果导致“在中央与其在省一级的自然代理人之间缺乏团结，这必然把中国带入四分五裂的境地”。换言之，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整合能力极为低下。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组织广大的农民，实践“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军事斗争中重组社会结构，摧毁了长期拥有各类特权的地主阶级，让底层农民获得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地位，进而使革命得到广泛的支持，最终建立新政权，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此，迈克尔·曼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替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最成功的方案”。
总之，今天一些宣扬“国共无区别论”的人“发思古之幽情”，宣称分析国共之间本质区别的论述不过是“成王败寇”之论，实则是在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但其立论依据何其单薄。而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牢记国共之间的本质区别，不把国民党那一套政治物什奉为值得追忆的宝典，更是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