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话说1963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时，觉得标题太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将题目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地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2%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1962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62个，公社级每人平均82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中央 1963年3月23日
3月2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仑？）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已收到了。顺问
安吉
毛泽东 1963年3月24日
3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文化部党组在给“中央文化部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传统戏曲中，原有不少出现鬼魂的剧目。解放初期，在党的戏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具有严重毒素的‘鬼戏’一般均已停止上演。但是，有一些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剧目（如《焚香记》、《钟馗嫁妹》、《位子都》等），仍继续演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的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虽然最近我们在戏剧工作者中间进行了反对‘鬼戏’的讨论和对‘有鬼无害论’的批评，但对于剧团、特别是农村剧团上演‘鬼戏’问题，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致‘鬼戏’还在流行，还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剥削阶级的长期压迫下，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近几年来，城乡人民中烧香、拜佛，以至盖庙宇、塑菩萨等迷信活动又有所滋长。不少地区农村中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以迎神、还愿等名目，邀请剧团大演《目莲戏》和其它‘鬼戏’。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毒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
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对于思想反动、形象丑恶恐怖的‘鬼戏’，大家都认为不能演出；但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的‘鬼戏’，则觉得还可以演出。我们认为，这两类剧目虽则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无论哪一类都首先肯定了人死变鬼的迷信观点。即使有的‘鬼戏’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的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
江青曾看过这份报告，她说：
“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毛泽东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文化部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党组，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通知有关的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照此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直接告诉文化部。
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中央 1963年3月29日
1963年4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此信中的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组织人员起草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4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空政文工团里年龄还不到15岁的小学员孟锦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春藕斋”的舞厅，和文工团团员们一起陪首长跳舞。
10点钟，毛泽东来到了舞厅。孟锦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她：
“你是新来的？”
孟锦云说：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武汉人。”
毛泽东笑着说：
“噢，武汉人，你是我的半个小老乡。你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么？”
孟锦云避开毛泽东的话头，问：
“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黄鹤楼？”毛泽东也不正面说他去没去过黄鹤楼，而是吟诵道：“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毛泽东问起孟锦云在文工团的工作情况，孟锦云说她12岁就来到了文工团，一直在学舞蹈。毛泽东问她：
“练功累不累？”
孟锦云说：
“开始练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学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说，就是冬天，练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湿透了。”
毛泽东说：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点糖水，不然可损害身体。”
孟锦云“嗨”了一声，说：
“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怕苦怎么行。”
毛泽东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流泪’。旧戏班子有这么句话，你知道吗？看来，你们也是这样。”
陪毛泽东跳舞的另一个女孩子邢韵声，看到生活俭朴的毛泽东连一块像样的手表也没有，就将自己的新表赠送给了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在客厅里请孟锦云、邢韵声几个女孩子吃饭，不住地劝她们：
“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他还笑着说：
“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认为，‘人是铁，烟是钢，一次不抽闷得慌’，饭可以不吃，烟可不能不抽噢。”
饭后，在送别客人的时候，毛泽东叫住了邢韵声，他说：
“小邢呐，你是个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哟。”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练书法的诗稿，说：
“这首《七律·长征》就送给你吧。”
邢韵声非常高兴地接过诗稿，小心翼翼地放进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诗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泽东一看，说：
“噢，这样不行。”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诗稿包了起来，递给邢韵声，说：
“要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你的。”
4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起草中共中央对苏共复信的问题。
钓鱼台的“秀才班子”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的观点。草稿写出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他说：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张燮林和庄则栋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截然不同：庄则栋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擅长防守，号称“攻不破的长城”。
4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有王力、范若愚参加的写作小组重新起草的对苏共的复信稿，参加讨论的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
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后边所说的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写的20件报告，他看完以后，觉得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摸清了。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来让陈伯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定名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对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4月10日的报告和河南刘建勋4月15日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2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2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15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150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中央 1963年5月2日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1963年5月10日”。
5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的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两亿吧！还有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亚洲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
你们的党（几内亚民主党——笔者注）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该把他们赶走。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因为你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你们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它们得到解放。你们也有这个责任，不要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我们也一样，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给予的帮助不大。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给予的帮助可能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而是能够克服的，正在采取措施克服。我国的经济、文化同你们差不多，几乎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过去，你们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是遭受几个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
我们和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谁都没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西方国家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它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谁给造成的？我们经济、文化水平低是它们造成的。管理国家，过去是它们代替我们管理的。英国人讲，你们管理是可以的，但要学，学多少年，慢慢来。可是你们不是慢慢来，而是一下子就取得政权。我们也是这样，夺取了政权再学嘛，不会管理慢慢就会管理了。有错误就改嘛，难道只有我们有错误，西方国家没有错误？它们的错误比我们更大，它们犯了反革命的错误。我们根本上没有错误，我们是进行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地提高。”
5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江青和上海的柯庆施组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执笔撰写的。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禁演“鬼戏”的报告的精神，公开点名批判了昆剧《李慧娘》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所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草稿提出了一些指导性修改意见，又提出了一些有关“四清”、“五反”方面的意见；尔后和大家一起进餐。
毛泽东把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上的反修斗争同时展开，精神上是异常亢奋的，所以他举杯祝酒说：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接着，他又说：
“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5月8日，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湖南的报告；又向全党推荐了河南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和湖北《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以及湖南《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个材料，他在批语中写道：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 1963年5月8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彭真汇报了他们前一天晚上讨论的情况，说文件没有写好，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
“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7个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汇报说，对阶级斗争的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深入。毛泽东说：
“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5%，6%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有人说到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
5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是要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跃进”号货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它的载重量为15930吨。“跃进”号货轮于1958年9月开始由大连造船厂按照苏联设计图纸建造，11月27日建成下水。1963年4月30日，“跃进”号载着1.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5月1日中午，“跃进”号货轮触礁沉没在苏岩礁。5月2日深夜，“跃进”号船员从上海集中乘机飞往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三副、三管轮以上的管理人员，与他们一起座谈，了解情况。）的处理情况，还想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就征求将要离去的各中央局书记的意见，他说：
“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
大家都说愿意留下来等周恩来。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主要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稿。
5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这7个材料是：1、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2、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3、章轶仲写的《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4、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5、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6、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7、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毛泽东在转发这些材料时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批语，全文如下：
浙江省这7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4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3月23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4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它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3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么，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 1963年5月9日
5月10日、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先后在4个改写稿上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其中在《决定》草案的第10条里加写了一句名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又将他撰写的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放在《决定》草案的前边，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全文如下：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5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了柳宗元，他说：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10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毛泽东说：
“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
周恩来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
“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95%以上？”
李井泉建议说：
“是否写95%以上好些？”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95%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问：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
毛泽东说：
“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5月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
“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后来在5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此时，毛泽东又全力投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的复信。
在5月19日稿上，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在关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上，他写道：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毛泽东将这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最后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此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从5月下旬起，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征求他们对复信稿的意见。同时，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讨论几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杭州会议制订的《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批分期地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新“五反”运动，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开展。
5月26日，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次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1963年5月26日
毛泽东将自己稿费中的2000元通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送给张干，这就是他信中所说的“薄物若干”。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5月12日清晨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你看，毛泽东考虑得多么周到啊！可谁会想到，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竟出了一个“桃园经验”。于是乎，一场争论，一场新的斗争，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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