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在的法国选举中，让-吕克·梅朗雄的“不屈法国”的表现再次超出了预期。它对领导人和政策的关注最终被证明是其在选举中的正面资产。然而，它自上而下的结构可能会危及其长期的可持续性。
“对不起，我不是很熟悉朗西埃……”两年前，当我和一位法国左派朋友聊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对当时的我非常震撼的反馈：在法国现实的左翼政治当中，巴迪欧与朗西埃这样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在法国左翼内部的影响力未必比得上托派团体出身的知识分子，而在国内如雷贯耳的福柯的著作，甚至在学界都算不上什么“必读经典”。或许正如一代法国左派对中国的想象永远停留在了火热的60年代，中国左翼舆论对法国左派的印象，是否也停留在了56年前的五月风暴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试图走进法国左派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了解当代的法国左翼政治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在同一位法国朋友的推荐与介绍下，我们翻译了比利时社会学家Manuel Cervera-Marzal在《雅各宾》上对法国最大左翼运动“不屈法国”(LFI)撰写的介绍性文章。不同于一般的观察家，Cervera-Marzal曾对不屈法国进行过长期田野调查，他对各个层级的政党领袖与活动家进行过深度访谈，并著有一部介绍不屈法国政治与组织问题的社会学专著。
在欧洲各国的激进左翼党派当中，“不屈法国”就算不能被认为相对成功，它却意外地在欧洲新左翼政治(西班牙的“我们能”，英国的科尔宾与希腊的激进左翼阵线)退却的时代继续前进。然而，本文作者也指出了该运动未来的隐忧：在内部组织层面，梅朗雄的强人政治与灵活但混乱的“气态”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可能性，而在政治策略上，“不屈法国”也维持了一个高度模糊化的定位：其目标到底是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当中夺取权力，还是作为变革者，借助社会动员从而颠覆“第五共和国”？在更具体的选举当中，运动的目标到底是争夺文化霸权的场域，还是最终获取权力？
事实上，不屈法国的经验与教训也为我们思考当今左翼政治提供重要支点：在今日的全球政治生态，尤其是在互联网政治的语境当中，一个符号性的政治明星，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可避免，政治明星和基层行动者之间，应当维持怎么样的关系？从组织架构的角度说，拒绝正式科层制度，是否一定会导致“无架构的暴政”？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民主与科层系统的关系？此类问题，不仅是不屈法国面对的问题，也是西班牙的“我们能”，往期介绍的“比利时工人党”，乃至我们在此地更常见的线下读书会或左翼社群，以及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的左翼自媒体编辑部，都多多少少需要面对的问题。
PS：b站up主“挖枯乐园”之后会推出一期介绍“不屈法国”的视频。牢挖花了大价钱读了Cervera-Marzal的整本法语著作，非常刻苦。大家也多多期待牢挖的视频！
原文指引：
https://jacobin.com/2024/08/france-insoumise-activism-electoral-populism
译文内容有调整
作者｜MANUEL CERVERA-MARZAL、RÉMI LEFEBVRE
翻译｜丸久须
“不屈法国”于2016年1月成立，作为让-吕克·梅朗雄竞选总统的政治载体。如今，它已经成为一各国民议会中拥有71个议员的政治力量，每年获得约500万欧元的公共资金。它在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中的表现，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选举中，远超其在欧洲或地方选举中的成绩。多年来，这一运动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法国左翼核心力量的地位。
在2017年，梅朗雄获得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比社会党更左的党派候选人中最高的选票。到2022年，他的得票又增加了七十万票，支持率达到了22%。虽然这并不足以赢得总统选举，甚至未能进入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二轮决选。然而，在2015年至2019年的复苏之后，欧洲大多数激进左翼力量正在退却，像“我们能”(Podemos)、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杰里米·科尔宾和左翼阵线(Bloco de Esquerda)等。然而，“不屈法国”却继续前行——就像梅朗雄所说的“精明的乌龟”。
尽管人们常常试图预言梅朗雄的政治生涯的终结，但至少他现在依然在政治舞台上。在上个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民调机构和媒体都预测极右翼的国民阵线（Rassemblement National）会获胜。然而，由“不屈法国”领导的左翼联盟却赢得了最多的席位。这无疑是一个相对的胜利：左翼的新人民阵线（Nouveau Front Populaire）获得178个席位，而马克龙的阵营有162个席位，国民阵线则获得142个席位。这再一次证明了梅朗雄的政治生命力。那么，在“不屈法国”发展八年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评估呢？
本文基于对“不屈法国”运动的活动家、干部、工作人员和当选代表的长期调查，并结合关于政党的社会学知识，旨在阐明这一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部分重叠的）困境。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所面临的困境”这个更开放的表述，而不是单方面总结出这段经历的“教训”。 我们所讨论的困境主要源于法国的案例，但实际上，任何以反资本主义视角寻求政府职位的政党都可能面临类似的困境。
01
胜选还是抗议？
“胜选还是抗议”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有些矛盾，但的确值得讨论。“不屈法国”真的想要执政吗？还是它只是希望为那些被遗忘的群体发声——充当曾被称为“人民代表”的角色？在“不屈法国”及其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同类政党中，似乎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一方面，一种是胜利者文化（即希望在选举中掌权-译者注）。这在党内那些前社会民主党成员中比较常见，他们熟悉权力的复杂运作。年轻的技术官僚型干部中也有这一文化。另一方面，激进左翼活动家则更倾向于一种少数派伦理。他们将政治信仰放在政府责任之上，并且对当前的政治制度能否改造社会缺乏信心。
所谓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社会动员与国家政权——也就是它们的起源与最终目标之间感到撕扯。它们对现存体制的挑战与争取选举参政、明确旨在赢得政权的目标并存。为了进入政府，“不屈法国”需要吸引尽可能广泛的选民。这可能涉及调整其纲领、塑造一个体面的形象，以及在政治诉求上与别的政治力量进行一定的妥协。然而，对于一个名称本身就体现“反叛”精神的政党来说，这无疑会带来一些困难。正如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国会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自2021年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在追求“正常化”（即融入代议制民主制度——译者注）的过程当中，该党可能会面临模糊自身反体制身份的风险。这样一来，它就可能让支持者难以理解，并疏远那些最依恋激进主张的活动家。另一方面，如果继续强调其反体制的形象，“不屈法国”在选举中的吸引力则会降低。
希腊的激进左翼阵线（Syriza）以及2000年代的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例子表明，左翼民粹主义并不仅仅是扮演捣乱的角色者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傀儡。不过，赢得选举仅仅是战斗的开始。左翼民粹主义政府面临着金融势力的压力、高层公务员的抵抗，以及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现状而行动的媒体和政治精英。欧洲三驾马车迫使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政府屈服的案例显示，仅仅拥有一个激进的政治纲领是不够的。政府也必须能够满足一系列实施这一纲领的条件。如果没有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支持和至少一些国际合作伙伴的团结支持，左翼民粹主义政府很可能会屈从于金融市场的负面压力。
02
常识
受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或对葛兰西理论的某种阐释的启发，不屈法国的领导者们坚信，政治事关“领导权”问题。为了赢得选举，他们必须首先赢得思想的战斗，打破关于“历史终结”、“别无选择”和“文明冲突”的固执神话。这就是为什么“不屈法国”在社交网络和公共传播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的原因。同时，该党代表们也经常出现在表面看来很受欢迎的电视新闻频道上。新自由主义严重削弱了我们的想象力，使得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企业家，把一切都视为利润的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互助这一过时价值的政治力量很难引起关注。因此，争夺思想层面的优先权显得尤为重要。
但文化战争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吗？大约两万名“不屈法国”的活动家，无论他们多么才华横溢，立场坚定，在面对长达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宣传时，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法国还存在着大量的“竞争性”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子化、集体团结的解体，以及那些预算远远超过“不屈法国”的游说团体和专业传播者们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选民的真实情况来沟通、调整政党的角色，而不是按照我们的一厢情愿来决定政党的角色是什么？知识分子、记者、教师、电影制作人、作家、歌手和艺术家的使命在于改变人们的常识。但是难道候选人不应该专注于赢得选举，即使这意味着抑制可能疏远关键选民群体的提案？换句话说，一个专注于选举的政治力量的使命，是要转变人们的常识，还是适应这种常识呢？
这是个非常现实的困境。在西班牙“我们能”党的案例中，这种困境表现在加泰罗尼亚独立和废除君主制等敏感议题上。对于“不屈法国”来说，困境围绕一些棘手的问题展开，例如是否退出欧盟以及如何对待移民。左翼民粹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分歧。他们经常争论是否适合公开表达这些观点。为了最大化选举胜利的机会，是否应该战术性地搁置对欧盟条约的挑战，或者要求为所有无证工人提供合法身份的诉求？
03
国内与跨国
影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根源部分在于超国家层面。近几十年的欧洲和国际条约推动了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竞争力”的名义让工人互相对抗。基于这一点，“不屈法国”严厉批评各类超国家机构，不论是如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公共机构，还是如跨国公司、游说团体、评级机构这样的私营部门。为了把主权还给人民，“不屈法国”主张让治理重心回归国家层面。
但是，国家主权并不等同于人民主权。虽然资本家阶级的确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但阶级斗争仍然是在各个国家内部进行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通过强调“布鲁塞尔”的压力来逃避责任的国家政治精英，其实是他们自己促成了权力向遥远的、非经选举产生的机构转移。同时，也不能忘记，法国政府在欧盟法规要求他们这么做之前，就已经主动开始实施私有化和紧缩政策。
因此，“不屈法国”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国内层面和跨国层面。在欧洲，它们正努力建立联盟。2019年，“现在人民”(Now the People)平台将“我们能”、“不屈法国”、左翼集团和另外三个北欧国家的政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逃税行为。2020年11月8日，在拉巴斯，这些政党与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盟友签署了一项跨大陆宣言，宣言对极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的现实提出了警告。
尽管实施了这些措施，“不屈法国”仍然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国内政治中。参与选举意味着它必然受限于国家框架。它偏爱的行动方式是全国选举，但这与它对跨国层面重要性的强调不完全一致。那么，一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民粹主义策略，能否兼具世界主义的维度呢？
这种左翼“世界民粹主义”已在萌芽中，其特别之处在于，这一主张将不同的城市，而非国家联结起来。例如，2015年9月，巴塞罗那市长阿达·科劳在移民危机期间发起了一个“难民城市”网络。当时，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分担移民潮负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与民粹左翼有联系的60个市政府通过两种方式展示了团结：城市间的团结（例如，巴塞罗那主动提出接纳抵达雅典的移民）和对难民的支持（通过提供住所、物质援助和法律支持）。
04
个人化与民主
第二组困境具体涉及到“不屈法国”的组织形式。它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梅朗雄称之为“气态”形态的运动。它不想重蹈传统政党的缺陷，比如社会党被认为过于官僚主义、由名流主导且常陷于内斗。梅朗雄常说，他喜欢“轻装上阵”，不需要繁重的组织结构。但（如果继续以这种组织形式运转）“不屈法国”能走多远呢？如果左翼要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也许左翼缺乏的不是想法，而是推广想法的手段，特别是政党和工会，还有建立支持这些想法的社会多数的能力，广义上来说，即推动社会群体政治化的能力。尽管政党在衰退，长期有组织的行动（以需要创新的政党形式出现）在政治和结构上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然而，解决方案不能只是简单地重回以前的群众性政党。因为社会已经改变。塑造20世纪左翼政党政党初期的人口、经济和技术背景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强人的回归（如特朗普、普京、……、博尔索纳罗，还有马克龙）和个人化的增强。这种趋势是由于技术变革推动造成的（从电视到互联网）。在法国，这也因为总统选举的重要性——这是所有选战的核心。在政治党派中，通常是通过打造政党领袖的个人IP来提高集体的知名度和合法性。如果没有像贝佩·格里洛或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这样的人物，五星运动或我们能会怎样？如果没有梅朗雄，"不屈法国"又会如何？现在不再是党造就候选人，而是候选人造就党。不屈法国在2016年成立时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正如埃内斯托·拉克劳在《民粹主义的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所提出的，“超级领袖”(hyperleader)被视为能够实现并象征一个日益分裂和分散的人民团结。然而，随着个人化倾向与领袖人物重要性增强的趋势，社会上也出现了对真正民主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通过2011年阿拉伯革命开始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以及政治体系中新的民主期望表现出来。代表制系统是在少数人（当选代表）权力与多数人（选民）主动或被动同意之间的一种不稳定平衡。这种平衡维持了两个世纪，现在似乎正接近破裂。我们面临的是选择专制还是民主的道路。“不屈法国”又会如何影响这种平衡呢？
最直接的回答是：民主。不屈法国的纲领旨在实现平等这一经常被滥用的理想。在日常中，他们的活动家几乎参与了所有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没有人能质疑他们的承诺是否真诚。然而，一个疑问依然存在：当看到梅朗雄如何掌控运动的财务、战略方向和选举提名时，我们不禁希望他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治理国家。不屈法国提议的“第六共和国”原则，承诺通过宪法变革结束“总统制君主制”。但这种原则与他们的实际运作方式似乎并不一致。不过，不屈法国可能会反驳这一点，认为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并不决定他们之后的执政方式。
他们的拉丁美洲伙伴表现不一，这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乌戈·查韦斯、拉斐尔·科雷亚、埃沃·莫拉莱斯等）确实在减少贫困、文盲和不平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他们在以前没有投票站的地区设立了投票站，并鼓励工人阶级登记投票。另一方面，这些政府依赖于魅力型领袖，这种方式的风险和弊端众所周知。在政治多元化方面，他们的表现也不总是理想。不过要记住，拉丁美洲的右翼反对势力，比起法国或欧洲更加激烈。得到媒体、经济巨头和华盛顿的支持，政治冲突也更加暴力，历史和背景都不一样。
西班牙的“我们能”在成立时，设立了受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 movement)中协商和自我管理做法启发的基层“圈子”。同样地，“不屈法国”在2017年总统选举期间建立的地方行动小组，展现了创造力和亲和力，吸引了比其他政党更多的活动家。然而，第一年的热情并未持久。党-运动逐渐变成了一个集中的个人政党。如果说最初时确实有水平和垂直两种运作方式并存的话，最终垂直运作成了主导。那些认为为了赢得权力必须追求“效率”的人称这是必要之恶，因为不能在每个问题上都展开讨论。而反对者则认为，为了效率而牺牲民主，导致政党失去了党员，并疏远了部分选民。
建立一个没有领袖的政党是不现实的。但是，是否可以让领袖与党员共享一些责任，使运动本身更加言行一致呢？从2023年开始，“不屈法国”给予其地方组织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并承诺在法国的一百多个省设立办事处。然而，这个运动在工会、协会和文化界内部仍然缺乏广泛的网络。
05
灵活还是稳固
“不屈法国”将自己比作一朵云，比起稳固更偏向“气态”，轻盈到几乎显得虚幻。这个组织没有正式的结构，总是不断发展，像一个“进行中的工作”。地方层面享有很高的自主权，小组可以自由组建。尽管去年在省一级建立了一些圈子，但并没有设置中间层级。候选人选拔、资金管理和政治决策的规则确实存在，这些规则定义了一个中心化的组织架构。在这种“气态”表面之下，是一种围绕着领袖的“宫廷社会”，就像诺伯特·埃利亚斯所描述的那样。
如何在组织灵活性和形式化之间找到平衡呢？作为一个敏捷、以行动为导向的结构，党-运动在短期内表现出色，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应对不确定的挑战。然而，它在长期的稳固性上较为不足，尤其是在经历重大选举失败或领导层更替时的生存能力有限。传统的政党模式虽然难以操作和管理，也更难改革，但它能保证长期的连续性，能够承受“恶劣天气”、一定规模的危机，以及选举失败和领导层变更带来的挑战。
正式化一些规则，比如候选人选拔和资金分配，有助于化解主要的冲突来源。然而，保持高度的非正式性同样重要。这能确保组织在激烈对抗时（如总统竞选期间）的快速反应能力，也能保持对更广泛社会的开放性。
06
一元化还是多元化
关于组织正式化的问题引出了另一个困境，即“不屈法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凝聚力。这不是新问题，而是在左翼历史中一直存在的。
如何在保持足够的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又允许一定的多元化，以便汇聚更多的活动家，并维持组织内的政治思考和民主活力？“不屈法国”的领导人经常批评传统政党的民主形式，如代表大会、投票和提案。他们熟悉这些形式，因为许多人曾在社会党参与其中。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容易导致组织自恋，而“不屈法国”更希望关注“有效性”和面向社会。既然“不屈法国”已有详细且能够及时更新的纲领，为什么还要在无休止的讨论中分裂，纠结于细枝末节？
在不屈法国运动中，纲领和领导人的共识是核心，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分歧。“不屈法国”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世俗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欧洲议题等）改变了政治立场，却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多元化讨论。内部不同的“声音”可以丰富组织的活力。社会党内部的派系互动并不总是失灵或虚假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互动常常引发高质量的知识辩论，围绕各种杂志和期刊展开。在社会党在组织上更倾向于总统制（即加强一把手的权力-译者注）后，这些互动才退化为没有实质内容的自负之争。
这里的问题在于运动如何管理冲突和竞争，并建立保障凝聚力的机制。目前，候选人选拔由一个不透明的选举委员会负责。这导致了竞争，而这种竞争应该透明地进行调节。“不屈法国”称其重视“共识”作为运作方式，但实际上这往往是领导者在没有真正讨论的情况下为决策增加合法性的方法。
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当组织无法留住一些有趣的人物，因为他们不能在专门的内部论坛上表达少数意见而选择离开时，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当运动中的冲突只能通过媒体解决，而不是在内部化解时，这种方法是否有效？这正如我们看到的“不屈法国”中几位持不同意见的议员：克莱芒婷·奥坦、拉奎尔·加里多、亚历克西斯·科尔比耶、弗朗索瓦·吕芬和亨德里克·达维。他们在今夏的议会选举后被排挤出“不屈法国”，并立即成立了自己的运动。
社会学家阿尔伯特·奥托·赫希曼指出，不满组织的成员有三种选择：退出、呼吁与忠诚。许多“不屈法国”的活动家和干部因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选择甩门而去。该运动曾经的干部之一夏洛特·吉拉德在2019年离开时写道：“你无法表达不同意见。” 总的来说，活动家的流动性很高。这种缺乏民主的状况限制了“不屈法国”吸纳支持者的能力。这对一个想在社会中建立新多数派的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组织也很少对成员进行培训，因为他们的凝聚力仅靠对纲领的认同。相比之下，围绕政党路线的辩论可以帮助成员成长和学习。
虽有进展，但仍然有限。不屈法国定期召开代表大会，但这些大会没有实权。自2022年以来，"不屈法国"设立了明确的领导结构：“协调空间”(coordination of spaces)。然而，其成员是被选拔出来的，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活动家并不总能对运动的政治方向等问题发表意见，他们只有在被征询时才对有限范围内的决策进行投票。
07
制度与社会
不屈法国既希望在政治制度内施加影响，又希望动员社会。那么，究竟哪一个目标应该优先考虑呢？这两种策略并不完全矛盾。但用埃里克·欧林·赖特的分类来讲，我们如何在“共生”和“间隙”之间找到平衡呢？“共生”指的是从内部改变政治体系，而“间隙”则是在体系边缘创造抵抗和自治的空间。
缺乏强有力的党组织结构和明确的章程所带来的后果，不仅限于我们上文已经提到的方面。例如，在选举中当选的代表，尤其是议员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这可能导致运动陷入议会“盲从主义”（即只通过国家制度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在2017年至2022年间，“不屈法国”拥有17名国会议员，这时党的领导层实际上就是其议会党团。由于党组织较弱（人手少，预算小），议会党团权力相对较大，他们可以依靠强大的资源，如数十名议会助理和通过国民议会发言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2022年选举后，议员数量大幅增加到75名。这些议员成为党的地方领导者。
虽然“不屈法国”在宣传辞令当中强烈反对精英主义，并呼吁“清理”政治阶层，但政治职业化的逻辑依然未受到挑战。国会议员将相对少的一部分津贴（10%）交给党组织，并且没有规定连任次数的限制。梅朗雄自1986年以来一直是职业政治家。在今年六月的欧洲选举名单中，前十名候选人中有一半是现任议员。
在地方层面，制度整合则是另一回事。“不屈法国”的领导者对通过地方组织建立支持者基础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地方组织会与地方名流形成共谋，这也是导致社会党的组织变得僵化与脱离实际的因素之一。不屈法国的运作依赖于数字平台，借助其高水平的中介功能，该组织声称可以不依赖地方根基。在2020年的地方选举中，不屈法国的领导者对这些竞选活动几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资源。然而，赢得市政厅的公职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加入地方精英的行列。
社会变革显然不能仅仅通过国家制度和选举来实现。然而，这种选举理性在“不屈法国”中体现得非常强烈，尤其是在总统和国会层面。这使得该组织更接近于“职业选举人党模式”，这个术语是安杰洛·帕内比安科提出的，描述了一种特定的政党类型。过于强调这种选举模式，是否排除了更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视角呢？
左翼显然需要把组织工作扩展到选举场合之外。过度投入选举活动会影响逐步建设反对派文化、社交网络和更具体的社会团结的进程。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建立反体制社会力量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之相反，今天法国左翼的所有精力几乎都集中在通过选举赢得权力上。当然，左翼不能放弃对权力的争夺，因为这部分是通过选票决定的。然而，选举的胜利显然只有在努力建立了更广泛的权力机制之后才能实现。
“不屈法国”应该能够为一种“间隙战略”作出贡献，正如赖特所定义的，这意味着利用社会中的驱动力来实现具体变革。可是，它既缺乏这样的组织手段，也缺乏这样的意愿。在地方层面，该党力量过于薄弱，财务资源的分散也很少。虽然有提出社区组织的实验，但这些实验开始时间不长，资金不足，并且在地理上相对孤立。“不屈法国”的社运基础太小，难以在地方社会和斗争中扎根。
08
质与量的矛盾
“不屈法国”想要成为一个活动家政党吗？在人们对政党的信任整体下降的背景下，它能做到这一点吗？不屈法国正在建立一种低成本的“自选”(à la carte)激进主义。通过数字平台，会员注册只需几次点击，并且不收取费用，这使得不屈法国宣称拥有超过四十万名成员。然而，这些成员几乎没有权利和责任。运动允许成员低强度的参与活动，但这种灵活性的代价是，活动家的权力相对较小。将权力交给如此广泛的成员基础是有风险的。因此，其活动基础显得脆弱而短暂。
“不屈法国”的组织运作像手风琴一样起伏不定。它在总统选举期间确实能利用其激进立场的吸引力。在2022年的选举中，该党通过一款名为“Action Populaire”的应用程序吸引了许多支持者和活动家，使他们能够迅速参与竞选。然而，在总统选举之后，它却难以留住这些支持者，基层活动家的动员力度明显减弱。
但“不屈法国”的领导者也可以接受活动家在没有选举的年份的低参与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依赖社交网络、媒体和议会平台。同时，长期参与的活动家对民主有较高的期望，而领导者并不准备满足这些期望。“无架构的暴政”也产生了制约效果。它有利于那些积累了活动资本的运动干部，例如来自在“不屈法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加入左翼党的人，以及拥有较高学术资本或充足时间的人员，尤其是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在其内部比例过高。
政党已经无法再培养过去那种强烈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曾是大规模政党的特征。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应该放弃招募和动员活动家呢？我们不应低估社会对激进行动的渴求。在欧洲左翼中，有值得借鉴的例子，比如比利时工人党（PTB）。该党从2000年代初的1000名成员增长到如今的24000名。
许多政党已经将动员成员的工作搁置，因为这被认为是无意义、无效或麻烦的（领袖往往认为活动家过于激进）。如果“不屈法国”希望实现民主化，赋予其“成员”投票权（例如在政治文件或选举提名中），这将使地方活动更容易获得资金。但这也意味着该党需要严格管理成员资格，并收取入会费用。实际上，这正是西班牙“我们能”党的最终选择。如今，该党要求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而在成立时并没有这个要求。给那些能够不经过筛选就加入的成员赋予权利是有风险的。
“不屈法国”的组织模式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它使该党能够在左翼中产生最具可信度的总统候选人，并展开有效的“运动式”总统竞选。然而，该党在更深入地扎根方面存在困难，难以以持久的方式确保活动家的忠诚和参与，也难以深刻改变社会。尽管如此，如果希望实现长期以来渴望的选举胜利，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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