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获得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在计量历史学领域颇有影响力，以研究所谓制度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闻名。他们进一步阐释了英美定居殖民主义所带来产权制度是“好制度”，再次主张好的制度和民主治理能够确保经济增长、发展、公平和民主。
他们的研究粗看颇有意思，而且似乎很说得过去，马克思主义不也看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吗？但是对于制度的研究有秉持唯物史观和人民立场的，也有唯心史观和殖民/资本立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推崇的是后者。著名经济学者Jomo Kwame Sundaram对此提出了清晰有力的批判。在他的审视之下，这三位的研究实际上多是把庸俗的偏见和教条重新用所谓科学方法包装之后的结果。
作者｜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
翻译 | 丁卯、Lancy
校对 | 侯隼
作者简介
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195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著名经济学家。2007年被授予瓦西里-列昂惕夫推动经济思想前沿奖，著作包括《私有化马来西亚》《东南亚被误解的奇迹》《漫长的二十世纪：霸权下的全球化》和《大分流：霸权、不平衡发展和全球不平等》等等。2005年1月至2012年6月，担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负责经济发展的助理秘书长。2010-2012年期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国集团秘书。2012年8月至2015年12月，担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员（ADG-ES）。
今年，新制度经济学(NIE)又一次获得了所谓的诺贝尔奖【编者注：为什么经济学会拥有诺贝尔奖？点击标题《许准 | 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把新自由主义捧上神坛》可了解】，名义上是因为其再次主张好的制度和民主治理能够确保经济增长、发展、公平和民主。
三位获奖者分别是达伦·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简称AJR，因其颇具影响力的计量历史学【编者注：计量历史学是指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技术来描述和解释历史事件】研究而闻名。他们进一步阐释了早期获奖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编者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要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提出的观点，即产权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他们忽视了诺斯后期更为细致和复杂的理论观点。AJR认为，“好的制度”是欧洲英语圈的定居殖民主义带来的。尽管其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创新性，但他们对经济史的研究却过于简化、存在偏颇且具有误导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刻板化描绘
编者注：新制度经济学存在一些过于简化或扭曲的表现，往往被称为“NIE的刻板化描绘”(NIE
AJR崇拜产权，把产权视为经济包容、增长和民主的关键。他们无视甚至否定了许多其他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截然不同的经济分析，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达达布海•直罗吉、约翰•霍布森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
补 充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代表作《论自由》。
达达布海•直罗吉Dadabhai Naoroji：印度棉花贸易商人、民族解放运动早期最著名的活动家。
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 ：英国经济学家，代表作《帝国主义》，是第一本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提供了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系统的理论著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
相比之下，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深知经济资产（例如可耕地）涉及的多种权利和主张，比如使用权。即使是产权本身，也具有极为多样化和复杂的形式，不可简单归纳或一概而论。
“知识产权”这一法律概念的发明，通过否定其他权利而获得了垄断权。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所秉持的英美产权观念忽略了思想史、知识社会学和经济史的脉络。这种简化的视角无法全面反映产权发展的历史动态和社会影响。
AJR对历史中财产、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缺乏细致的理解，而是混为一谈。这三位几乎没有区分通过贸易、信贷、资源开采及多种生产方式（包括奴隶制、农奴制、劳役制、契约和雇佣劳动）实现的各种类型的资本积累。这种简化模糊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维基百科称为“自由主义之父”，同时也是美国两个奴隶州——南、北卡罗莱纳州宪法的起草者。AJR对文化、信仰和种族问题的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人为构建的“文明冲突”理论。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会对这种简化和刻板化的分析感到反感或不满。
补 充
文明冲突论是指由塞缪尔·亨廷顿创建的理论。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该理论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其著作《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和《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AJR把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主体描绘为被动的客体，似乎他们无法主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同样，后殖民国家也受到类似对待，被认为无法有效地实施投资、技术、工业和发展政策。这种观点忽略了这些国家在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展现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编者注：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代表作《有闲阶级论》】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编者注：匈牙利裔英籍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代表作《大转型》】等学者早已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制度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然而，由于方法论上的机会主义和过度简化，新制度经济学非但没有推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反而使之倒退。
二、产权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
AJR认为，在定居殖民地 【编者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包括美英统治区，产权产生并分配了财富。据说，这些地区的优势得益于昂撒产权所带来的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部分前殖民地在经济发展上的良好表现，被归因于制度的成功引入，以及定居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温带地区人口稀少，特别是在土著人口因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流离失所而大幅减少之后，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显得尤为丰富。
千百年来，由于“承载能力”较差，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要低得多。土地的丰裕使得广泛的土地所有权成为可能，而这种所有权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和政治包容的必要条件。因此，昂撒定居殖民者在土地资源丰富的温带环境中“成功地”建立了此类产权制度。
但是，热带地区土著人口密集，这种殖民定居的方式行不通。热带疾病也让来自温带地区的新移民们望而却步。因此，定居者的预期寿命既是制度移植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西方”的“好制度”（包括昂撒定居殖民地）与“其他地区”的“坏制度”之间的差异，是AJR分析的核心所在。白人定居者在热带地区预期寿命较低，发病率较高，这些都归咎于他们无法在当地建立好的制度。
三、殖民者的“成功”
来自于特权，而非制度
然而，正确解读统计结果至关重要。桑杰·雷迪(Sanjay Reddy)【编者注：美国纽约新学院经济学教授】对AJR的计量经济分析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昂撒定居殖民者之所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更优越，而是殖民时期对其有利的种族特权。因此，当丘吉尔这位帝国种族主义者，在其著作《英语民族史》中盛赞这些讲英语的欧洲殖民者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AJR的论据在其他方面已经被批评具有误导性，同时也无法支持以下观点：制度质量（等同于产权保护的实施）对经济增长、发展和平等起着关键作用。
雷迪指出，有利于昂撒人的国际经济环境形塑了经济增长和发展。比如，英国的帝国优惠政策让定居殖民者受到了优待，而热带殖民地则遭受掠夺性剥削。此外，定居殖民地还获得了英国在海外的大部分投资。
在雷迪看来，强制执行英美式私有产权既不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例如，东亚经济体就务实地采用了其他制度安排来激励赶超。
他指出，“这些学者颠倒了概念的使用”，混淆了“他们所支持的以产权为基础的包容性经济”与“以资源为中心的掠夺性经济”之间的区别。
四、为新自由主义的合法化背书：
产权还是大众的权利？
AJR声称产权能确保“包容性”经济，这一观点无法自证。雷迪指出，罗尔斯式财产所有权分散的民主制，和财阀寡头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同样是私有制，“包容性”大不一样。
补 充
罗尔斯主义：是一种社会福利观点，由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罗尔斯主义认为，富人的一单位效用与穷人的一单位效用不是等价的，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直接由社会中情况最糟的那个人的福利水平决定。
此外，AJR关于产权如何确保政治包容性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在法律的包庇下，殖民定居者常常以暴力手段保卫他们所获得的土地，反对“敌对”的土著群体，剥夺土著的土地权利，并霸占他们的财产。
大英帝国所谓的“包容性”政治让步仅限于定居殖民地的统治区。在其他殖民地，自治和普选权往往是在外部压力下才勉强让步的。
对土著权利和政治主张的先行剥夺，尤其是当幸存的“原住民”不再被视为威胁时，这种所谓的包容性得以实现。传统的土著权益在殖民定居者的扩张下已经被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消除。
强化的财产权加剧了不公正和低效现象。许多主张财产权的人反对民主和其他具有包容性、参与性的、往往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的政治制度。
总之，诺贝尔委员会支持了新制度经济学对财产/财富不平等以及发展不均的正当化。在新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广泛质疑与反对时，授予AJR这一奖项也旨在重新为新自由主义的合法化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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