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员在1955年4月和6月间两次南下，对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行大范 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正是他对此前的战略部署进行调整的重要依据。可惜这两次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至今还不能和世人见面。
但从1955年7月9日以后的史实中，读者完全可以看明白教员与邓子恢、刘sq等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上的巨大分歧：邓zh向刘倾诉了自己的意见，刘便向教员建议召开有邓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可教员则在第二天见了刘，第3天与邓7人谈了话。7月15日，邓再次寻求刘的支持。刘便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教员这才从7月18日开始，着手准备召开一个工作在全国各地第一线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调阅第3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和邓子恢的总结报告，批阅卫士的回乡调查报告，见了陶鲁笳，将林乎加的电话汇报记录和农村工作部的简报印发来京参会人员等等， 像部署一次战役一样（有些人说是准备pao弹），为会议做了周密的准备。
1955年6 月24日，教员约见邓子恢，首先让邓子恢介绍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他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原先的计划，把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一听，心想：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搞到130万个？就说：“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6 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教员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胡志明在教员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中午，教员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地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教员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 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教员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教员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 年7月4日，教员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全文如下：
7 月6日，教员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7 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7 月9日，刘少奇给教员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教员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也参加。7 月10日下午，教员没有召开书记处会议，而是见了刘少奇，双方谈了一个小时。
7 月11日12时，教员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及秘书长杜润生7人谈话。此前，教员在6月间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所以他在6月24日同邓子恢谈话时，提议将发展合作社的原计划100万个，改为130万个。邓子恢答应回部里商量后再汇报。
7 月15日，邓子恢觉得还是不能听教员翻一番的主张。他向刘少奇汇报说，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7 月18日，教员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4、5月间召开的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 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教员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 月26日，教员单独见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教员问道：“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鲁笳说：“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教员听了很高兴，他说：“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陶鲁笳想了想说：“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教员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教员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 月28日，柯庆施来京准备参加会议，特意将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的电话汇报记录呈报给教员。关于浙江省整掉15000个合作社问题，林乎加在电话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5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 教员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并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7 月29日，教员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简报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教员所要求的130万个。教员就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教员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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