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
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
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
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
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
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话说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3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军委的4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还有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余秋里。
开会前，谭震林拦着进会场的张春桥，质问他：
“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来北京？”
张春桥怔了一下，回答说：
“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
谭震林不等他说完，就拍了桌子，厉声道：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指着张春桥说：
“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他愤愤地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这个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4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
“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用手指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说：
“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突然间，他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3000御林军。”
说罢就要离席而去。周恩来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旁边的陈毅说：
“谭老板，不能走，要留在里边跟他们斗争！”
他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又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
“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周恩来说：
“《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给我看。”
李先念接着说：
“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叶剑英也早就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了。此前，他曾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呀，如果连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说一句逆耳的话，我们就更不敢了。现在我们都是听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旗帜。”如今他见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进攻，便指着陈伯达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联，我根本不赞成。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质问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这样，也发火了，他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见会议已经无法再开了，只好宣布休会。陈毅见其他人正在退场，就小声对叶剑英说：
“剑公，你真勇敢！”
叶剑英说：
“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说：
“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
“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
“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
“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这还行吗？”
这就是后来有些人赞赏的“二月抗争”，时称“二月逆流”。
陈再道曾在回忆中说：“那时中央的斗争确实也够复杂的了，各种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乱的时候捞一把，都以为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力量，都企图取而代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这个时候，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人都站出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戚本禹回忆录》则是这样说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再说2月16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他双臂抱在胸前，浓眉紧锁，脑子里满是在会议前发生的那惊人一幕。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如何向毛泽东汇报？何时汇报为好？他终于决定晚上暂不去向毛泽东汇报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周恩来相反，他们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整理出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来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她立即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
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听着两人的汇报，只是觉得老总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吸着烟，微微而笑。但当他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话，不再笑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道：
“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说：总理似乎对《红旗》13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说：
“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张春桥、姚文元汇报的时间并不长，毛泽东还没有发大脾气，只是在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
就在这天晚上，那些老总老帅们还在给自己的部下鼓劲，他们高兴地说：
“打了一个大胜仗！”
陈毅乘兴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又放了一炮，他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徐向前也在以军委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他说：
“现在有了中央军委八条这个尚方宝剑，左派右派由你们定，他们自封的不行。”
2月17日凌晨，周恩来、李先念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财贸系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当场下令逮捕了支持财政部造反派组织、支持财政部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发表了批评造反派对老干部不讲政策、残酷斗争的讲话，并以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为例。”
2月17日，四川的李井泉闻风而动，出动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开枪打死了红卫兵和群众，开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镇压”。
2月1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中写道：
“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一天，中共中央还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的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7日晚，林彪将谭震林这一天写给他的信，转呈给毛泽东。并在信上批道：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
毛泽东往下看去，只见谭震林在信中写的是：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3次反击，第1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2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毛泽东看罢，提笔在信上批示道：
“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满以为毛泽东看罢这封信，一定会大骂一顿谭震林，没想到他竟会这般轻描淡写地批了几个字，顿时恼羞成怒，一把将信撕碎，丢到了痰盂里。后来，秘书偷偷地将此信碎片捡起来，保存了下来。
2月1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了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
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李先念又接见了财贸系统各部局的司局级以上全体干部，并发表了讲话。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等人。毛泽东非常激动、非常气愤，说道：
“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97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把北京留给你们。”
“他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他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我不信军队会跟你们走。”
毛泽东又一次点着名说：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他最后说：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对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徐向前同志进行批评，他们3人停职检查。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
此时，已经是19日拂晓了。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了会场。
2月19日，林彪将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的两个报告：《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 报送给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主席：
此两件，是否可转发全国，请主席审批。
林彪
2月19日晚，毛泽东看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报告，在批示中写道：
林彪同志：
1、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2、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相应减少4小时。3、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以上请酌办。
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
毛泽东
此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其它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她说：
“毛主席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2月20日，戚本禹给整理了《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材料的谭浩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好的。我们热烈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中发［67］61号）。《说明》中写道：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7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1、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2、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4、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5、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本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写道：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2月22日这一天，北京举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章中写道：
“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和领导生产。经过半年多以来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据吴德回忆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论的讨论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候，陈毅曾经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永夫，在叶剑英支持下，调动武装部队占领“818”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打伤347人；尔后逮捕和镇压“818”造反派，拘禁青海军区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叶剑英听了赵永夫的电话汇报，高兴地说：
“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818’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818’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2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后，由张春桥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会通过了《当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
上海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消息传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
“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19日的指示，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7次。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4次讲话，前3次是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讲的。
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他们3人。因此，在会议休息期间，与会者们都不敢和谭震林他们3个人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老干部几次痛哭流涕地认了错，有的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作了检查，有的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了。他们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听从毛泽东的教导，努力跟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作了检讨，开始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
后来在3月18日会议结束时，有人提议，把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级以上干部。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是有意保护这些老干部，包括没有受到批评的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
再说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推荐两篇好文章》的短评。短评中说：
“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
此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闭门整风。
吴德看了这些文章，对谢富治说：
“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2月28日，陈伯达给毛泽东送了天津小站反对文革运动的《快报》，毛泽东批示：
“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社论中说：
“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目是：《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中写道：
“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3月8日，农林口和首都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大会”，把矛头指向了在“二月逆流”中拍桌子骂娘的谭震林。他们批判了谭震林镇压群众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
3月10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章士钊为排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在1967年3月6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写了一封信。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笔者至今未见原文，所得材料只是章含之的一段回忆性文字：“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而章士钊给刘少奇的长信，则是这样写的：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当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音yi he，意思为侧齿咬噬——笔者注）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生活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士钊谨启
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毛泽东又派人把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送材料的人交代章士钊说：
“这些材料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您看。”
欲知毛泽东将如何处理刘少奇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59年与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文革前后与刘少奇等人的斗争、七十年代初期与林彪等人的斗争，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将这3次斗争比较过。先不说林彪的问题，仅就前两次斗争的情形而言，不妨设想一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7月23日会后与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毛泽东说要与他谈谈，彭德怀不但骂骂咧咧，而且还拂袖而去。假设彭德怀趁此机会和毛泽东心平气和的谈谈，那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7月23日会议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那些活动和言论，还会有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吗？假设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晚与刘少奇谈话时，刘少奇具有邓小平那样的“灵活性”，不再剑走偏锋，另生事端，那结果将会如何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无情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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