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分田单干“合同书”之谜及其它

小岗村分田单干“合同书”之谜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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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当下“主流”的“改革开放历史”叙述版本,四十六年前的耶纪1978,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十几户农民偷偷地搞了“分田到户”,并为此弄了个类似“合同书”(很多宣扬文章称之为“契约”)的文书,还在上面“按下红手印”,这引发了农村取消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回复农民家庭单干的“农村改革”,因此,这个小岗村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而广泛宣扬。

  然而耶纪1998“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广东某报发表《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的文章,对“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编号为GB545663的大包干红手印”提出了五个“疑点”,其意是怀疑展出的这个“红手印”(或曰“合同书”)不是当年那十几个小岗村农民搞的原件。这篇文章,引得各方人士对那个“红手印”的真假和有无争论纷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网上发布的据说是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的“大包干血手印”

  到了耶纪2021,网上出现一篇注明为“首发”的文章《小岗村大包干合同,一度有人怀疑是造假,这位记者还它清白》(见 https://mr.baidu.com/r/1vCHelLJ0xq?f=cp&rs=378103403&ruk=ogTXLtD7oU8D04TCmVKjJA&u=794b5eb23910fdea),对关于那个“血手印”(或曰“合同书”)的由来乱麻进行了“梳理”,最后认定它是“真迹”。

  而同样在耶纪2021,网上一篇题为《 徐祥临:新华社记者造假与小岗村红手印造假,属实吗? 》的文章也提到关于那个“红手印”真假的问题,认为它不是真品原件而是复制品。

  根据上述两篇网文,笔者把有关那个“红手印”的乱麻梳理简述如下:

  耶纪1982.10,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为完成拍纪录片的任务,到小岗村找“大包干的素材”,得到一张据说是村民分田单干时“赌咒发誓按过手印”的纸张,回去后却发现它的正面是向每户村民发放“生救款”(生活困难救助款)的数额,反面是领取人的姓名和“红手印”,根本没有其它内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四个月后,王映东再次来到小岗村索要能“说明问题”的“红手印”,经过反复多次做工作,终于得到了一张写有“分田到户”语句、按着“红手印”的纸。但后来,王映东虽然在纪录片中拍了这张纸,却一直认为这只是个“复制品”,“小岗人骗了他”。一年后,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举办展览而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去了这张纸,展览后引起各路媒体“轰动”宣传,后来它就被该馆列为“一级文物”收藏了。而到耶纪2003,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张“红手印”纸和王映东第一次得到的那张“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红手印”纸都归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然而,至少到耶纪2021为止,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是那张“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红手印”,似乎该馆也认为王映东第二次得到的能“说明问题”的“红手印”纸有造假嫌疑,不能陈列。而多年来,小岗村人为“配合”各路电视报道和展览,多次“复制”了写有“分田到户”语句、按着“红手印”的“契约”(“合同书”)。

  王映东第一次从小岗村得到的那张“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红手印”纸

  王映东第二次从小岗村得到的那张能“说明问题”的“红手印”纸

  应该说,王映东还只是认为那张能够“说明问题”的“红手印”纸“不是原件而是复制品”,而当年是新华社记者、后来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的张广友则怀疑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大包干红手印”(即所谓“合同书”,或曰“契约”)。

  张广友在耶纪1998曾著文说到:“我……1977年冬天,1978、1979年每年都去两三次,最后那次是1980年1月24日,我随万里到了小岗。1980年2月,离开安徽之后,我又同吴象(原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于4月、12月两次到小岗。此后几年,每年都去一次风阳,几乎是每到凤阳就要到小岗去看看。这期间我从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有个什么‘契约文书’、‘18颗手印(有的说是20颗)’之类的说法。”而“1988年,好像是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第一次看到‘秘密会议’、‘契约文书’、‘18颗手印’的说法”后,“每当我看到当时的滁县地委、凤阳县委领导都问:过去是否见到这份‘契约文书’?他们也都说‘不知道’,‘没看到过’,‘没听说过’。”所以,他认为小岗村干的“分田到户”的事儿是真的,“红手印契约文书”是假的。

  网上资料显示,张广友此人当年“在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宣传报道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写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万里传》等“专著”,他在耶纪1998写的“回顾”自己采访小岗村的经历的文章中曾明确夸扬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作法是“农村改革中的先进典型”,由此可见,他不可能因为政治观念的分歧而说假话掩盖小岗村的“功绩”。他之所以提出那个“红手印文书”可能是假的,是因为他认为“有没有那张‘契约文书’都无所谓”,担心造假会“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甚至会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

  (以上见《 张广友:小岗村18颗手印的真假 》;另见张广友:《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小岗调查的历史回顾和思考》,载《百年潮增刊:中国命运大抉择》,(98)京新出报刊增准字第248号,百年潮杂志社耶纪1998出版。)

  总之,现在展出的那个“小岗村红手印”是原件还是复制品,或者当年是不是有这个“红手印”,说法各异,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但实际上,围绕这个事儿的争论,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总结四十多年前以小岗村为“先进典型”的“农村改革”的经验教训,真正实现习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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