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战略，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抓手。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发展的前景是什么？《乡村纪事》的作者们扎根基层，以集体调研、集体写作的方式深入研究集体村庄，全景展示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7个案例，也为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本号将陆续推出《乡村纪事》部分章节，敬请关注。
本文节选自《乡村纪事》第三章《山沟里的华西村——大坝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同于华西村的“高起点”，大坝村有着较长时期的单干历史，水土资源缺乏、地理位置偏僻，2000年人均收入不足一千元。节选部分呈现了大坝村如何从分散走向合作，又是如何在金刺梨产业运营中，探索出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管理方式。
2012年，时任大坝村书记的陈大兴在华西村学习后，总结了三点华西经验，即“要发展团队精神，要选准产业，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干到底”。为了组织起涣散的村民，大兴书记和村两委带头做了大量的工作。种植金刺梨就是由大兴书记带头先试种，再动员村民合作种植的产业之一。这一产业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在收购价下降时，大坝村民并没有放弃合作，而是通过延长产业链，将收益留在村内。这样一个行动力强、凝聚力强的村集体也获得了上级的关注，撬动了外部资源。
在确保公平性方面，合作社主要以土地入股，通过分红缩小村民分化；按小组承包果林，控制组间和人均承包的差异；以管理株数为基础计算劳动量。大坝村的合作化之路不断经历着市场波动、管理调整和人员变动，但始终坚持着抱团发展，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作者｜严海蓉（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农业转型等）
高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工农文化分析）
丁玲（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集体经济、农政变迁）
第三节 走向合作：
在带动下起步、在波折中坚持
分散的农户是市场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不仅自身难保，也没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今天农民合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几十年间农民的分散、分化和资本下乡也使得农民合作面临着诸多挑战。所幸的是，大坝村贫富分化问题并不突出，村庄没有难以克服的势力争斗和派性纷争，也没有“遭遇”资本下乡。在大坝村，这些常见的压制和分解农民合作的障碍都没有。大坝村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几十年来村民养成的散漫习性。
不过，虽然大坝村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田到户，但村民和村民小组的集体观念还没有销声匿迹。现在大坝村没有个人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大坝村自留山1000多亩天然林地都分到户了。老百姓为了获得柴火，不久就将林地的树木基本砍光了。有村民意识到了植被破坏的问题。1988年，马槽小组自发开会，集体讨论决定收回马槽小组村民的林地。其他村民小组看到马槽小组的山上长出了树，就自动不上山砍柴了。20世纪90年代村委会介入，把各个村民小组的林地集中收回保护。村主任卢正学说：“按我们这里的习俗，‘六月六’会有个火把节，全部村民都参加。在这个火把节上，村委会（干部）宣布不准砍柴了，口头上一讲（大家）就遵守了，个别人违反就罚款。”
大坝村如何受到启发走合作化的道路呢？2012年7月，村支书陈大兴去华西村学习，这次参访使他感到相当震撼。他回忆说：“最幸运的是吴仁宝老支书单独跟我谈了半个小时。”回来后，大兴支书就组织村“两委”开了一周多的会，分享学习经验，村“两委”顺势讨论了村子未来的发展。支书坦言：
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国家有这么富裕的村，以为我讲的是假的。2012年华西的人均分红就达到8万元，我们村才只有1980元左右。我把在那边买的碟子放给大家看，他们才相信。我提出合作发展以后，大家都同意，但是都在观察。因为我们那时没有钱。那时我们是省级二类贫困村，相当穷。我们开了一个多礼拜的会，才确定下来成立合作社。
如何走好合作化的道路？大兴支书总结了三条华西经验：要发展团队精神，要选准产业，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干到底。
历经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屡试屡败后，金刺梨种植终于成为大坝村选定的产业。金刺梨原来只是野生的，被一位林场场长无意间在山上发现，后来上报给贵州农科院。该农科院培育了300多株金刺梨苗。大兴支书较早发现了野生金刺梨驯化后的价值——含有人参皂苷、病虫害少、糖分高、产量高。
2008年大兴支书开始试种金刺梨，把300多株金刺梨树从林场移栽到村里，在办公室后面种了20亩。接着其他村干部也开始试种。他们将当地林场因山火荒废掉的地承包过来，发动十几个党员带头种金刺梨。2011年果树开始挂果，当年价格为每斤25~30元。按照平均亩产约245斤计算，效益相当可观。但是大兴支书并没有趁高价赶紧出售。为了打消村民种植金刺梨的顾虑，他搞了推广会，请上级领导和相关主体免费试吃。
推广会后，不少商贩来到大坝村购买金刺梨，每天带来3万~4万元的收入。村民们改变了态度，主动来向村委会要苗。这时候，村干部见时机成熟，就召开村民大会，筹备建立合作社。
我们问大兴支书：“动员老百姓难吗？”
大兴支书回答：
难。改革开放多年，村民心散，不理解这些事，以为承包给他的永远是他的。所谓“金不调，银不换”。2012年我们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一是长期叫他们一起开会，看新闻，给他们看人家做得好的；二是村干部白天没时间，晚上去村民家做工作，给他讲道理，凌晨两三点才睡。当时给大家开会，做了一个比喻：改革开放是，大家没有吃的，把土地分给大家是让大家种，糊到一张嘴。现在吃不是问题了，（问题）是要发展。发展呢就要抱团，你才能够做大做强。如果靠自己一户做呢，你有多大本事都做不到。靠土地来吃饭是正确的，但要致富很难。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能做土地的就让他做土地，不能做的就做其他。你一户100亩可以做好，几亩就无法富。
2012年合作社注册的时候，全村共3个村民小组，150户，其中有120户入社。每户出10元入社费，主要以土地入股。入社的土地不一定都是村里原先的承包地，可以是村民自己后来的开荒地，或转包的林场地。入社的村民有分红，但是没有土地流转费。入社工作公开透明是集体经济运行的良好开端。为了确定土地入社方案，村里当时开了一周的会，反复讨论。为确保入社土地测量公平，村委会从当时3个村民小组中各选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进行监督。2012年年底，所有入社土地完成了丈量。
金刺梨树前三年不挂果，但合作社却需要购买苗木、化肥，还需要支付人工费用。村委会主动承担了前期解决资金问题的任务。第一年，村委会从林业局争取到了100多万元的项目资 金，以解决资金问题。第二年、第三年，村委会在信用社贷款共计80万元。
第三年金刺梨树开始挂果了，市场却变脸了。2015年，由于周边种植金刺梨的地区多了，金刺梨价格降到两三元一斤。村干部们召集合作社成员开会，有的人提出干脆重新把地分了，各家自谋生路，还有的说砍掉金刺梨树种别的作物。大兴支书回想当时说：“第一，我们好不容易才抱团，分下去了我们不就白干了这几年？第二，我们可以搞深加工，这样会比常规农业的价值翻好几倍。”
瞬息万变的市场倒逼大坝村开始走三产结合的道路。在村委会领导下，2015年合作社创建了果酒加工厂。当年，加工厂生产了400多吨金刺梨果酒，老百姓获得了分红。2017年，上级政府帮助协调资金，准备在大坝村筹建大酒厂。大酒厂预计投资1.6亿元，截至2017年底已经投入6000多万元。
上级政府对大坝村的“大手笔”投入，并不意味着大坝村的集体化是自上而下的“奉旨合作”，而是因为大坝村最初内生的（集体化）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后，获得了上级政府的关注。大坝村干部坦言：大坝村在2012年筹划集中土地搞合作社的时候，上级政府并没有关注。上级政府注意到大坝村也是因为“一个不完全是偶然的偶然”。大坝村在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村庄的统一规划。结合当时的政策，大坝村在2013年引导村民建了28栋外观比较统一的房屋。2015年，大坝村所属区政府为了给贵州“美丽乡村”建设全省观摩会选点，看到了大坝村的村容村貌，就决定加大对大坝村村内道路和绿化的投资，最后大坝村成了省级新农村示范点。
大坝村村委会的组织能力也很突出。双堡镇党委书记全优说，大坝村的村委会在双堡镇的15个村里表现很突出。有一些村庄抱怨镇政府扶持大坝村，全书记的回应是：“咱们做个试验，现在你们都通知下去，明天上午8点全村党员开会，哪个村能够像大坝那样把会开起来？”
正因为转变思想开始走集体化道路，以及村“两委”的“给力”，大坝村以内生动力撬动了更多的上级政府的支持。大兴支书在大坝村合作化的意义上想得很明白：
我们村这种模式解决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因为村民有股份。以前田是给有能力的人做，帮他做工的一边打工一边把钱花完了，赚不到什么钱。很多村是把土地流转给公司……老百姓没有分红，赚多少都是老板的……时间长了，老百姓醒了，（觉着这样）还是不行。
第五节：
劳动管理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如何安排金刺梨林的劳动管理上，合作社有过不同的尝试。这些尝试给我们展现了合作社是如何处理“兼顾公平和效率”这一经典问题的。总体上，这些尝试以2016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注重公平，但存在劳动积极性不好调动的问题。而第二阶段采用了组团承包金刺梨林管理的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公平和效率兼顾。
金刺梨林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1）施肥：第一年用鸡粪上底肥，第二年用鸡粪追肥，到第三年开始挂果后，每年用复合肥追肥一次。（2）剪枝：需要分别在每年的4月、7月和摘果后剪3次。（3）割草：需一年进行3次，用打草机打碎，就地做肥。此外，每年年底还需要大量的劳力摘果。
一、杜绝比懒竞赛，组队承包管理
外出打工的农户、在合作社上班的农户以及家里土地比较少的农户大多把自己的金刺梨林交给合作社管理。而有20~30亩土地的农户往往更愿意自己管理金刺梨林。结合这一情况， 2013—2015年，合作社对金刺梨林进行集体分组管理。合作社原则上保证每户有一个人在合作社工作，但并非所有农户都愿意参与。2013年到合作社报名管理金刺梨林的有68人。合作社将他们编为7组，每组大致10人，每人每月工资2400元。对于摘果，合作社按照小组总采摘量另外支付劳务费，费用平分给组员。但拿固定工资、在组内平分摘果报酬的办法仍然有吃“大锅饭”的弊端。
刘大成2015年8月进入合作社，负责劳动管理。他回忆道：“当时安排他们一起去锄草，但是因为人太多，有人偷懒；合作社这种搞大集体的方法，老好的干活使劲儿，奸猾的就偷懒。”也有其他人提到：“小组的工作上不去，如果组里有懒人的话，会把其他人也带坏。”
老会计杜贵成的看法或许更理性。他认为这并非集体劳动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一是本村的人情面子文化，导致管理人员管理时不能说得太重。二是没有正面的劳动竞赛宣传， 且集体劳动的公平管理立不住。两个因素叠加产生了懒人的温床，滋生了比懒竞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合作社将劳动管理方法改为计件制。村民组队承包金刺梨林管理，按照管理金刺梨树的株数来计算管理收入，按照摘果的重量计算摘果收入。合作社跟组长签管理合同，一个小组内的人相互监督。刘大兴从一开始就在合作社里参与管理金刺梨林。2017年，1953年出生的他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仍然是干活能手。谈起合作社里劳动管理方法的变化，他说道：“刚开始规定60岁以上的不要。当时我61岁，进去干活儿，人家也没说什么。只要你肯干，年纪大些也没关系。但是合作社认识到这是个问题，所以2016年合作社把金刺梨（林）划片，叫人组队来承包。”
2016年劳动管理方法调整后，合作社主要有两类劳动者：一类是与合作社签一年劳动合同的、拿月工资2400元的工人；一类是与合作社签果树管理承包合同、按照管理株数计算工作量的人，他们拿每年每株12元的管理费和年底的摘果费。这两类劳动者都由刘大成来管理监督。2017年，合作社有21人拿月薪，56人承包金刺梨林管理。56人如何承包金刺梨林管理呢？如何公平地分配要管理的地块呢？合作社有自己的原则和办法。
首先是清点2000多亩土地上每个地块的金刺梨树株数，为承包管理和核算劳动量打下坚实基础。从2017年初起，刘大成就带人清点金刺梨树，他谈道：
每家每户有多少株、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记录。每年正月一上班就数金刺梨（树），要花半个月的时间。清点的时候，死掉的要除去，新近补栽的，还不能立即登记，因为长势还不稳定，不一定成活。平地还好清点，山坡上就很困难了。所以村里不管哪一片的金刺梨（林），我都很清楚。这个记录有正副两本，每一组记录都有承包组长摁手印。
我们翻看了合作社的清点记录。小小的笔记本上清清楚楚地记下了承包管理的土地归属哪一户，以及承包的地块上的金刺梨树株数，和56人管理的金刺梨林的详细情况。近20万株金刺梨树，能清点得这么清楚，刘大成这个平凡的合作社干部做起这些来，举重若轻，令人敬佩。
二、以计件为基础，兼顾公平
合作社的另一个经验是在计件制基础上充分兼顾公平，尽量让想干活的人都有活干。金刺梨林管理工作的分配，在操作上是以路为界，划片承包，但遵循公平原则，合作社对各组每年的承包量做动态调整。刘大成说：“比如说去年你管了4000株，如果今天报名人多了，那么你就只能管3000株；如果这一个坡有6050株，你有两个人想包，我就说你俩包太多了，会叫你们再找两个人。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相互之间差不了三五十株。”
在记录里面，我们随机抽查2016年两个小组承包的情况：刘大兴名下有6543株，组内有四人；吴根伍有2624株，是两人一组。两组人均相差300多株。刘大兴组承包的比较多有特殊原因。当时合作社把要承包的土地划成三大片。虽然划片时合作社清楚这三片的金刺梨树总株数，但是并不知道每一片的株数。两位组长通过抽签决定各自承包哪一片。刘大兴组干了两个月后，合作社才去清点金刺梨树，那时才发现他们承包的太多了。
各承包组内如何分配管理株数？刘大兴组是按照出工天数计算并分配的。他说道：
我们干活最“狠”的4个男的组成了一个队，太阳大都不怕。我们不是亲戚……我们承包了14 000株，平均每人3500株。在小组内，我们是按出工数记工，进行收入分配。虽然我是组长，但是我也是跟大家一样，按工参与分配。小组内有人做不好，我可以叫他走。组队的时候，我们愿意要勤劳的。去年我们4个人一共收了8万斤果子。
2016年只有少数农户自己管理自己的金刺梨林。2017年在外打工的人听说有人管理金刺梨林赚钱多，也想回来承包管理金刺梨林。2017年管理金刺梨林的一共有56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家管理自家。记录本里只管几百株的便是此类情况。
刘大兴也证实了合作社对每人承包管理株数的动态调整情况：
去年（2016年）果子丰收，我们承包金刺梨（林）的人赚得多，因此今年有很多人要承包。合作社就让大家自己管理自己的金刺梨（林），如果想多管理，就自己跟户主谈，谈好后到合作社登记。今年承包的，大多数是个人承包自家的。我还是带了一个小组，是4个人，有我兄弟的媳妇，我的儿媳，还有一个堂妹子。她们没有个人承包，是因为她们没有管理金刺梨（林）的经验。而且因为我以往管理得好，村委（会）认我，也放心交给我管理。今年我们4人管理6543株，平均每人1635株。今年承包的人多了，所以合作社没有这么多金刺梨（树）分给大家管理，而且我今年风湿脚痛，所以也做不了多少。
合作社每年分几次向金刺梨林管理小组或个人发管理费。如刘大兴所说：“去年（2016年）我们按季度发管理费，今年改成4个月发一次。”这并非如我们开始所想是为了监督管理成效，而是为了方便合作社资金流转。因为金刺梨林改为承包管理后，各组组内互相监督，按工计酬，刘大兴说：“哪怕是亲戚，干活都很卖力，没有出工不出力的情况。”访谈中，没有人提出存在金刺梨林管理不善的问题。
合作社根据管理株数而非最终产量来计算劳动量，有其合理性。因为影响产量的因素是多重的，比如地块“肥瘦”，仅仅以产量来计算劳动量对承包人不公平。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管理制度，提高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以摘果为例，2014年之前每个人每天摘100多斤。改革后，每个人每天能摘800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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