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建国以来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中，红西路军从来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出版发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辑为长征专辑，收入红军老战士有关长征的回忆文字72篇，其中6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这6篇回忆文字分别为——
程世才（中将）：《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周纯麟（少将）：《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中将）：《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大校，后晋为少将）：《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中将）：《历史的结论》
同时期的《红旗飘飘》第3辑（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回忆文字42篇，其中3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李天焕（中将）：《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少将）：《从祁连山到陇东》
1959年1月，《红旗飘飘》第10辑出版，原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中将的回忆文章《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被刊用，该文编者按这样写道：
西路军远征新疆，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一次红军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1936年秋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一年之久。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堕落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为了实现个人野心，继续采取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并且假传中央命令，让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于l936年10月26日，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西征。由于脱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是忠实干革命事业的，他们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当西路军濒临绝境之际，他们收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电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李天焕同志的“气壮山河”，写的就是1936到1937年间，西路军远征新疆那些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1]
虽然这段话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黑白分明简单化的定性定调与语气语境，这当然谈不上有多么严谨多么准确，然而我们从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与“叛徒张国焘”，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叛徒张国焘，是狗屎一堆！而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的征战历程，是“气壮山河”！西路军将士们的故事，是“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
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2]
更何况，这种在宣传上的简单化归咎其实也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专门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㈠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㈡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既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㈢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㈣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㈤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㈥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3]
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道：
荣臻同志并告李涛：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4]
建国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原西路军将士有63人，他们是：
元帅：徐向前；
大将：王树声；
上将：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将：方强、毕占云、杜义德、李天焕、吴先恩、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秦基伟、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温玉成、彭嘉庆；
少将：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吕仁礼、吕黎平、朱火华、任思忠、刘鹤孔、李家益、吴彪、何柱成、余品轩、汪乃贵、宋承志、张力雄、张行忠、陈明义、陈宜贵、林乃清、周纯麟、周学义、赵正洪、赵承丰、姚运良、贺健、袁彬、徐斌、徐国夫、徐明德、黄鹄显、萧永银、喻新华、程业棠、傅绍甫、谢良、潘峰、蔡长元、黎锡福、戴克林、魏传统、况玉纯、幸元林等。
离开军界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有：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曾回老家，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达新疆，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到达新疆，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黄火青（到达新疆，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绕道返回延安，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总部通讯局局长宋侃夫（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对此，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也予以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5]。
1958年7月1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到西宁视察，在听取了当地领导同志关于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的汇报后，曾作出指示：
对（西路军）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予以解决。
（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级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不少。
对牺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把牺牲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师军级指挥员，每人要写出个简历材料，如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牺牲地点、时间、表现；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果没有重大叛党的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
（对马步芳杀害红军的）万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还应将马步芳如何杀害红军的罪恶记下来，纪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孙后代。[6]
需要说明的是，失散人员身份履历的核实和生活安排安置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山头”的部队都存在，这是全国范围内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只是“西路军”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的各路红军中也都存在。这类问题处理和落实，政策性很强，调查、核实和落实的工作量和难度也相当大。在国家财力并不富裕的时代，这些工作都是很难做到尽如人意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笔者刚上小学，“停课闹革命”后，《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就成了笔者的启蒙读物——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知道了“西路军”，知道当年这样一批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转战历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焕将军在《走出祁连山》中那个经历失败后的悲怆之句：“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7]”
那年笔者才八岁，从此就把他们镌刻在了自己心灵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后，当西路军“蒙冤”、“平反”之说沸沸扬扬之时，笔者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注释
[1]《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红旗飘飘》第10辑第7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1月版。
[2]《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第405～第40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4]《关于应注意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批语（1949年12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949.10～1950.12）》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5]《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6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朱德关于安排西路军失散同志生活和工作的指示（1958年7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李天焕《陷入绝境之后》，《红旗飘飘》第3辑第2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李天焕《走出祁连山》，《星火燎原》第3辑第444页（丛刊第9期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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