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的逻辑之下，未来的几十年中，国际自由化在这个大国相互竞争、军事工业力量的主要中心位于北美、欧洲、东亚和南亚的多极世界中，很难作为一般经济战略找到拥趸。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国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的经济一体化，而且战略意义较弱的特定行业也会有自由贸易。但是大国不仅不会允许市场力量让其失去狭义的军工业，也不会放手既有军用又有民用价值的更广泛的战略产业。权力政治已回归。全球自由市场之梦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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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导言：全球贸易自由化几乎是所有经济学研究者都认同的圭臬。理想状况下，生产要素、服务和产品自由流动，每个国家只要专注于发展自己占有优势的产业，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会让所有国际贸易参与者都获益。但本文的作者，德克萨斯大学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客座教授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认为，经济学研究短视地忽略了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在真正的国际政府还遥不可及的当下，每个民族国家必须始终保有相当的军事和工业力量。这就意味着国家政府一方面需要保护本国可转向军事生产的战略经济部门，另一方面也需警惕敌国或潜在对手的整体经济发展。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所昭示，现代战争动员的是全民力量，一旦出现产业链短板，就很容易在军事上受制于人。在安全困境的逻辑之下，“关于国家安全和全球贸易的政策争鸣正汇成一场有关相对国家力量的讨论。”历史告诉我们，自由贸易并非主流，而是少数世界性强国为巩固既有优势地位的狂热鼓吹。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回归经济民族主义，“全球自由市场之梦已死”。本文于2019年10月13日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
数十年来，对国际贸易投资及国民经济发展的研究与国际安全研究相互脱离。在大学校园的政治学系里，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学者与各种理想主义者就国防和外交问题互相争论。而隔壁的经济学系里却无甚交锋。几乎所有的学院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自由贸易和投资对所有参与方都有好处。在他们设想的理想世界中，国界无足轻重，货物、服务、资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
甚至在唐纳德·特朗普成为记忆中第一位明确倡导经济民族主义的美国总统之前，分隔国家安全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墙就已经土崩瓦解——主要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受益于一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并同时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霸权。关于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的争议正缓慢但不可避免地合并成关于相对国家力量的单一讨论。这标志着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Luttwak)所谓“地缘经济学”的复兴。
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安全困境”。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无政府世界中，每个国家都要自我防御。问题在于，军队既可用于防御又可用于进攻。如果一国进行武装，另一国将永远无法确定这些武器不会被用于侵略。因此，第二个国家也会进行武装，以震慑第一个国家。就这样，相互猜疑导致军备竞赛持续升级。
安全困境也适用于经济学。在工业时代，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制造业。尽管现在大肆鼓吹所谓的“知识经济”，但这个事实仍未改变。一个国家不能用小猫的视频APP击败敌人(尽管它可能会让敌人分心)。
许多生产资本货物或民用消费品的工厂都可以转向武器生产。所以敌对国之间不能只监视彼此的常备军、海军、舰队和武器装备，它们还必须关注实际对手或潜在对手的整体工业产能。而工业产能也必须定义广泛，囊括敌对国的整体经济，不仅涉及工厂，还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和电信系统、资源、劳动力和金融系统。工业时代的战争动员全民，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整个经济体之间的战争。即使在不那么激烈的冷战时期，部分经济也被动员了。
民用和军用生产之间没有简单的分界线。美苏的太空竞赛(由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引发)始终含有军事意义。
任何国家想要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都必须建立和维护本国的先进制造业，即使只是因为担心在“安全困境”引发的经济军备竞赛中落后。正如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中所写道，美国必须“在军事和其他必需品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总的来说，汉密尔顿蔑视杰斐逊将美国视为农业天堂的看法，他试图保护美国的新兴产业免受来自更发达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掠夺。
经济民族主义理论中仅次于安全困境的概念是规模收益递增。在最简易版的经济学入门课中，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知道的经济学也就如此了，所有市场都天然竞争激烈，并由许多小生产者分享。规模收益稳定或递减，也就是说，大规模生产者不一定比小规模生产者更高效。
这种假设在前工业化时代是成立的，当时一家雇用一千名铁匠在同一屋檐下并肩工作的铁匠铺，并不会比一千个个体经营的铁匠更快速地生产更优质的马蹄铁。但现代机械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收益递增。与一个从零开始组装的工匠团队相比，拥有装配线的汽车厂可以更高效、低价地制造汽车。
在收益递增的行业中，包括作为现代军事力量基础的制造业，入门经济学并不适用。市场远非完美。产生效率的是规模，而不是竞争。因为大企业、大机构的效率更高，不受限制的竞争往往会驱逐小企业，导致寡占甚至垄断。我们习惯性认为，垄断是欺诈和不公平做法的后果。但在收益递增行业的不完善市场中，高效且守矩的公司仅仅因为比竞争对手略胜一筹，就可以消灭对手并获得垄断地位，且不违反任何规则。(对于拥有网络效应的行业来说也是如此，比如通信业，但这些行业与本文主题的关系不大。)
适用于企业的也同样也适用于企业所在的国家。理论上，一个国家或贸易集团能垄断特定产业的所有生产制造。中国可以制造世界上所有的iPhone，欧洲的空客可以制造所有的飞机，日本可以制造所有的汽车，韩国可以制造所有的轮船。这些以收益递增为特征的特定工业部门一旦实现国家垄断或集团垄断，将持续良久。它们的成功本身就意味着进入市场的门槛高耸，保护它们免受潜在竞争者的挑战。印度尼西亚要进入空客垄断的全球客机市场将十分困难。
传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好。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理念就是各国应按照绝对优势(亚当·斯密)或比较优势(大卫·李嘉图)进行专业化发展。
但是按军事-经济安全困境的逻辑，审慎的国家战略制定者应忽略学院派自由贸易主义者及其自由派盟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产业依存并不是勇敢迈向无国界全球市场和和平永续的黄金时代这个乌托邦理想的一步。事实相差甚远，产业依存是必须被最小化的风险。特别是，国家战略制定者必须确保国防工业的基础供应链不在潜在军事对手或可被钳制的第三国境内。他们必须保护自有的军事相关产业，并在必要时发展新产业。这就是我和经济学家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称为“国家发展主义”(National Developmentalism)方法论的本质。
图为亚当·斯密 来源：谷歌图片
正如我们所见，现有制造业的规模和成功构成了新企业乃至国家进入市场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滞后的国家若要寻求建立其他地方已经蓬勃发展的产业，只能诉诸于违反市场的政策。在工业时代早期，英国几乎垄断全球制造业。为了保护英国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与英国的制造业竞争，而是专门向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和向英国工人提供低价食物。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1776)中写道：
假如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
如果美国领导人听从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建议，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仍会是一个农业大国，向国外运送棉花、玉米和小麦，同时以不利的条件从欧洲和亚洲的工业国家进口所有工业制成品。
汉密尔顿拒绝了亚当·斯密的建议，并指出美国各州“不能平等地与欧洲交易;缺乏互惠将使他们成为制度的受害者，该制度诱使他们将视野局限于农业，避免制造产品”。正如19世纪的德裔美国经济学家晚些时候指出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自由贸易会令前者锁定优势，“一般性自由贸易的结果将不会是普世的(商贸)共和国，相反地，欠发达国家将普遍屈从于主要的制造业、商业和海军强国”。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帝国都认识到自由贸易是英国自利的鼓吹，两国都保护了自己的萌芽产业，使之免受来自英国的竞争。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德都成为了超越英国的工业强国。
事实是，每个成功赶上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国家都以某种方式保护了其萌芽产业，亚洲国家即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其赶超西方工业产能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和四小龙们——韩国和台湾地区——使用非关税手段来保护国内企业免受进口的冲击，例如法规、货币操纵和其他策略，同时补贴出口。
此类发展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国家安全和工业自足的考量如此重要，那究竟为什么存在自由贸易?答案是自由贸易是历史的悖逆。工业时代开端之后的两个半世纪中，自由贸易极为罕见。近代早期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贸易保护主义的欧洲帝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民族国家瓜分了世界经济。19世纪中叶有过一段由英法推动的短暂的贸易自由化时期，但却被美国和德国等后发国家所排斥。
正如经济现实主义所预言的那样，自由贸易很少被提倡，提倡者仅限于那些不惧怕军事或工业竞争的大国。换句话说，各国不是抽象地宣传自由贸易，而是度量着直接利益的大小，相应地鼓吹自由贸易。例证一是英国：通过几个世纪的保护主义措施，英国建立和扩展了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因而在19世纪中叶投机性地成为了自由贸易的传道者，希望为出口开拓新的国外市场。一个世纪以后，美国在1945年之后也从萌芽产业的保护者摇身一变，成为狂热鼓吹自由贸易的新教徒。真是便利啊!
国际关系理论家习于称作“自由霸权”战略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替代物;相反，它是两者的合二为一。一个同为军事和经济霸主的国家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和无与伦比的工业优势，因而有底气对军事-经济安全困境松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遭受战争破坏的欧亚经济在十年后开启复苏之前，美国的制成品在全球市场上几乎占据垄断地位——美国视之为自然态势。冷战期间，美国决策者放任日德的重商主义，牺牲美国生产者的利益，以将日本和西德留在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中。他们自满地假设美国将继续维持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军事-经济安全困境的逻辑表明，日益式微的霸权应放弃自由霸权的宏伟战略，因为其军事和工业产能的相对份额正流向新兴大国。前霸主不必重启早期的萌芽产业保护主义。相反，它应该为其出口寻求开放国外市场，同时通过严格坚持贸易对等，保护本国工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而且它还因将与当前和潜在军事对手的经济往来降到最低，以免本国消费者和资本家增强敌人的力量。
英国和美国在鼎盛时期都没有依照这种常识性逻辑行事。英国本应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放弃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以应对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和德国的兴起。相反，英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采取新保护主义。那时，薄暮的微光已笼罩大英帝国，英国精英们意识到帝国的力量正在消散，但为时已晚。
同样，甚至在中国工业崛起之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美国制造业刚开始受到复苏的德国和东亚进口的冲击时，美国就应果断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采取更具对等性的尼克松式经济民族主义。相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一样背道而弛。华盛顿被假定的自由世界秩序所蛊惑，扩展其军事疆界，将越来越多的帝国责任加诸已身，同时让重商主义的亚洲和欧洲贸易伙伴消灭了许多美国制造业。同样，美国的跨国公司已将其大部分产能转移到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或政府补贴的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
我认为，要最好地解释英美为何继续坚持已有所妨害的自由贸易政策，需从国内政治因素方面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的政治影响力。
通过制造业崛起的国家享有巨额的利润积累，这些资金通过再投资进入本国的金融业。最初，一国的金融部门趋向于随着制造业和其他产业而发展。想想洛克菲勒家族如何从制造业转入银行业，或者德州的石油利润如何成了休斯顿和达拉斯众多银行的创始资金。
问题在于，政治主导的金融部门可能愿意牺牲国内制造商的利益来实现其他目标，比如促使贸易伙伴开放金融投资的大门。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的一场政策争论中，伦敦金融城成功击败了英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他们担忧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英国工业的衰落，这些疑虑在世界大战中得到残酷的证实。
在当代美国，华尔街通过其在财政部的盟友施加影响，一直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华尔街加入了苹果和沃尔玛等跨国企业与底特律和匹兹堡之间的战争。苹果将iPhone的组装从美国移到中国，而沃尔玛的成功基于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策略——无论针对欧洲、墨西哥、加拿大还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失误和前后矛盾之处。尽管如此，它仍是特朗普的继任者可以贯彻的两种美国政策的版本之一。一种是新经济民族主义，但最好比特朗普版更巧妙、更慎重。新经济民族主义将摈弃冷战和后冷战时代过时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采用一种更具对等性的贸易策略。它将把本国制造业视作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
另一种选择是尝试恢复自由主义霸权(可能在更小的规模上)。例如，通过试图建立由美国、欧洲和东亚盟国(不包括中国)组成的三方集团。奥巴马政府尝试了第二种策略，企图将中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国家联合在美国主导的集团中，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促进欧美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促进美亚贸易。
从长远看，在较小的规模上恢复(排除中国的)全球自由主义难以成功。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在中国是威胁还是商业机会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另一个方面，印度一旦成为大国，不会比中国更乐意放弃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不会转而信奉19世纪英国“古雅”的自由贸易理念——这种意识形态仍披着数学的外衣在美国的众多经济系里反复循环。
安全困境的逻辑之下，未来的几十年中，国际自由化在这个大国相互竞争、军事工业力量的主要中心位于北美、欧洲、东亚和南亚的多极世界中，很难作为一般经济战略找到拥趸。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国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的经济一体化，而且战略意义较弱的特定行业也会有自由贸易。但是大国不仅不会允许市场力量让其失去狭义的军工业，也不会放手既有军用又有民用价值的更广泛的战略产业。
权力政治已回归。全球自由市场之梦已死。
翻译文章：
Michael Lind, The Return of Geoeconom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3,2019
网络链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eturn-geoeconomics-87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