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随着数十年来的“告别革命”，中国的主流文学已经离工农的生活和呼声越来越远，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然有作家坚守着左翼文学的星星之火。刘继明老师是当代有代表性的坚持为工农写作的作家。在南京大学，刘继明老师以《“柳青道路”与我的写作》为主题，为南大师生展开了一场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讲座。
刘继明老师分享了他对柳青及其创作道路的独到见解。柳青，这位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作家，以其真诚、自觉的创作态度，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创作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史诗”——《创业史》。刘继明老师将这一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文学道路称为“柳青道路”。通过探讨柳青及“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创作与生活，刘继明老师揭示了“柳青道路”的深刻内涵，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同时，刘继明老师还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分享了其从先锋文学到底层叙事的创作转向，以及对“柳青道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
这场讲座不仅是对柳青及其创作道路的致敬，更是对当下文学创作方向的一次深刻思考。中国的文学往何处去？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或许“柳青道路”能给我们些许启发。
作者｜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第五、六届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天下》杂志主编等职。新世纪初以一系列小说随笔文论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实践者，主要作品有《刘继明文集》10卷、长篇小说《黑与白》三部曲。
南京大学的讲座现场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南京大学的师生们交流。我虽然多次来过南京，却是第一次走进南京大学校园，但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这自然是因为南大拥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学术资源。
南大文学院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镇同样令人瞩目。我和南大文学院的不少老师也很熟悉，如丁帆教授，九十年代初我在长江文艺杂志社做编辑时，编发过他的大作；王彬彬教授，1995年我到南京组稿时就见过面，那时他还在南京军区工作，后来他到武汉参加“屈原文学讲坛”的活动，我们又见过一次面；还有毕飞宇教授，95年那次，我也找他约过稿，毕飞宇当时刚从扬州调到南京不久，在一所中学教书，住在城墙边的学校宿舍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那一次，我还见了韩东、鲁羊、朱文等人，包括我和毕飞宇在内，当时在文坛被称为“新生代作家”，记得在韩东家里，他拿出一份刚出的新民晚报给我看，上面有一篇《钟山》副主编徐兆淮先生的文章《文坛涌起“新生代”》，文中列举的“新生代作家”就有我们这几位。顺便说一句，我去苏童家找他约稿，就是徐兆淮先生陪同的。一晃都过去三十年了。所以我这次到南京，心里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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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和“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柳青道路”与我的写作》。先讲第一个问题：柳青道路。
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2016年夏天，我曾经去西安郊区拜谒过柳青墓，并参观了落成不久的柳青纪念馆和柳青墓、蛤蟆滩（神禾源、皇甫村）。柳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史诗”，被誉为“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的经典作品。
所谓“三红一创”中的“三红”指《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指的就是《创业史》。但在实际评价上，《创业史》的地位则要比“三红”高得多，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当代文学学者以及高校中文系学生和研究生，都把柳青及《创业史》当做热门的研究课题和对象，出现了长盛不衰的“《创业史》热”和“柳青热”。
《创业史》封面 | 图片来源：搜狐
在普遍看淡甚至否定“前三十年”文学的主流学界，柳青获得的这种殊荣无疑是少见的，相较于同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艳阳天》及其作者浩然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更是堪称奇迹。在2016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最高领导人提到的一长串中外经典作家名单中，柳青以唯一的一个“前三十年”作家的身份赫然在列，无疑加重了其作为经典作家的份量，特别是近年来柳青被当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广受推崇，使得他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学界，而呈现出某种符号化乃至偶象化的趋势。
柳青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从一个左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直至成为“革命作家”的经历，在他那代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如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他们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以前，周立波出生于1908年，丁玲出生于1904年，赵树理出生于1906年，孙犁出生于1913年。柳青出生于1916年，他和孙犂比其他几位的年龄平均小近10岁，但都属于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对这代人有一个统称：五四后。
总体上说，“五四后”知识分子跟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一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一类是以胡适、傅斯年等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的信仰者，而丁玲、周立波、柳青等这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则是前一类五四先驱的热忱而坚定的追随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投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洪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先锋。
柳青和丁玲、周立波、赵树理这代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从国统区投奔延安和解放区，或者本人就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又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创作出了各自的重要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生和出道时间稍晚的柳青，虽然在四十年代也写出了《种谷记》《铜墙铁壁》，但真正写出代表一个时代的重要作品，还是《创业史》。
以《创业史》为标志，柳青才摆脱“五四后”知识分子这个以代际和集体命名的符号，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新的时代的创作道路，我称之为“柳青道路”。
柳青（1916-1978），本名刘蕴华，字东园，
笔名柳青 |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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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和“柳青道路”
2016年，在文学界素有“国社”之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柳青传》，作者是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出于对柳青的崇敬，该书刚一出版，我就在当当买了一本。
《柳青传》封面 | 图片来源：网络
《柳青传》中这样写道：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父亲虽然在陕北，但他没有聆听这次讲话，因为1941年他下乡到米脂县组织乡选，和农民一起搞‘减租保佃’活动去了。父亲说：‘后来我读了这个《讲话》，我是拥护《讲话》基本精神的，因为这之前，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柳青传》453页）
五十年代初，丁玲写过一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谈”，题目就叫《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生活和感情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是毛泽东向革命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柳青显然也是自觉践行“讲话精神”的作家之一。五十年代初期，柳青主动申请到农村“安家落户”，也是为了“写书”，是《讲话》精神的延续：
“新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长期地，不是暂时地，也不是时断时地；无条件地，是不甘成败，也不避艰险；全心全意地，不是半信半疑，更不是三心二意。这样的理解，不是咬文嚼字。”（《柳青传》453页）
通过柳青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讲话》精神的践行，是真诚、自觉和积极热忱的，没有任何保留，更看不到丝毫勉强和“被迫”。
陕甘宁边区的女干部帮助农村妇女
和孩子学习文化 | 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柳青的这些议论，跟《创业史》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是和谐统一的。让你觉得，他不仅通过手中之笔，而是用自己全部身心创造出了《创业史》。对于他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记录者，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姿态投身进去，不但直接参与解决皇甫村合作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被反对合作化的“坏人”视为眼中钉，暗中“盯梢”，差点儿被害，而且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将全部稿费捐献给了当地农村。1964年，柳青在致责任编辑的信中说：
“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以及作家要唤起读者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破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柳青传》473页）。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个人，柳青都达到了罕见的高度。无独有偶，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后，也曾将全部奖金捐给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他们这种“公而忘私”的行为不单是某种个人的道德风范，而是那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激励和催生出来的结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封面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柳青对他所出的那个时代不是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尚的行为，也不可能写出《创业史》这样的作品的。也就是说，《创业史》不是作家孤立“创造”出来的，而是作家和时代共同孕育的果实。这并不是抹杀作家的个人劳动，而是说明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而深刻的“互文”关系。
所谓“柳青道路”，是以柳青为代表的那代作家在延座讲话精神指引下自觉的人生选择。作出这种选择的不只是柳青，例如周立波、赵树理以及马烽等人。五十年代中期，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益阳安家，跟农民打成一片，写出了《山乡巨变》，赵树理出身山乡农村，定居北京后，同农村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三里湾》就是这种联系的产物。这两部作品跟《创业史》一样都是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在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差不多同等的地位和影响。
我们都知道，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山药蛋派另一位重要作家马烽，也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他挂职的那个地方在山西汾阳的贾家庄，马烽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的就是贾家庄的故事。电影中有一首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比电影更有名，很多人都会唱。贾家庄是迄气为止少数没有分田单干，仍然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之一。类似的村庄还有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河北的周庄人民公社等。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今年四月份我去贾家庄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参观过马烽纪念馆，同几年前参观柳青纪念馆一样，使我强烈感受到那个时代作家和广大农村农民血肉相连的联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青道路”也可以叫延安道路，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柳青那一代作家不仅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和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亿万农民通过合作化运动走上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用手中之笔生动形象地书写了他们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作家，他们都是幸运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关于作家和时代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直接和相互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并不是融入甚至迎合时代潮流，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的。柳青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按照作家的构思，他要描绘中国农村社会从私有制的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全过程。但直到去世，第二部上卷才完成初稿。导致柳青未能完成这一宏大创作计划的原因表面上是天不假年，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疑惑甚至动摇。
陈永康互助组向全国农民挑战
图片来源：1951年，凌虚 徐京 作
据《柳青传》“未完成的《创业史》的构想”这一节里披露，柳青曾经说：“邓子恢提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接受了苏联合作化的教训以后提出来的。”邓子恢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还在谈到第四部的创作计划时说：“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走上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得明显些。”这段话表明，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看法已经同他写《创业史》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这种原因，《创业史》成为了文学史上一部未完成的经典。这究竟是柳青的幸与不幸，涉及到对历史的评价，很难简单地做出结论，但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不知道学术界有没有“柳青道路”这个提法。如果没有，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如何评价柳青和“柳青道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文学课题，也是一个历史课题。对于其中蕴含的复杂性，几年前我曾经在《谁的柳青，柳青是谁》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柳青》两篇文章中做过具体的分析，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网上找来看看，这里就不赘述了。【编者注：点击标题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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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
下面谈谈我的写作。
前面我说过，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这里用“一直”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作为60年出生的人，当我开始写作时，文坛上流行的是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家如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艾略特等是那个时期几乎所有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2008年，我在上海城市文学论坛的做过一次关于“小说与现实”的讲座，其中谈到，“那时候，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在文坛学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耳熟能详，风靡一时，在工厂的车间或者公共汽车上，一不小心就能碰上有人手里捧着一本诸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和《人论》之类的书，什么孤独个体啊，自由选择啊，存在先于本质啊，利比多啊，酒神精神啊，等等，听起来既新鲜又富于诱惑力。”
八十年代初，美学家李泽厚、文艺理论家曾刘再复先后抛出重量级著作《美的历程》《论文学的主体性》等，为创作自由充当了思想先驱的角色。文学史和思想史界称这段时期为“新启蒙”。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界开始出现一些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创作的现代派、先锋派或荒诞派作品，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西方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如变形、解构和反讽等技巧，追求个人自由、反传统乃至性解放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由于其形式上的新奇陌生，思想上的大胆和富于叛逆精神，在中国文坛风靡一时；稍后出现的莫言、马原、苏童和格非等人，将先锋派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意味着“纯文学”作为一种贯穿新时期并影响至今的重要文学流派，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
先锋文学五虎将
图片来源：纪录片《文学的日常》
我八十年代后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我曾经在一篇《我的激情时代》的散文中写道：
“那时的武大校园真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学院，空前活跃，各种人文学术讲座、辩论和沙龙轮流登场，弗洛姆、萨特、海德格尔、卡夫卡、弗洛依德、尼采、荣格、加缪等思想家和文学家成了万人景仰的文化英雄，活跃在文坛学界的一些风云人物也经常被邀请来珞珈山演说或讲学。每次讲座几乎都座无虚席，如果不提前占位置，只好站在走道和门口听。作为赶上时代末班车的迟到者，我像突然被卷入一个巨大漩涡那样，感到有些眼花缭乱，迫不及待地全身心投入了进去……”
闪耀在人们心目中的是诸如“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先锋派”这样一些时髦的词汇。直到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八十年代那种海啸般的文化状况，九十年代中期逐渐被一种日常化个人化的“新写实”“新状态”所替代（《钟山》），直到九十年代末“新左派”思潮出现后，才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刘继明南大讲座 | 图片来源：人境讲坛
我或者说我这一代作家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走上文坛的。在这种氛围下，柳青和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这一代革命作家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家，在许多人眼里已经成了不合时宜的古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柳青不仅谈不上“仰慕”，甚至是很隔膜的。整个八十年代都是“纯文学”的黄金时代。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社会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等，文学界也开始出现一些对“纯文学”进行反思的声音。
2001年的《上海文学》发表身兼作家和评论家双重身份的李陀的访谈《漫说“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在九十年代成为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我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九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在经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我对“纯文学”也有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认识。
现在看来，李陀先生的反思，只触及到了“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但我认为，“纯文学”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颠覆了延安文艺建立和新中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和柳青等为代表的人民文艺传统。包括毛泽东早在延座讲话中提出的的“文艺为什么人”又重新成了一个问题。文学究竟应该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还是应该为占人口少数的精英和资产阶级服务？这个问题在文学内部是很难找到答案的，而是改开后社会不断精英化资本化所导致的，因此与其说是一个文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联欢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尽管我的写作以“文化关怀”小说为标志，与当时的先锋文学以及新状态文学呈现出某种异质性，但整体上还是内在于新时期文学，自然受制于文学主潮的影响。我的创作真正出现新的变化，是九十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发表的一批描写底层民众生活境遇的作品，与那一时期正在滥殤的底层叙事不谋而合。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重新阅读并重视柳青这一代革命作家或人民作家，并开始思考个人与人民的关系，并试图将自己的写作同断裂已久的左翼文学传统进行缝合。这就是一些评论家指出的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之初开始的“创作转向”。
青年评论家李云雷曾经在《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小说论》一文中，对我的创作“转向”进行过具体的分析，他认为：
“在我们的时代，刘继明的写作是一个异类，但也代表了一种趋向，他的写作向我们表明了‘先锋’的当下形态，那就是向‘底层’的转向。
在这里，‘底层转向’包括以下层次：首先，‘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是今天的先锋，在内容上它的探索不再囿于人的内心世界，而是扩展到了更广大的社会范围，这是‘先锋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其次‘底层叙事’不仅仅是字面上‘描写与同情底层’的意思，它还应该有更为高远的追求，有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在这方面，20多年的先锋探索为之提供了最为切近的可资借鉴的艺术方式，如果简单地加以抛弃，不仅会使‘底层叙事’粗糙无味，而且将使我们的文艺倒退到1985年之前，同样‘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也提供了文学与‘底层’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加以继承。
正是在以上两个层面，刘继明最近的创作为我们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这是一条正在延展着伸向前方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孤独的路，对这条路探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着未来中国文学的面貌。”
在这篇评论中，李云雷看到了我的创作跟主流之间存在的缝隙以及跟左翼文化思潮的契合，并预示了可能出现新的方向。事实上，正是从底层写作开始，我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标志就是长篇小说《人境》。
《人境》封面 |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人境》201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我第二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江河湖》，出版于2010年，体量和《人境》差不多，但这部长篇在我的创作历程中，只能算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在这之前，我还写过几部长篇，但无论是篇幅和容量，都只能算是放大的中篇。《人境》的写作时间几乎从我的青年时代一直跨越到中年，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全过程，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深省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写进了这部小说中，所以我在“后记”中说，是“作者跟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一起共同孕育了这部作品”。
《人境》出版后，曾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部重要长篇小说”，以及在文学界口碑甚佳的《收获》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等几个榜单，还获得过路遥文学奖提名奖。评论界给予了很高评价，李云雷称之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青年评论家李松睿也指出：
“《人境》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在当代文学热衷于探索人性之幽微，形式之创新时，《人境》却继承了20世纪文学思考社会问题，探索人生出路的传统。它面向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历史，探索农村在经济全球化格局冲击下的出路，这挑战着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对文学狭窄的理解。通过对比《人境》与《创业史》……尽管《人境》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左翼立场，但它的深刻之处在于面向变动的现实生活，使多种思想并置，辩难，交锋，为思想提供成长的空间与可能。”
《人境》之后，我认为自己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打算从此封笔了，但我没有料到的是，时隔5年之后，我又写出了一部无论是体量还是意义上比《人境》更重要的作品，这就是《黑与白》。
《黑与白》封面 |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黑与白》从2017年开始构思，动笔于2019年，2023年完成全书共三部九卷，120万字。这部小说的出版比《人境》更曲折，先是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前不久才在内地出版，但发行仍然受限，因此很难从主流渠道见到。
《黑与白》港版问世一年多来，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读者争相通过各种途径传阅这部作品，纷纷撰写读后感和举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分享活动，有评论家称之为“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有人将它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进行比较。《平凡的世界》的发表和出版过程也很曲折，曾被多家权威杂志和出版社退稿，出版后倍受冷遇甚至打压，却在读者中广为流传，销量一再创下记录，成为一部不受主流文坛待见的文学经典。而迄今为止，撰写《黑与白》的很少有专业评论家，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读者，这一点跟《平凡的世界》出版前后的境遇颇有几分相似。但《平凡的世界》“不受待见”，是在它获茅盾文学奖之前，获奖之后，它便很快受到众多评论家的追捧，不仅作品奉为经典，路遥也被封圣，成为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所以我认为，将《黑与白》同《平凡的世界》相比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我从《人境》到《黑与白》的写作实践，同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向，很难用同一种文学标准进行评价。我觉得写作并不只是为了当下，也可以是为了将来甚至过去，比如为一种逝去的历史，一个沦陷的阶级以及某种朴素而永恒的真理，或者像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在受奖词中说的那样，“我写作，是为了给我的人民报仇。”
我曾经在《黑与白》陆版后记中说，这部作品是我“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向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回归，是向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那代作家献上的一件礼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与白》是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柳青道路”的一种继承。
以上就是我对“柳青道路”与我的写作的一点思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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