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系中情况有些复杂，整整有五种经济成分。
第一种经济成分差不多是自然经济的成分，这就是商品产量极少的农民经济。
第二种经济成分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成分，在这种成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第三种经济成分是私人资本主义，它还没有消灭掉，还在活跃，并且只要我们还实行新经济政策，它还会在一定范围内活跃着。
第四种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我们容许它存在并且有可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要求来加以监督和限制的那种资本主义。
最后，第五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工业，即我们的国营工业，在这种成分的生产中没有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
我想简单地谈谈这五种经济成分，因为不这样简单地说明一下，便很难了解我将要宣布的那些数字，很难了解我国工业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况且关于我国制度中的这五种经济成分，列宁曾十分详细地谈到过，他教导我们要善于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中估计到这几种经济成分间的斗争。
我想简单地谈谈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工业，以便消除党内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误解和糊涂观念。
能不能把我们的国营工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呢？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生产组织：一个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另一个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不管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何种特殊形式，但是按实质来说它终究应当是资本主义的。
伊里奇在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所指的首先是租让企业。就拿租让企业来说，那里是不是存在着两个阶级呢？是的，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一个是资产阶级，即从事剥削和暂时占有生产资料的承租企业家，另一个是受承租企业家剥削的无产阶级。这里是没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这一点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谁都不敢跑到租让企业中去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因为大家知道，租让企业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干的企业。
再拿另一种类型的企业即国营企业来看。这种企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呢？不，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因为企业中生产出来的一切除了支付工资以外，最大部分是用来继续扩大工业，即用来改善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
有人会说，如果估计到我国企业管理机关中还存在官僚主义残余，那末这终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同国营工业按类型来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这一点并不矛盾。
有两种类型的生产：一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其中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那里存在着两个阶级，那里在为资本家的利润进行生产；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生产，那里没有剥削，那里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那里企业不是为异己阶级的利润进行生产，而是为全体工人扩大工业进行生产。列宁正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按类型来说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
这里可以拿我们的国家来比拟一下。我们的国家也叫做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它按列宁的说法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并不像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那样为了压迫工人阶级而工作，而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工作。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按类型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虽然在这个国家的机关中还能找到许多坏分子和旧时代的残余。列宁宣布了我国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了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官僚主义残余。
虽然如此，他始终肯定说我们的国家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把国家的类型同国家系统和国家机关中保留下来的那种遗毒和残余区别开来。同样也必须把国营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残余同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类型的那种工业组织区别开来。决不能因为经济机关或托拉斯中还存在着错误和官僚主义等等，就说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决不能这样说。
如果这样说，那末我们这个按类型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能称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了。我可以举出许多资产阶级机关，它们比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得更好更节约。但这还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按类型来说就不高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机关虽然工作得好些，但它是在为资本家工作，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即使它有时不免摇摆不定，但它毕竟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而为无产阶级工作的。
这种原则上的差别是不能忘记的。
关于国营工业也应当这样说。决不能因为我们国营企业管理机关中现在存在着并且将来还会有不协调现象和官僚主义残余，决不能因为这些残余和这些缺点存在，而忘记我们的企业按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企业。
比如说，在福特的那些工作得不错的企业中，也许偷窃现象要少些，但这些企业终究是在为福特，在为资本家工作，而我们的企业，虽然有时发生偷窃现象，事情不总是很顺利的，但它们终究是在为无产阶级工作。
这种原则上的差别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来谈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数字。
农业。如果拿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水平和战前即一九一三
年的水平相比，则我国农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一。换句话说，在一九一三年出产了一百二十余亿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的产品，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出产了九十余亿卢布的产品。到下年度，即到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根据我们各个计划机关的材料来看，产值将进一步提高到一百一十亿卢布，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农业在日益发展，——这是自然要得出的结论。
工业。如果拿我国全部工业，国营工业、租让工业和私营工业来说，全部工业在一九一三年的总产值为七十亿卢布，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五十亿卢布。这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七十一。我们各计划机关预定，下年度的产值将要达到六十五亿卢布，即约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三。工业在日益发展。它在本年度内比农业发展得更快。
（中略）
如果我们拿这样或那样联合起来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的生产同私营工业的生产来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况：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占全年工业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三，而私营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九点三，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七，而是百分之二十点七了。
在这个时期内，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下降了。明年度预定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约达百分之八十，而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将减到百分之二十。在绝对数量方面，私营工业是有增长的，但是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增长得更快，所以私营工业所占比重也就逐渐下降了。
这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实，它说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对私营工业的优势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如果拿集中在国家手里的财产和私有主所掌握的财产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我指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占优势，因为国家拥有的基金总额至少等于一百一十七亿切尔文卢布，而私有主，主要是农户，所拥有的基金总额最多只达七十五亿切尔文卢布。
这一事实说明了，公营经济的基金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这种比重和非公营部分的财产所占的比重相比较，是在日益增长。
而我们整个制度终究是既不能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整个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在这里，就总产值来说，私有主农民的生产还是占优势，但是这里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地增长。
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地增长：它利用本身的集中性，利用本身的组织性，利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运输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及信贷系统和银行都归我们掌握的事实，利用这一切，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不断向前迈进，开始使私营工业服从它，使其余一切经济成分都适应它并且跟着它走。
农村的命运也是这样的：它应该跟着城市走，跟着大工业走。
这就是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提到我国制度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在这个制度中所占比重问题，私营资本主义工业所占比重问题，以及小商品生产，主要是农民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问题时，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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