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这是作者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阅读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一文读后感的形式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是一次通过研读经典著作，以生动而有趣的笔法写作重大而又严肃的历史题材的可贵尝试。马列游侠公众号打算开辟一个“研读经典”的栏目，专门对马列毛的一些经典著作进行一种通俗而又不失准确的解读，避免以往解读“圣经”般“正确却呆板”的弊端，这样，编辑便想起了这篇旧作，以期为这个栏目开个好头。原文标题为：一群男裁缝聚到一起会做什么事情?
这是读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的一些评论，谨以此文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1847年底的时候，在英国伦敦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群德国男裁缝为主的秘密社团，开了至少十天会，然后决定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并委托新入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组织的政治宣言。这个被迅速完成并印刷的宣言，就是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而这个社团也就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恐怕得多交待两句这个社团的背景。在封建社会里面，手工业者是无根浮萍，往往会形成各种结社，公开的经济组织是行会，对外是保护，对内是约束。也有大量的秘密的政治组织，比如清朝的天地会一类。这类组织往往也有宗教色彩，因为总能从宗教文字里面找到一些支持社会革命的说法，比如要平等，要正义等等。
共产主义者同盟也不例外，这个组织的源头要追溯到1836年成立的受基督教影响的“正义者同盟”(本身是从更早成立的“流亡者联盟”当中分裂出来的左派)。这些听着像电影片名的组织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革命团体，正义者同盟的口号一度是“人人皆兄弟”，带着浓浓的水浒好汉的气息。
这些好汉们基本是德国人，彼时德国还未统一，而且各处是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这些人流落到了英法等国，一边谋生，一边筹划着能够在德国搞一场革命，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大家不能把中国革命史往上套，好汉们还完全没有根据地的概念。实际上，当时的同盟和其他地方的秘密结社并无不同，他们想的就是集中几百号义勇，对统治阶级的宫殿来一次冲锋，迅速拿下中央政权，然后公布纲领，宣布改元，这就行了。有这样的想法不奇怪，伦敦“正义者同盟”的三位德国组织骨干，可都是从巴黎布朗基主义密谋团体那里逃亡过来的，1789年大革命成功的记忆还是鲜活的：攻克巴士底狱，就占领了巴黎，而占领了巴黎，也就镇压住了外省。一直到几十年后的巴黎公社，巴黎始终是世界革命当之无愧的中心。
但这种刻舟求剑的计划当然是脆弱的，革命家们总想靠一小撮人的秘密和纪律重复1789年的故事，而回答他们的却是失败与牺牲。1839年在一次仓促的巴黎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受到重挫，领袖们从巴黎流亡到伦敦。从此，正义者同盟就开始了从旧式结社到新式工人政党的转型。
这个往马克思主义的靠拢过程，我们先按下不表。先说这么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个，为什么这些革命者有那么多男裁缝?第二个，为什么是一群大陆来的外来户到伦敦搞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国本地工人去干嘛了?
这两个问题看似是细枝末节，不过我认为这里面蕴含了整个国际共运里面最核心的一些经验教训，也预示了列宁和毛主席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
德国在19世纪上半叶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大陆“国家”，这个时候的德国工业有发展，但是还不能和英法相提并论，声誉很差。比如哪怕到了1876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美国费城召开，德国官方代表，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还承认，德国工业的原则是“价廉质劣”。[马恩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560.]而恩格斯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德国做生意的老规矩，是先送一些好的样品，等签合同了就发次等货。[同上，272.]
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现代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在德国出来。等德国人因为种种原因去海外谋生的时候，往往就去做个小手艺人。老乡之间有个传帮带的效果，一个人做了裁缝或者木匠，后面好多人也会跟着做这些东西。这就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小行当都有明确的地域性一样(复印打印基本是湖南一个地方的人，修下水道基本又是一个地方人等等)。按照恩格斯的回忆，“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同上，190]甚至恩格斯认识的一个挪威裁缝去了巴黎打工，一年时间里很快就学好了德语，法语是基本不会。[同上]
由裁缝和木匠等组成的海外社团，天生就有其局限性。恩格斯也说得很清楚，“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同上，191]换句话说，小手工业者还不算是现代的无产阶级，而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其预备队，他们会反抗社会不公，但是并不会自然地得出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这样的政治觉悟。
但是恩格斯特别强调了，这些手工业者本能地预料到了自己未来的发展，从而实际上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里的“本能”，在我看来有点简单化。小资产阶级有各种本能，为什么是在这个时代能够靠拢无产阶级立场，是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之前就提出的，为什么那么多男裁缝成了革命者，这还是得从资本主义本身去找答案。
裁缝是给人做衣服的手艺。在相当长的历史里面，这个行业跟很多其他行业一样，呈现出一种性别上的倒挂局面。一方面，绝大部分的裁缝劳动，都是由家庭妇女承担的，普通人家到市场上买衣服不多，都是家里女性给全家人做衣服。哪怕到了20年前，女性给家人织毛衣，作为历史上“女织”的一点痕迹，在中国还是一件平常事情，即所谓“男耕女织”。另一方面，在市场上被认可的，从事专业裁缝工作的基本是男性。他们是行会的成员，遵循着师傅带徒弟的体制。这就像在家里面做饭的很多是女性，但是要去了餐厅，你找个大厨，基本又是男性。
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一部分男性裁缝大师傅逐渐演变成资本家，手底下的徒弟和小裁缝就慢慢变成雇佣劳动者。这个过程在19世纪20、30年代，被大大加快了，其基础就是资本主义逐渐把原先处于市场之外的女性裁缝纳入到劳动力之中。
19世纪初开始，成衣市场开始发展起来，也就是衣服可以按照各种尺码先做好，不用每个人量尺寸。这给了资产阶级绕过既有的男性行会的机会。资产阶级采用了劳务外包这个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方法，也就是把材料发放到各个小家庭生产者手里，让他/她们按照要求生产出半成品或者成品。[Katrina Honeyman.Well Suited:A history of
男裁缝们，这些本来还有点市场地位的小手艺人，在资本主义引入了如此多的竞争者之后，自然是不满的。1834年，伦敦有9000个裁缝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取消劳务外包。[同上。]有一部分人自然是要把火撒在女裁缝身上，但是另一部分思想更先进更深刻的人，就会看到，这根本上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
资本主义给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沉重的打击，他们吃过这一茬苦，意识到过去的发展道路不再能持续(徒弟-小裁缝-大师傅)，而未来会愈发地糟糕。在这个条件下，他们才能获得对自己这个行当某种历史的认识，在阶级立场和感情上接近了现代工业无产者。我认为这个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本能”的历史基础。
但是问题没有说完，为什么是这些非典型的工人来实际开展了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呢?这些人聚义伦敦，可英国本身就是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拥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最广大的工人阶级。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承担起这个任务?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怎么没有去英国搞工人运动，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相对落后的德国?
这不是说英国工人完全不行，虽说英国在19世纪没有能产生出欧洲大陆类型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也有它自己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有如欧文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先驱，有自己的各种工会。
但是，英国工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贵族化”。也就是分到了一点英国在全球市场的统治地位的好处，所以跟着英国资产阶级跑。比如说，英国长期野蛮地统治爱尔兰，让爱尔兰变成给英国供应廉价肉类、羊毛和劳动力的殖民地。而这些破产的爱尔兰人跑到英国谋生的时候，却遭到了英国工人的憎恨，因为英国人觉得这些竞争者拉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份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马恩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380.]
准确地说，在1840年代，英国工人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种比下有余的贵族感，毕竟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前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物质条件改善，想想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吧!鼓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无非就是让其中某一部分(英国)工人产生一种自己也是赵家人的想法。所以，马克思才说：(英国和爱尔兰人的)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同上。]所以，解决英国革命问题的关键不在英国，而是在爱尔兰，只有在被压迫被殖民的地方站起来了，才能真正推动宗主国的革命。
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事情就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虚幻的贵族感变成了或多或少实在的物质利益。这是在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逐渐成型，在国内的统治方法也有了调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获得了一些好处。恩格斯在1892年给自己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写序言的时候就说，工人阶级里面的工厂工人和(男性)工会组织成员，也就是传统上政治最积极的工人，都获得了长期的改善。[同上，280-281.]
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政治上是麻木的，这个麻木就根源于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而工人从这种地位当中分到了一块好处。因此他告诫德国工人领袖贝贝尔，不要幻想英国有什么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恩格斯给贝贝尔的信，1883年]
这种深刻的观察，后来被列宁和毛主席继承下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出现了工人贵族，从而革命不会在资本主义中心/帝国主义首先爆发，而是要在薄弱链条，在第三世界发生。这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以，一方面，德国裁缝们革命化了，另一方面，英国本地的工人老大哥看不上共产主义。但是光是有了人，还不足以造成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还需要革命理论。在1840年代，很多问题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敏锐的政治直觉，做出了工作重心的判断，把在1848年前后推动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了德国工人阶级身上。
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两个知识分子，总得有个抓手，有个团体，这个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正义者同盟这个德国工人组织。在1843年的时候，23岁的恩格斯已经接触到了同盟的主要领袖，比如沙佩尔，鲍威尔，还有莫尔。这些手艺人出身的领袖彼时还只有一些淳朴的共产主义理念，要求一切平等。这个跟恩格斯的想法不同，谈话可能也有些摩擦。但是在40多年后，恩格斯仍然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我的良好印象。”
我想，打动恩格斯的，最根本的就是这些革命者都是纯粹的革命者，而不是什么小宗派分子。比如恩格斯就说到沙佩尔，说他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乃至生命，虽然也常犯错误，但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正是因为如此，这才谈得上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在理论上影响了这个团体。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同盟，不参与内部事务，但是与同盟的积极分子以及领导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并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
同盟一度也有各色的小宗派理论家和活动家，比如搞和谐自由基督教共产主义的魏特林，有一切为了爱的克利盖，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后，还有特别想当领袖的维利希和波尔恩，等等。
我们重温一下恩格斯对这里面几位人物的评价吧，放在当今也一样有鲜活的意义——
魏特林是一位“先知”型的人物，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位“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参见《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不过这位先知跟所有人都合不来，最后只能跑到美国继续当预言家。
还有波尔恩，这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工人，他急于想当一个政治人物。因此，他和他的同志们“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同上]这样的政治活动到头来，只能吸引一部分落后群众。到最后波尔恩脱离革命，去瑞士去当教授了。
这些人一个个出来表演，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理论斗争和实践检验，逐渐都消失在历史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慢慢掌握了同盟。1847年春，莫尔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再三邀请，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其共产主义观点在同盟里进一步地传播，并帮助同盟彻底摆脱过去天地会式的过时组织形式。恩格斯说，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
于是，在1847年夏天，就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首先改组了同盟，把那些神秘的旧规全部取消，并代之以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我们如今熟知的形式。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同时，把同盟的名字正式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布，恰巧当月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后来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共产党宣言》里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响彻了全世界。而这些伟大的事业，正如恩格斯这篇文章强调的，不是来自于所谓发达地带的工人和成熟的工会，而是起源于落后地方的手艺人的革命组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这怎能不给我们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些启示呢?
马克思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201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