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是束缚劳动妇女的极大的绳索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随同奴隶制一起出现的。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首先是阶级压迫。男女不平等是阶级对立造成的。
春秋末期，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大肆鼓吹男尊女卑、男贵女贱等歧视压迫妇女的反动谬论。孔老二叫嚣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宣扬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是“天下之达道”。孔老二当上鲁国司寇后，明文规定“男女行者别于途”（《史记·孔子世家》）。
战国时期，孟轲也极力宣扬孔老二压迫妇女的反动观点。他鼓吹“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宣扬妇女的道德标准就是顺从，胡说什么“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在孔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经典更狂热地鼓吹男尊女卑。所谓“男女之别，国之大节”（《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三从四德”，“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礼记·内则》）；女子参政是“牝鸡之晨”，有亡国危险（《尚书·牧誓》），等等，把一层层的精神枷锁，强加在广大劳动妇女的身上。孔丘、孟轲等提倡的这套反动谬论，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地主阶级逐渐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儒家在妇女地位问题上的反动观念，更加发展。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明确指出，“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们硬说男女之间的地位差别，就象“阳尊阴卑”和“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绝对的、永恒的。这种以阴阳来确定男女地位的谬论，为压迫妇女披上了唯心论的神学外衣。班固的妹妹班昭写了《女诫》一书，更是大力鼓吹“三从四德”，进一步把儒家压迫妇女的反动思想系统化。
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说什么如果妇女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也只能去帮助她丈夫的不足，不要自己去干，以免招致祸害。
到了唐代，《女则》、《女论语》、《女孝经》等宣扬男尊女卑的书纷纷出笼。《女论语》的作者宋若莘、宋若昭，是女儒生。她们不但提倡“贞节”、“男女授受不亲”、“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等，甚至还要妇女“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把妇女的一举一动都束缚得死死的。约从五代开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妇女反抗，强迫缠脚，进一步对妇女进行人身摧残。
两宋时期，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地主阶级日益走向反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理学，到南宋时朱熹又加以发挥。程朱理学的核心，就是讲所谓“天理”。他们以“天命”来束缚劳动妇女，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先人类而有的，上天所规定的。
程颐提出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反动节烈观，迫使妇女去做“节妇”、“烈女”，充当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朱熹还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胡说什么即使山河大地都塌陷了，世界都毁灭了，“三纲五常”这个天理也是永存的。
明清两代，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反动统治者为了挽救其没落衰亡，更加宣扬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明朝初年，就用永乐徐皇后名义编写了一本《内训》，用皇帝的命令颁行天下，规定为妇女必读的书。明朝统治者大力奖励贞节，规定谁家有节妇，谁家就可以免除差役。
清朝初年，用顺治皇帝的名义编写了《内则衍义》，鼓吹“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他们还把汉朝的《女诫》、唐朝的《女论语》、明朝的《内训》，加上清朝的《女范捷录》四种书，汇编成《女四书》，作为女学课本。还炮制了多种通俗易读如《女小儿语》、《女三字经》、《女儿经》等束缚摧残妇女的书。
此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更加卖力地宣扬“男尊女卑”。清朝末年，张之洞就疯狂反对男女平等，说什么“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梦想复辟帝制的大军阀袁世凯和独夫民贼蒋介石提倡尊孔读经，把儒家主张的“夫妇之道”、“男女之序”等等吹捧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国历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广大劳动妇女不但能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而且是反封建、反孔、反帝的一支伟大革命力量。
劳动妇女是反封建、反孔、反帝的一支伟大革命力量
毛主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
两千年来，在历次农民起义中，都有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参加。我国劳动妇女在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孔孟之道，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劳动妇女是反对封建统治的先锋。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即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
劳动妇女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首先是指向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
西汉末，公元十七年，琅玡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发动武装起义。吕母对当时的横征暴敛，愤恨异常。她的儿子又被县官冤杀。她新仇旧恨，怒火满腔，组织起一千多贫苦农民起义反抗，自称将军。起义军攻破海曲，处决了县官。她的队伍同官府继续作斗争，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吕母死后，起义部队大部分参加到赤眉起义军，后来同绿林军汇合，形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推翻了王莽政权。
元朝初年，福建汀漳等地的一支起义部队，是由汉族和畲族贫苦农民共同组织起来的，其中以汉族陈调演和畲族妇女许夫人领导的诸峒畲族起义军力量最强，人数达十几万。两族人民并肩作战，给元军以沉重打击，显示了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显示了少数民族妇女的英勇精神和指挥才能。
蒲台女英雄唐赛儿，是明永乐年间领导山东农民起义的领袖。她宣传革命，组织群众，附近农民武装都来汇合。一四二○年（永乐十八年），她在益都卸石棚寨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明朝派青州卫指挥高凤去镇压，唐赛儿横刀跃马，把高凤杀死阵前，全歼敌军。永乐帝非常惊恐，急忙又派他的高级武官去镇压，包围了卸石棚寨。唐赛儿指挥战士，声东击西，乘机突围，安全转移。起义失败后，永乐帝两次下令搜捕唐赛儿。她在群众掩护下，一直未被敌人发现。
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有不少妇女戴盔披甲，英勇战斗。女英雄红娘子在河南起义，两次攻进杞县，最后救出她的丈夫李岩，同投李自成起义队伍。后来李岩协助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号召农民向地主夺取土地。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也是起义军的女领袖。李自成牺牲后，她和弟弟高一功等，领导主力部队继续战斗，起了重大作用。
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领导的起义军，有大批妇女参加，女军被任为全军前锋。青年女将军乌三娘，是王伦的得力助手。他们武装占领城镇，开仓济贫。后来清军反扑，围攻临清。女军英勇保卫临清，在巷战中个个当先。敌军大量涌来，乌三娘跃身登楼，指挥镇定，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七九六年（清嘉庆元年），布依族二十岁女青年王阿崇响应湖南苗民起义，在贵州南笼高举反清义旗，群众拥护她为领袖，称她为王囊仙（布依语“王仙姑”）。云南、广西各族农民纷纷响应。她领导各族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封建统治者，体现了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的团结对敌精神。
劳动妇女是批判孔孟之道的主力军。孔孟之道是维护和复辟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是奴役和束缚劳动妇女的极大绳索。我国的劳动妇女在反对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和扫荡。
隋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隋朝政权，并痛击了孔学和儒者。他们焚毁儒家经书。“方领矩步之徒，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
在这次规模宏大的讨孔运动中，劳动妇女也参加到起义行列。河南魏郡起义军领袖霍氏和她儿子李文相，在公元六一七年（大业十三年）带领五千多人，投入了瓦岗寨起义军。霍氏能骑射，自号霍总管（总管是当时地方军政长官），和她儿子攻占了孟津、中潬等地，在这次起义中贡献了力量。
公元六五三年（唐永徽四年），睦州（今浙江建德）妇女陈硕真和她妹夫章叔胤在浙江发动了武装起义。她自称文佳皇帝，以章叔胤为仆射（宰相）。她蔑视儒家“妇主中馈”、“国不可使预政”的谰言，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儒家“君权神授”的反动谬论。她是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唯一女皇帝，比地主阶级女皇帝武则天称帝，还早三十多年。
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针对儒家“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响亮地提出了“男女无别”的革命口号。在起义军中不分男女，共同作战。方腊的妹妹方百花，随方腊起义，是起义军的一位重要将领。后来她担任元帅，曾在杭州凤山门馒头山点将。革命群众称她为百花公主。方腊组织妇女军配合主力，攻克处州。这次起义，动摇了北宋在东南的统治基础。妇女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她们的行动，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
明朝中期刘宠、刘宸（即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战斗近三年，足迹遍八省。起义军攻进曲阜时，在孔府驻军，在孔庙喂马，把“四书”、“五经”一类儒家经书扔进污水池，把祭孔礼器砸个粉碎。起义军领袖之一杨虎牺牲后，他妻子崔氏担任指挥，驰骋疆场，猛击敌军。她领导的队伍号“杨寡妇军”。她以实际行动否定了寡妇和男子甚至和自己的亲侄兄弟都不许接近的封建礼教。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是清朝中叶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十九岁的王聪儿和她的丈夫齐林在湖北进行武装革命活动。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齐林被清政府杀害，更激起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湖北、四川各地纷纷起义。年轻的王聪儿被推为各路义军总领袖，领导群众四、五万人，转战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四省，战斗三年之久，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以后，起义军在湖北郧西县卸花坡被围，因援兵不继，王聪儿等坚守三个月。她拒绝了敌人多次诱降，最后和男女战士十余人，宁死不屈，相继跳崖，壮烈牺牲。王聪儿以一个青年妇女，有这样出色的战斗才能，正是对儒家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有力批判。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加武装斗争和反孔运动，发挥了显著作用。
洪秀全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就捣毁了孔丘的牌位，指出“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孔丘把人“教坏了”。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把儒家书籍一概焚烧，很多女军用这些经书薰蚊烧茶，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群众性讨孔热潮。
太平天国坚决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一律平等，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姊妹之群”，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禁止缠足、蓄婢、纳妾，主张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
在政治上，太平天国妇女广泛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不少妇女担任重要官吏。女丞相有胡九妹、杨水娇，女承宣有谢晚妹、谭晚妹，杨长妹、石汀兰和朱九妹都曾在天朝佐理政治。共计有女官几千人。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编入女营、女馆，和男子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在军事上，洪秀全曾下过“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诏令，大批劳动妇女参加了太平军。当时设女军四十，每军二千五百人，计女兵十万人。有女将军、女元帅、女指挥。苏三娘“拥众横行数邑”，身经百战，被誉为“天朝女杰”。女军元帅洪宣娇，是洪秀全的妹妹，从十五六岁就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她“豪爽过男儿”，善使火器，参加过攻打长沙等战役。她曾指挥广西桂平牛排岭战斗，杀得清军惨败奔逃。群众歌颂她说：“妇女去跟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跌断腰。”洪秀全的妻子赖氏，也是一个出色的女将军。
在文化教育上，太平天国曾在天京（今南京）开女科，应试的妇女有二百多人。考试时，洪宣娇任正考官，张婉如、王自珍是副考官。这一科录取傅善祥为女状元，钟秀英为女榜眼，林丽花为女探花。傅善祥在考试时尖锐地批判了孔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谬论，得到洪秀全的赞赏。
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劳动妇女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反动派都利用孔孟之道来统治我国人民。这时，灾难深重的我国劳动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孔孟之道的重担。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册上，广泛记载了劳动妇女的英雄业绩。
一八四一年，英军侵占广州，到广州北郊三元里抢劫。英勇的三元里人民竖起平英团大旗，奋起抗敌，狠揍英国侵略军。当时十六岁以上男女大都上阵，没上阵的妇女自动做饭送前方。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男女老幼数万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乞命之声震山谷”。平英团领袖之一周春的妻子阿凤，是平英团的女战士，善舞飞铊，敌人不敢接近，群众称她“飞铊凤”。三元里的妇女在抗英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表现了我国劳动妇女是反帝斗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举行武装起义，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劳动妇女发挥了巨大作用。起义军领袖周立春的女儿周秀英，善舞大刀，群众称她“大刀秀姑娘”。她十七岁时就和父亲一起参加青浦县人民抗粮斗争，英勇作战，群众歌颂她：“女中英雄周秀英，手拿大刀百来斤，头裹红巾去造反，塘湾桥上杀清兵。”小刀会起义后她担任将军。在保卫嘉定战役中，她和女将军飞霞英勇抗击清军。飞霞牺牲后，她转战上海。清军攻上海，她在上海城西和敌军战斗，诱敌深入，杀死敌兵无数。在激烈的上海突围战中，她英勇地抗击英、美、法侵略军，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周秀英短暂的一生，谱写了我国劳动妇女反帝反封建的一曲响亮战歌。
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京津，火烧圆明园。英军两次侵入离圆明园十里的谢庄。在敌人第二次带着洋枪大炮进犯时，猎户冯三保的十九岁女儿冯婉贞，和全村猎户青年商议抗敌。她提出：敌人有新式武器，应“以吾所长，攻敌所短”，采取伏击战术取胜。他们出敌不意，突然奇袭，杀死敌军一百多人，余敌弃炮仓惶逃命。冯婉贞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反抗强暴的光荣传统。
在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妇女也是一支强大的主力。女青年组织起“红灯照”，她们身穿红衣红裤，手持红缨枪，晚间提红灯巡夜。“红灯照，照红灯，杀了鬼子灭大清”，这首歌谣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妇女反帝反封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天津“红灯照”有两三千人，林黑儿是著名的领导人。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红灯女儿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在城镇乡村，她们站岗放哨，结队示威，高呼反帝口号。敌人看见穿红衣的妇女或提红灯的人，就吓得失魂丧胆。
几点体会
（一）我国劳动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她们不甘心受“四条绳索”的束缚，要反抗，要革命，要改天换地。因此，我国历史上几百次农民起义，总有劳动妇女参加。马克思说：“任何知道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伟大的社会变革要没有妇女的酵素是不可能的。”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劳动妇女的革命斗争，虽然没有得到最后成功，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只有他们的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二）“男尊女卑”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产物。妇女问题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妇女求解放，首先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历代劳动妇女虽然曾经英勇地冲杀在斗争前列，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她们不可能争得真正的男女平等。今天，我们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埋葬了压迫妇女的罪恶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根源。广大妇女正朝气蓬勃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着“半边天”的伟大作用。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广大妇女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为妇女的彻底解放，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到底。
（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才能彻底粉碎套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历代劳动妇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勇敢地向孔孟之道进行了抨击，渴望摆脱封建压迫。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她们不可能深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后来，资产阶级在“五四”时期也曾经参加反孔斗争。“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任务，历史地落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身上。劳动妇女要和全体劳动人民一道，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和法律等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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